《智取威虎山》剧照

　　一 欢声雷动威虎厅

　　周日去看《智取威虎山》。早场，没坐满，身边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妈。之前看了预告片花，对坦克、飞机和钢筋水泥要塞印象深刻，本来单纯地打算来看徐克的笑话，看看203首长怎么带着重炮群强攻威虎山，剿匪小分队怎么变成林彪帐下最强主力。没想到，开场竟然跳出了八一厂片头，大出我意料之外。因为八一厂插手的作品虽然也经常很烂，但总不至于把历史拍成魔幻片，不会把解放战争变成蜀山剑侠传。我开始好奇：这片头究竟是说明徐克翻身做人，还是预示着八一厂的进一步堕落？

　　开场不久，身边的大爷大妈开始和徐克互动。只要有一个新人物亮相，他们一定抢在看清字幕之前宣布自己的判断：“少剑波！、李勇奇！、杨子荣、栾平！”。平时电影院里的吵闹会引起我的厌恶，这次身边的嘈杂却带来了几分亲切感，当年在空地里看露天电影的亲切感。

　　等到杨子荣昂首走上威虎厅，嘈杂声忽然消失。“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当这段几亿中国人倒背如流的对话在影院里回荡，骤然的安静之后是满场爆发的惊叹，百十个大爷大妈掌声雷动。我知道徐克这次成功了，他拍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让观众看到了年轻时的梦幻形象——红色战神杨子荣。

　　众所周知，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是历史上的第五版。第一版自然是曲波同志带队进山，在密林窝棚里和土匪比耐力比吃苦；第二版是少剑波的小分队在《林海雪原》小说中过关斩将，书写当代传奇；第三版是1960年的电影《林海雪原》。第四版是样板戏。最后才有徐克的现代第五版。

　　正如《魔戒》的旁白：“历史变成传说 传说变成神话”。在徐克之前，《智取威虎山》的每一版都比前身增加了至少一倍的革命浪漫主义，渲染了壮丽的场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同时，每一版也把战争的残酷、环境的艰苦压缩了一个数量级，让从未体会过零下30度严寒的观众(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王朔的《看上去很美》记录了60年代孩子的游戏模式：

　　“大孩手拿钳子到处去剪人家晾衣服的铁丝，给自己也给我们小孩造出一把把弹弓枪，状似杨子荣和少剑波使的那种“大肚匣子”，铁丝上缠着玻璃丝， 去商场文具柜台买来皮筋一股股穿起来，作业本都撕了叠成三角子弹， 一次打一发，号称德国“二十响”。都是双枪老太婆，埋伏在楼拐角、单元门内， 遇小孩经过便跃出双枪齐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许放空枪。我们在大孩的率领、组合下天天进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日夜争夺每一栋楼门、每一条马路、每一棵树。”

　　到了80年代，我们在家属院做游戏，规则和玩耍时幻想的场景依然如故。可见几代中国孩子共享一个相同的杨子荣梦。至于大雪中厮杀是否真的如此浪漫潇洒，手持匣子枪的杨子荣是否真的百战百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观众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直到差不21世纪，我才知道杨子荣牺牲时间就在威虎山战斗后不久，失手原因正是风雪冻住了驳壳枪的枪机。

　　既然样板戏甚至《林海雪原》也对剿匪经历施加了春秋笔法，那的确没必要太纠结徐克版的威虎山修改了多少历史背景。当年舞台条件和特效差，许多细节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观众们只能用想象填补细节，在大脑中构造一个比样板戏更夸张的杨子荣战史。现在徐克有电脑特效和3d摄影技术支持，拍的比样板戏更精美，比林海雪原的文字更浪漫，或许距离真实的战史更远；但有样板戏铺垫的市场在前，有几十年的英雄传说做背景，观众反而会觉得徐克的电影形象更符合“记忆”中的“真实”，认为披着皮大衣，胡子精心修剪过的张涵予神似幻想中的无敌杨子荣。这就是徐克成功的首要原因。

　　二 同志走了，大侠来了

　　话又说回来，从翻拍红色经典的角度来说，徐克这一版电影的“红色”元素非常可疑。原著小说、黑白电影乃至样板戏虽然并非真实的剿匪记录，但基本逻辑并未脱离史实。都是人民解放军派一部进山，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训练民兵，最后以群众的力量为基础发动进攻，犁庭扫穴，彻底消灭了土匪存在的武装基础和社会基础。激烈的战斗场面从来不是红色经典的唯一卖点。《沙家浜》、《红灯记》没有多少大动干戈的场面，内容以军民合作为主，却和《智取威虎山》齐名。

　　但在徐克的电影里，解放军形象只体现于几十个能打的好汉。他们更像是偶然到来的游侠或是骑士，而不是要永久改变生活的“解放者”。作为一支解放军，剿匪分队相互称呼居然几乎听不到“同志”二字。失去了“同志”身份的杨子荣与其说是解放军战斗英雄，不如说是红色007。毛泽东为解放军规定的三大任务：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在电影里只剩下了一个职能：战斗队。土匪马队进村，20个解放军拼死一战，村民恐惧地抱在一起要求放弃抵抗，这更像《七武士》或是《魔戒》里的平民，而不是人民战争体制下的力量源泉。

　　原作者、解放军军官曲波临终留有遗言，希望《林海雪原》的衍生作品不要成为纯粹的“打打杀杀的武打戏”。但现在看来，徐克版的主要看点恰恰就在“打打杀杀”上，而且是非常脱离实际背景的“打打杀杀”。影片一开始，弹无虚发的狙击枪就把“土八路”的档次往上提了一格；用汽油桶改造的抛射器本来是堑壕战中攻击固定阵地的震慑用具，片中打运动目标的准头堪比重型迫击炮；敌人扔来手榴弹，可以用另一个手榴弹撞回去；少剑波首长的小手枪打快速冲击的骑兵，枪枪中眉心，弹无虚发；轻型坦克向岩石开炮，居然打塌了小半座山。这一版《智取威虎山》终究还是回到了徐克最熟悉的武侠套路。

　　奇怪的是，在观众口味越来越高，“手撕鬼子”已经成为专有词汇的今天，《智取威虎山》竟然没有成为被取笑的“神剧”。在我身边，许多很熟悉军事知识，平时对国产“战争大片”嗤之以鼻的朋友，这次对徐克竟是交口称赞，再不去纠结那些一望即知的细节问题。

　　为什么呢？我想说，这大概是因为徐克单纯地拍了一部红色武侠，没有企图去强行驾驭那些他驾驭不了的内容。比如发动群众，比如建立基层组织，比如以小见大、让剿匪作战联系全国战局。相比之下，那些“抗日神剧”情节离奇，转折生硬、特效稀烂的问题暂且不说，还动不动就要改变国家命运，刺杀日本首相，盗窃战略情报，至少也要拯救一个省份一座城市，扭转关键战役的胜负，把撒狗血的江湖械斗硬是塞进清晰的历史框架。这好比玩俄罗斯方块扔出一个圆形，在天安门广场上碰到山寨版的江南水乡，没法不让人觉得别扭。

　　在人物塑造上， “抗日神剧”往往扭扭捏捏，追求“人性的复杂”。英雄往往气短情长，烈士总要瞻前顾后，一定要让土匪抗日，让流氓有人性光辉才觉得安心。徐克这部电影的人物形象却很简单：好人就是好人，行侠仗义；坏人就是坏人，杀人抢粮。好人打坏人，如刀切豆腐，原则就一个字：“爽到底！”。你问还有其他的内涵没？抱歉，要看上档次的你自己去拍，咱拍的是贺岁片，就图给观众一个痛快！

　　《世界大屠杀》一书曾经高度赞扬了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战役最后阶段的决定：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重大决断是不顾这种敦促，也不顾尼米兹发来的语气强烈的电报；他的决断是停止追击，结束战斗。他不愿掉进威克岛的空中势力圈。这简直象是开了天眼一般的明智。据说他曾对参谋们非常简明地说：“我们给人的打击大致差不多了，也不会再多了。我们离开这儿吧。”他的舰只燃料不足了；飞行员们精疲力竭了；天边外有支情况不明但实力强大的敌方舰队使他捉摸不定；还明知道敌人有支以陆地为基地的空中打击力量，使他不能按照追击的原则行事。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就这样决定了，就这样确保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 

　　人贵有自知之明，无论是打仗还是拍电影。徐克今年的胜利也是如此。

　　三 解放战争研究的5重境界——外篇

　　影评到这里其实已经写完了。接下来，我想谈谈影片之外的解放战争，从另一个角度夸夸徐克的明智，或者徐克的额外运气。

　　1 好人？坏人？

　　几代人以来，中国人对解放战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正是徐克这一版电影的叙事风格——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兵是坏人。好人为老百姓打仗，英勇无畏；坏人为反动势力看家护院，战战兢兢。人多的时候，坏人偶尔会赢，但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或是擒贼擒王干掉反动军官，战局立刻就是一边倒。至于为什么解放军是好人？为什么国军坏人多还要打败仗？为什么只要干掉军官，坏人就一哄而散？看电影、听故事的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甚至许多成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反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反正“好人”最后赢了，搞那么清楚干啥呢？

　　2 土改 保卫胜利果实？

　　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为小孩子谈感情，成年人要谈理性，谈利益，抢我利益的是坏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学课本也好，严肃的纪录片和电影也好，谈到解放战争都要点出土改这个要害。指出解放军站在农民一边，替他们抢来了地主的土地，保卫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农民支持解放军，愿意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则站在地主一边，保护反动势力，打到哪里都是四面树敌。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农业国，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多数是贫农，解放军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大多数人支持解放军，战争结果不言而喻。迄今为止，这套以土改为中心的解释还是官方的主流宣传词，是多数影视编剧的政治出发点，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新一代人听到的最普遍说法。

　　以土改为中心的简化社会模型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发现许多逻辑问题。其一，多数人支持并不构成胜利的充分条件，历史上均田免粮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其二，许多地方的土地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数土地的像样地主，或是是荒地广阔，土地本身不构成主要矛盾。第三，城里没有地主，共产党虽然反对官僚资本，但也没有许诺要把资产分给工人，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城市也获得了支持。

　　再细细推敲，还有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算术上却无可辩驳的说辞可以用来反对这第二重解释：

　　首先，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农民参军不过是给解放军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这个目标因此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但对自家来说，减少一个壮劳力，土地会减产，房子没人修补，和邻居争利益会挨欺负，这是100%会发生的事实。算利益，为何农民家庭愿意以派壮劳力从军、交公粮为代价，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为何农民在国民党军到来之时，会冒死加入民兵打游击？

　　稍加分析，就能发现“保卫胜利果实”最多只能作为征兵、征粮的宣传说辞，实践起来解放军不可能主要指望志愿兵和农民的捐献打仗，胜利必然依赖更踏实的机制。对于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想到这一点不难，甚至在读书时我就见过同学质疑历史老师的说法。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

　　3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既然无法从基本力量上解释，正常的想法自然是归于高明的计策。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田忌赛马、说岳全传……几百年的世俗文学熏陶下来，要说服普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谋略”并不难。更何况“谋略”这东西不仅适合用来写文艺作品，也适合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从80年代官方政治-历史教育受到普遍怀疑以来，只要是谈到解放战争乃至共产党整个革命历程，随便哪个健谈的人都可以谈战史谈的口沫纷飞，内容不外乎是这样：

　　“毛泽东压服林彪，让东野先打锦州真高明！要让蒋介石先巩固了锦州，还不知道是毛主席还是蒋主席呢！”

　　“刘邓大军南下，被堵在黄河边。刘伯承弄了几千个葫芦，扣上钢盔飘过河。国军还以为是共军强渡，拼命开枪开炮，刘伯承趁机就从别处过去了”

　　“粟裕算准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让杜聿明带几十万人跑到江南，这长江就过不去了”

　　“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全是共谍，国防部机密文件都提前让共产党看到了。为这一仗，共产党提前几十年就埋了钉子，要不怎么赢的这么容易……”

　　当然，这是水平比较低的讨论，资料来源往往是标着“解密”、“真相”的地摊杂志。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也会产生翻战史，看地图，查外国资料的专家，能做出许多上层次的分析，严密程度、探讨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和地摊文学。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该不该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胜后勉力渡过松花江，林彪是否会丧失回旋空间？彭德怀攻榆林前后，双方各自犯了哪些错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是否意识到二野主力被低调派往西南？许多解答整理出来还颇有道理，值得一看。

　　但是，无论分析水平高低、严密与否。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设想的解放战争都是一连串的对弈。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彭德怀等人分别在不同的棋盘上落子，共产党棋高一着，胜多负少，所以最终赢得了胜利。对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来说，不论最后总结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共军太狡猾，从抗日时就保存实力、潜伏共谍”，他们实际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官方的许多宣传，也往往把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计无不中。电影严肃如《大决战》系列的潜台词正是如此。

　　4 组织的力量

　　“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

　　a 有组织才有战术

　　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

　　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

　　“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

　　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

　　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

　　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

　　b 有基层才有资源

　　组织能力差异不仅仅体现于作战层面。在基层建设方面，国民党更是输了个干净。上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士绅土豪自治的空间。尽管三民主义也包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农村改造，从未落实土改和减租。国民党的党部和县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只能蹲在城里和士绅谈判，获取农村资源——或是翻脸命令军队抢劫、拉壮丁。但无论哪种方式，收集粮食和劳动力的能力都很低，都会在中间环节出现大量的贪污和浪费。

　　对4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土改和减租最大的实效不是激励农民志愿从军，而是借此掌握乡-村级政权，让高效的现代官僚管制延伸到农村。土改之前，收税(公粮)要让乡村士绅和县里的官吏层层过手，穷人承担的多，富人不但少交，还能赚粮食。共产党把干部派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土改，同时发动农民起来，把各级乡村政权和士绅大户清洗了一遍。土改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用远低于国统区的实际税率获取更多的粮食。

　　在征兵方面，国统区士绅买通官员把持拉壮丁业务，随意强迫贫民子弟当兵，借机敲诈中等人家，每次征兵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共产党虽然也要在解放区征兵，但可以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清点役龄男子，名额分配公平，不会随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义务。同时，共产党政权拨出税款补偿军属，要求未征兵家庭替军属耕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从军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满的情况下，共产党用全国1/4的人口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

　　控制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就能掌握农村的剩余粮食和劳动力，野战军一时用不上的资源可以拿来建设民兵。民兵打不过正规军，跑不过土匪，但能让任何企图染指农村剩余粮食的集团不断的放血——无论是日本步兵中队，国民党保安团还是土匪。土匪要么逃到深山，在饥饿中逐渐散伙，要么被迫去攻打集镇，和正规军作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共产党已经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解放区即便丢给国民党，也不会为其所用。

　　四平战役失败后，林彪就任东北局书记，第一次讲话就要求全体干部“脱下皮鞋，放下皮包，换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到农村去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样在城市里晃来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解决兵源、粮源、伤员的问题。”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军的胜利，物质基础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于党组织能够命令干部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用根据地建设抵消了精锐国民党军初期的的犀利进攻。

　　c 有团结才有战略

　　从高层组织水平来看，国民党的南京政权不过是军阀共主，实际上各行其是。晋系阎锡山恨蒋介石的程度不逊于怕共产党，白崇禧宁可看着共产党赢得淮海战役也不给杜聿明增兵，渡江战役之前，汤恩伯宁可坐视共产党轻松过江，也要放空西线，诱导解放军先去碾压桂系的湖北。内讧如此，再好的战略又如何执行呢？

　　反过来看共产党，45年一声令下增援东北，全国十几个解放区抽调精兵强将，让林彪这个多年不带兵的空头司令瞬间拥有最强大的部队；冯白驹带领琼崖解放军在孤岛上发展20多年，和来自东北的第四野战军约定共同作战，四野船队在海上耽搁了，琼崖纵队还是按时拼死出击，攻击有重武器的敌人，用生命换控制登陆场的时间，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队上岸。无条件的团结因素才是共产党战略决策显得更“高明”的原因。

　　总的来说，用组织水平来解释国共战争的胜负的确很有说服力。第二层次的“土改说”和第三层次的“谋略说”都可以在这个结论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阐述。目前大多数认真的研究者最后都走向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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