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钱学森(右一)、徐昌裕(右三)、屠守锷(右四，航天专家)在苏联莫斯科，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转让飞机和导弹制造权。

　　在我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争论，是关于飞机与导弹的关系，并相应地由此带来了关于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关系的争论。这段争论时强时弱，延续近30年，最终也没有比较明确的结论，处于不了了之的状态。这个争论，曾对航空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同时，我们还要值得警惕的是，在新的军事变革和空天一体化战争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要防止有些人未深入研究军事战争规律而片面地老调重弹或故伎重演。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导弹及其技术迅速发展后，当时西方国家一批专家和军事工业决策者，感到可能出现新的军事技术变革，带有想像性地不断扩展导弹技术的发展前景，高估了导弹技术的发展进程，认为“不久的将来只要有导弹，战争将唾手可得！”特别是在未经战争实践检验的情况下，就贸然提出了一些结论性意见。早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国防白皮书就提出过要导弹不要超声速飞机；50年代苏联也提出过导弹可以取代飞机；70年代美国还辩论过航空工业是不是夕阳工业的问题。当然，后来的实践完全否定了这些观点。

　　早在建国前，党中央政治局就提出“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51年政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1952年又颁发了《中央军委对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1950年刘亚楼、何长工等空军与工业部门领导在《开始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中提出：“航空工业建设第一年内需要投资2～8亿斤小米”，1951年周恩来总理听取聂荣臻、李富春等关于航空工业3～5年计划汇报时讲：“实现这个计划看来需要折合56亿斤小米，国家准备拿出60亿斤。”1953～1955年的三年，国家调给航空工业老干部300名。同时，中央领导几次提出“要把航空工业职工的工资提高一些”，甚至提出“航空工业工人工资可比其他部门高25%”，等等，可见，当时国家对发展航空工业是高度和充分重视的。

　　航空工业开始大规模建设不久，有些争论就出来了。根据查找的资料分析，这个争论一方面是受国际上的影响，即当时前苏联的导弹技术迅速发展，而美国卫星发射屡次失败，前苏联已掌握了推力空前大的火箭技术的新型燃料，卫星也比美国先进得多，重量大得多，于是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说法：导弹技术将决定美苏竞争成败。这对西方产生了震慑，另一方面，国内主要是受钱学森的观点影响。

　　钱学森作为我国最著名的火箭专家，回国后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国防事业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尊重和采纳。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担任了国防部导弹研究局第一副局长兼导弹研究院院长，不断对我国国防工业发展提出新的意见与建议。钱学森发表的意见中，关于航空航天方面的较多，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开始时钱学森的基本观点是，飞机要比导弹复杂得多，根据我国的经济情况和防空的需要，应当走先发展导弹，再发展飞机的路子，也就是所谓“先导弹后飞机”，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他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定飞机发展的重要性，只是有个根据国情明确发展顺序问题，其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钱学森认识的变化，他的这种观点出现了大的改变。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空间时代的军事航空问题”，也就是飞机与导弹在“空间时代”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分析。

　　钱学森认为，“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时代的开始。”而空间时代，“我们面临着一个要不要走在发展飞机的基础上发展导弹的老路子的问题”。

　　他对发展飞机与发展导弹所做的具体分析是：

　　一是飞行距离(应为速度，原文如此)上，导弹可以达到M数20，飞机只能到M数3～5，与导弹远无法比。

　　二是作战效能上，飞机载弹量大，但有了氢弹以后，重量不大的弹能产生很大的威力，此方面不能再成为飞机的优点。

　　三是二战期间，飞机平均使用次数(不被击落)约10次，而随着防空技术进步，现在飞机平均使用寿命至多不过4～5次，飞机不见得合算。

　　四是机动性上，飞机要有机场，导弹则不需要。

　　对比结果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导弹都比轰炸机优越。”“飞机的强击任务可用中程导弹来代替，侦察任务可用飞航式导弹通过电视摄影取代，而在运输方面，苏联科学家说也有可能用跳跃式飞行的火箭飞机。”

　　最后结论是：“在军用上，飞机的效能已接近了它的末期”，“飞机最后必然让位于速度更快的新事物——导弹。”“我认为不能再走别的国家的老路，由飞机到导弹，而应该直接研究导弹！”

　　钱学森的观点，当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而且很快由一种专家观点上升为决策主张。根据查找到的史料来看，当时中央主管国防事业的领导和有关机构是接受和认可他的观点的。就在他这个观点提出后的次年，时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聂荣臻在《关于几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中首次提出：“现在使用的喷气式飞机似已是最后一代，喷气轰炸机当其达到超音速时，亦是最后一代，因此，在我国科学技术人才极缺，水平亦低的情况下，不宜以大力对飞机的改进进行研究工作，而应采取依照苏联图纸进行生产的办法解决军队今后的装备需要。”“今后空中斗争的研究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

　　受这个思想影响，当时的军委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完全赞成这一主张，认为“飞机可以停止发展。”而主管航空工业的当时重工业部领导也曾就国防科研问题，向中央报送过含有此类观点的正式文件，万毅部长曾坚决表示要导弹不要飞机。他指示情报所写的材料说明飞机已到了消亡的时代。

　　这个观点对当时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的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徐昌裕回忆讲：“当时的领导认为，将来导弹可以代替飞机，现在中国不应花大量钱财和人力去研究和发展飞机，不论是歼击机还是轰炸机，都没有用了，直接搞导弹就可以了。所以只重视发展导弹，不重视飞机，把航空科研排除在尖端之外，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对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可有可无”，应当说这个影响是不小的。

　　此后约有一二十年时间，中央军委针对国防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指导方针，如“发展导弹是整个军事工业的重点”，“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等等，并由此开始出现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划分。

　　对钱学森的观点，当时是有些争论的，特别是重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局)的一些同志提出过不同观点，也在有关确定科研计划等许多会议上争论过。事情到了1958年4月，刘少奇参观国防工业展览会的航空馆时，听取一机部刘鼎副部长和四局段子俊副局长汇报讲道：“焦点在于飞机的研究和设计刚刚开始，是否应该停止，把技术力量全部并入导弹的设计研究部门，还是应该继续下去？”刘少奇说：“你谈的是技术方向问题，不要怕争论，应该争论，要百家争鸣，也许你们(航空工业局)反对的意见是对的。”“这个问题争论归争论，我看飞机的设计研究还是可以进行，因为飞机还是需要的，民航方面用途亦很多。”

　　但事实上，这些同志的观点显然并没有完全被采纳。

　　飞机导弹之争不断扩大，后来又衍生出了尖端与常规之争。

　　到上世纪50年代末，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开始出现“尖端”与“常规”的划分，抑制航空科技发展的主张客观上逐步成为工作的一个指针。把导弹列为“尖端”产品，把飞机列为“常规”产品，从而把航空技术人为排除在高科技领域之外。接着，又提出了“科研以尖端为主，生产以常规为主”的方针，到1960年中央军委广州会议又提出了新的国防建设十条原则，其中“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被列为首条，而对常规武器则提出“改进”的原则。这样，航空科技的重要地位被否定。1961年，国防尖端5人小组讨论国防科委系统建设计划调整时，就确定不属尖端范围的国防部六院(航空研究院)“主要靠现有条件建设，没有条件的一律停建。”

　　在当年7月贺、聂、罗(瑞卿)参加的国防工委工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计划进行调整安排，尖端武器先搞2种：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地地导弹和仿制3069地空导弹”。而在常规武器方面，提出首先是切实搞好零备件生产，米格-19C的试制工作暂停半年，集中力量搞零备件生产和米格-19Ⅱ型飞机返修，试制米格-21以及自行设计强5飞机，观察半年之后再定。

　　查找资料感到，这个争论比我们后来人想像的要大，以至于当时几乎每一次国防工业大型会议上都要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也几次出面来讲。1962年他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上讲：“先把主席在各地视察工作中，曾引用孟子的一段话讲讲：‘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一’就是要总结经验嘛！这几年搞尖端，务虚多了一些，常规减弱了，影响了库存！”“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升到尖端，也是循序而进，首先要把常规搞得像样子嘛！”“尖端主要是指原子弹、核子、导弹、超音速飞机等，其他都是常规，是现代技术水平上的常规。”“所谓科研以尖端为主，是指那些专门的科研部门，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当然要以常规为主。”“这个经验还在总结，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上接《全球防务》5版)

　　不久，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提出：“突破尖端，加强常规”。

　　到此时这个问题有所缓和，但争论并没有完结。到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还专门就尖端与常规武器的关系讲过两者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1977年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军委要有个小组(研究一下)。包括战略的，常规的，划分并不准确，区分得那么清楚？”“空军是战略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又是战略，又是常规！”自此以后，基本没有再出现尖端与常规武器的提法。

　　这个争论对当时的航空工业影响是相当大的。

　　一是航空工业的领导与技术人员思想产生了很大波动。1958年一机部四局分党组向部党组的报告称：“自从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技术革命的号召后，我局领导同志和广大技术人员欢欣鼓舞。但目前存在着一种主张，松弛了我们的干劲，阻碍了我们的进程。这种主张是：为了优先发展导弹，5年内停止航空工业的产品设计与科学研究工作；一一我们不能不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二是对航空科研实际上已产生障碍。航空工业1951年创建后，主要是以修理和仿制为主，真正开始筹划航空科研是50年代中期，恰是此时出现了争论，对航空科研的影响甚为关键。1956年军委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来取代原有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这个航空工业委员会还专设了一个“导弹工业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义“所谓航空工业，主要是飞机、火箭和导弹的生产。”但实际上后来只管火箭和导弹，成为了“导弹工业委员会”了。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1956年中央提出的把“发展和掌握喷气技术”列为国家12年科技发展五大措施之一，在执行中已变为主要抓火箭喷气技术了，这与我们后来人认为的是体现中央对航空技术的重视已不是一回事了。段子俊1962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曾讲到“关于飞机和导弹的问题，现在有争论，已使飞机的研究设计工作裹足不前！”就是证明。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的军委领导还提出：“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空间技术的竞争！”

　　从历史上看，提出尖端与常规武器的分类，有其客观的历史环境，但引发了很多不同的理解与无谓的争论，实际效很不理想。

　　到了1988年，李鹏代总理听取林宗棠部长汇报时传达了聂荣臻最近的谈话：“中国的技术精华大部分集中在航空航天这两个部”。同年航空航天两部合并，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国家将“航空航天技术”列入“高技术产业”范畴。到了199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将航空列为高新技术。此后，国家对航空工业更加重视，不断将航空工业一些重大项目列为国家重点工程或国家重大专项。

　　实践是最无情的检验。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实，证明了当初持续不短时间的飞机与导弹之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对国防事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的事件，也与钱学森同志的分析与预言大相径庭。

　　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党高度重视、正确领导和航空工业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在探索发展中间出现波折也是必然的。

　　首先，对钱学森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国的军工形势有几个特点：一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急需拿出能顶用、有威慑的武器。二是国民经济落后，国家财政非常吃紧，投入少见效快是对的。我们的科技更落后，从技术上讲，先易后难也是不错的。三是飞机的复杂程度要超过导弹，配套难度更大，因而见效周期要比导弹长，特别是对飞机的投资要明显高于导弹，先导弹后飞机，是对的，但不能只导弹无飞机。四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钱学森同志作为火箭专家和导弹研究院的领导，积极为导弹争取资源加快发展，也可理解。

　　同时，我们从中也要获取一些必要的教益。

　　1.如何对待一些专家特别是著名专家与技术权威的意见，钱学森为我国国防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担任的学术和领导职务无数，提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观点，但这仍不能代表他在其他领域同样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正确性。

　　2.要努力加快建设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徐昌裕谈到我国航空科研时曾讲：“中国的造船有历史上李鸿章的江南造船厂作为班底，航天工业有钱学森等一班人。航空工业就没有把徐舜寿、黄志千等一批专家集中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历史上国家对航空工业作出很多重大决策，其中一些决策就没有或认真听取航空工业专家的意见，以致后来酿成不理想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航空工业权威性专家队伍的建设，在关键时刻能从专家角度反映出航空工业的本质性意见。

　　3.要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1995年，航空情报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王道荫曾接受《中国航空报》采访，当时提出一个严肃问题：“警惕要导弹不要飞机旧调重弹”。他讲道：“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飞机、坦克、航母这些工业时代有代表性的作战武器，可能会失去重要作用，取而代之的信息时代的高毁伤力、远射程的精确制导武器。”“新形势下有人重弹要导弹不要飞机的旧调，会直接威胁航空工业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后，现代军事战争理论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别是美国提出的空天一体化等战争理论，是我们必须应对和研究的新课题，这其中，也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了的飞机与导弹或其他类似的争论，我们要认真做相应的研究工作。所幸，林左鸣董事长提出要求并已在中航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展开了新战法的研究，从历史角度看，这是很必要的。

　　(文安 作者单位为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