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建立以后，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边战斗边建设、由小到大，已由单一的水面舰艇兵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由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组成的近海防御力量。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海洋从未像现在这样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世界，海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对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海军作为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必将在新时期迎来更快更大的发展。

　　新中国海军成立65年来，经历了从“近岸防御”、“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三个阶段的发展，是从“黄水”、“绿水”逐步走向“深蓝”的过程。

　　第一个时期：发展“空、潜、快”为重点的轻型兵力，协助陆军抗击来自海洋方向上的威胁，完成“近岸防御”的战略任务(俗称“黄水海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海军，在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几乎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在美英的援助下，它又重建海军，但武器装备大都是英美淘汰下来的落后舰艇。新中国海军首任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大将，1950年到北洋海军旧址威海刘公岛视察时，从威海到刘公岛没有船，只好向渔民借船渡海。国民党海军把旧中国稍好一点的军舰全部带到台湾，留给新中国的只有他们带不走的破烂舰艇。全部的家当，只有护航舰、炮舰和登陆舰能称为舰的十来艘，另外还有不能在海上航行的江防小艇三四十艘。新中国海军就是在这样大杂烩装备的基础上起家的。

　　实际上，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早已经认识到海军在沿海地区作战的特殊战略地位。平津战役，由于没有海军，导致国民党军从塘沽撤走5万人，未能达成全歼平津之敌的战役目的；相反，由于有海空军的全力配合，一江山岛登陆战役，首次取得了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巨大胜利。

　　但是，另一方面，海军建设不能脱离国情军情。海军的建设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密切相关，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海军建设只能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海军建军初期就提出了，要“以飞机、潜艇、快艇即‘空、潜、快’三项为重点”的轻型海军的战略指导。应当说，优先发展“空、潜、快”为重点的轻型海军兵力建设，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迅速完全对台作战准备，以及相当长时期国家海防建设的需要，而制订的一个英明决策。在当时我国经济落后，造船工业基础薄弱，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差，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大笔经费来用于海军建设发展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空、潜、快”是迅速形成作战能力，完成军委赋予海军作战任务的需要而做出的科学战略决策。一九五六年六月海军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三个服从”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因为当时军委提出以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地发展其它各兵种的方针”。

　　海军作战范围，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都是“近岸防御”，其作战范围确定在我轻型兵力的作战半径以内，通常远离陆岸不超过300公里。在分析海军的作战问题时，肖劲光等领导认为，我们与强大对手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弥合，敌强我弱状况决定我们海上作战的战术，不能作堂堂之阵的大编队对垒，只能利用突然性，用破袭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之有利条件，利用和制造敌人的不利条件，进行持久作战。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对敌人实施集中打击的歼灭战，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求得最后歼灭敌人。在敌人向我进行大规模登陆进攻时，海军应在军委意图下积极配合陆、空军进行抗登陆作战，把主要打击放在敌上陆阶段。在我海军力量尚薄弱之时，我们难以在中远海对敌进行主要打击。在敌拟上陆的近岸海区，可利用我一切力量协同陆、空军进行有准备的作战，以逸待劳，歼灭敌人。因此，确定了“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沿海抗登陆作战相结合是未来海上作战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

　　这一时期的海军有点类似于海军战略家马汉所说的“要塞舰队”即海上的机动兵力，是沿海各“要塞”的附庸，海上舰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陆上的沿海基地或要塞的安全，即使牺牲海军舰队也要保护好沿海要塞的安全。“空、潜、快”三种兵力中，飞机的机场在陆地，其作战半径不大。快艇吨位小，主要是在依托岛岸掩护下前出作战，其作战范围也十分有限。潜艇主要适合于打分散的海上游击战。在当时海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海军的战略任务主要是协助陆军抗击来自海洋方向上的威胁，完成“近岸防御”的战略任务。因此，这一时期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和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对于维护特定时期国家海防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个时期：发展“中型导弹舰艇”为重点的中型兵力，开辟独立的海上战场，实现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的战略转变(俗称“绿水海军”)

　　1986年海军刘华清司令员首次提出“近海防御”战略，是在给国防大学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正式提出的，是三军中第一个提出军种战略概念的。继海军提出“近海防御”战略之后，空军和二炮也相继提出并开始论证“空军战略”和“二炮战略”问题，“近海防御”战略是中央军委第一个认可的军种战略，其意义十分重大。

　　所谓“近海防御”中的近海，其作战范围包括：北起海参崴，南到马六甲海峡，东到第一岛链以至太平洋西北部、关岛以西的广大海域。第一岛链主要是指从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长达1万多公里。从“近岸防御”的300公里以内，发展到“近海防御”的上千公里，海军的作战范围进一步拓展，海上战略纵深大大增加。

　　刘华清认为，海军战略的基本类型可以概括为远洋进攻型、区域防御(或区域进攻)型以及沿岸防御型三类。当今世界上，遂行远洋进攻型战略的海军，只有美苏两家。濒海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执行沿岸防御型战略。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基本上执行区域防御型战略，它们防御区域的大小，根据各自军事战略的需要和海军实力的不同而不同。刘华清提出的“近海防御”战略，就是属于中间层次区域防御型的海军战略。

　　我们选择区域防御型的海军战略，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总体上看，我军兵力结构仍然是以陆军为主体的，海军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协同陆、空军作战，例如协同陆、空军保卫沿海基地、港口和重要沿海目标；协同陆、空军进行登陆作战；协同陆、空军进行抗登陆作战；支援陆军濒海翼侧作战等。但是另一方面，仅仅满足于从属地位是不够的，海军装备的进一步发展为海军独立地遂行海上作战，开辟独立的海上战场，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海军从遂行海洋方向作战的配角，将逐步发展成主角，陆、空军也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来配合海军来完成海上作战任务。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军舰已经实现了导弹化，导弹武器成为海上作战力量的主体，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达到几百上千公里，超视距打击成为海上作战的主要手段，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打击从上千公里发射导弹的敌作战平台的能力，使敌在发射导弹之前就有被歼灭，而不是等待敌发射导弹之后，我们再来拦截敌导弹。现代海上作战的导弹对抗，从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我海洋方向的战略纵深。因此，这一时期，我们发展重点发展“中型导弹舰艇”兵力，而过去的快艇等小型作战兵力适航性小，在恶劣海况下不能前出作战，而3000-4000吨的中型导弹舰艇，能够在除极地以外的无限航区作战，因而得到的极大的发展。

　　但是，这时的兵力结构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型导弹舰艇在岸基航空兵的作战范围内尚可，但如果超出岸基航空兵作战半径之外作战，由于没有远海的海上制空权，中型导弹舰艇的生存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因为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因此，这一时期所谓开辟独立的海上战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局部的海上战场，并没能获取全时空覆盖所有的近海海域的制海、制空、制电磁权等“三权”的绝对把握，在上述近海海域还存在有很多的空白，因此，现在我们仍然处在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的战略转变阶段。

　　第三个时期：发展“航母编队、核潜艇”为重点的大型兵力，进一步扩大战略防御纵深，实现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战略转变(俗称“蓝水海军”)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对于指导我国国防力量从近岸走向近海，有效捍卫国家的安全和海洋权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们的海军战略。今后是不是我们还是奉行“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不变？我认为是不够的，必须要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变，才能适应国家利益拓展对海军的战略要求。比如，近期美军为我量身打造的“空海一体战”，实际上是从我们所说的近海之外，对我进行“近海”外打击，甚至是从全球至太空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击。如果我们还将自己的海军局限在“近海”之内，就会造成战略上的被动。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展海洋方向防卫的战略边疆，使我们的海上防卫不仅应覆盖整个的“国家管辖海域”，而且还应拓展到世界上任何中国国家利益所在的所有海域和空间。

　　世界上与海洋相关的有“70、80、90"概念，即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的70%；地球80%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沿岸20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区；国际贸易总量的90%通过海运实现。中国拥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占整个国境线的40%，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国家利益在增大。从文明发展史来看，崇尚海权的文明相对来说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充当着历史的火车头角色。我们还会发现：海洋国家的繁荣富强总是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强大成正比的，这似乎是地中海文明自古以来的普遍规律。强大的海军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而财富丰足反过来保证了海军的强大。两者互相支撑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商业与海军的良性互动模式并非仅仅发生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贯穿了古希腊的科林斯到今天的美国，是历史提供的且被反复证明的繁荣富强最佳模式。因此，实现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战略转变，是新时期国家利益拓展的内在要求。

　　从海洋方向作战来说，如果把敌人来自海上的入侵比作二点一线(敌母港为出发点，我方海岸线为敌到达终点，中间为海上航线)的话，有三种策略：第一策是“攻敌岸”，攻击敌人的母港出发点，挫败敌人的进攻企图，将敌歼灭于母港内。比如日本攻击美国的珍珠港。第二策是“远海攻”，在海上打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在敌进攻的海上途中将其歼灭。第三策是“近岸攻”，将敌放到我方海岸线附近的海上，通过近岸作战，以近岸导弹和其它火力够得着的兵力，通过以陆制海，以空制海和以海制海，在我陆海空三军联合火力打击下，将敌“拒止”在滨海区域。这三策中，上策是“攻敌岸”，中策是“远海攻”，下策是“近岸攻”。新时期，以“辽宁舰”为代表的航母编队、新型核潜艇等大型作战舰艇的相继入列，必将促进我军远海作战能力和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战略防御纵深，为实现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战略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达到“近岸攻”、“远海攻”、“攻敌岸”三种策略的任意选择。

　　(作者系国防大学信指部副教授，曾经在海军168舰、170舰等五种型号的驱逐舰、护卫舰上担任过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