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题为《“新型”美中关系前途未卜》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州立波特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梅尔·格托夫。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6月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带来关于中美关系前途的重要疑问。

　　文章称，表面上，两位领导人似乎意见一致。9月份二十国集团在圣彼得堡举行会议时，奥巴马谈及习近平提出的新模式时说：“我们一致同意在实际合作、建设性对待两国分歧的基础上继续构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但他同时强调中美之间仍有“重大分歧和紧张气氛源头”。

　　文章认为，奥巴马在理论上赞同建立“新型”关系，但似乎希望先看到实际结果再真正接受。尽管中美两国间交往频繁、相互依赖，尽管大多数中国和美国分析人士都相信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但新型关系仍遥不可及，根本原因在于互不信任。而在不信任情绪背后隐藏着两国不同的自我认知和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全球视角巨大差异。

　　文章称，中国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希望得到相应的对待。它不想要“两国集团”(G2)——与美国共同管理世界事务。但中国人的确要求磋商与协作，也就是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的“两国协调”(C2)。

　　文章指出，“两国协调”至少有五个障碍。

　　一是彼此对国际责任不同的看法。2005年，时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建议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领导人和外交政策专家则喜欢称中国为负责任的大国。他们表示，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将打破崛起中国家向主导力量争夺最高地位的模式。他们质问，美国单方面干预中东和中亚局势、在与朝鲜(最近还与伊朗)的谈判中态度强硬、未能管理好本国的金融，它能谈什么全球责任？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绊脚石是中美两国的不同自我认知。

　　第三个障碍是冷战残留影响。中国分析人士经常指摘美国的“冷战思维”从根本上妨碍了关系改善。

　　第四，两国之间仍有很多沟通方面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对国际“责任”的定义，此外，“遏制”、“霸权”、“合作”和“磋商”都充满了政治上的歧义。

　　中美关系的第五个障碍是军事力量不平衡。虽然有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正赶超美国，但事实上，几乎从每一个军事力量指标来看，美国都遥遥领先于中国。

　　因此，谈论“新型大国关系”为时尚早。现如今，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会打算与中国共享领导权，因为那等于承认美国领导亚洲、太平洋和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如果它是积极的、双赢的，那么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状况的影响也会是积极的。于是人们要问：中美两国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紧张、增强信任和扩大合作基础呢？

　　首先，美国的军事规划应当改变。美军重心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和致力于“海空一体战计划”的做法显然是针对五角大楼所称的中国大陆对台“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作者认为，很难看出新的美军部署会有益于韩国、澳大利亚、日本或东盟在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方面的长远利益。

　　其次，中美两国应当牵头为东北亚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对话机制。

　　再次，建立一套能防止危险对抗事件的中美行为规范会大有裨益。

　　文章指出，人们常问，21世纪会不会属于中国或美国？这个问题其实问得不对。正确的问法是，世界领导人怎么才能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性安全框架为解决最严重的人类安全问题奠定基础？假如中美两国能就合作性安全达成共识，那它们就都能够自称负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