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利比里亚疫区，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名埃博拉感染者查体

　　参考消息网11月4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24日发表题为《埃博拉危机重新引发人们对俄罗斯军事实验室进行秘密研究的担忧》的报道，全文编译如下：

　　俄方称研制出埃博拉疫苗

　　要不是因为所涉及的病原体(一种致死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和事故地点：在这个戒备森严的、曾是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军事实验室内，1996年的这起事故或许已被遗忘。几年前，位于莫斯科郊外谢尔吉耶夫镇的实验室培养了可在战争中作为武器使用的细菌。时至今日，人们对其基本情况仍然一无所知。

　　这起致命的实验室事故以及2004年的一起类似事故，使人们获得了认识苏联和俄罗斯关注埃博拉病毒35年历史的罕见机会。据美国官员和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启动，力图评估埃博拉病毒作为生物武器的可能性，随后又尝试改变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由于苏联科学家遇到了使埃博拉病毒难以适用于生物战的天然障碍，这些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这项生物武器计划于1991年正式结束，但俄罗斯国防部的实验室仍在继续有关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虽然美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透明度，但这些研究仍基本上处于隐匿状态。如今，军备控制专家表示，在世界竭力应对一场史无前例的埃博拉危机之际，这些秘密实验室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助长阴谋论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生物武器专家埃米·史密森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手中的病原体。”史密森曾去过其中几个实验室，并对苏联时期的生物武器开发情况有深入研究。

　　美国官员和武器专家说，就在民营实验室采取更透明的政策并允许同外国研究人员和投资者合作时，至少4家军事实验室自冷战结束以来仍然拒绝接受外界监督。即使大部分专家承认俄罗斯几十年前便停止了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究工作，但这项计划的不透明性仍是损害外交关系的常见因素，也是令安全和卫生专家担忧的原因，他们列出了从进行未授权实验到致命细菌被窃或意外泄露等诸多风险。

　　史密森表示，使威胁程度增加的是这些实验室培养的大量致命细菌，其中可能包括苏联科学家曾试图改变以使其更具抗药性、更致命和更难察觉的菌株。史密森现在是位于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她说：“根据叛逃者的翔实叙述，这些不仅仅是自然菌株，还包括经过刻意改良的菌株。”

　　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会进行有关防御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内的生物威胁的军事研究——这一事实招致了一些卫生专家的批评和俄罗斯的虚伪指责。五角大楼的官员反驳说，美国的生物防御实验室接受外部机构的监督和定期检查。

　　俄罗斯官员为他们的军事机密权辩护，并指出多年的埃博拉病毒研究带来了切实利益。本月，俄罗斯官员宣布，曾发生过员工死于埃博拉病毒事故的两个实验室：位于谢尔吉耶夫镇的国防部微生物研究所和位于新西伯利亚市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埃博拉试验性疫苗。

　　俄罗斯议会一个科学委员会的主席瓦列里·切列什涅夫上周对俄塔社说：“疫苗已研制完毕。”

　　还原两起埃博拉致死事故

　　迄今为止，实验室工作人员因不慎接触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已知案例仅有两起，位于谢尔吉耶夫镇的这个实验室便是这两起埃博拉事故中第一起的所在地。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实验室也发生过类似接触性事件，但在这些案例中，受害者都幸免于难。

　　1996年的那起事件最初见之于俄语新闻报道，后来作家戴维·奎曼在其2012年出版的《蔓延(Spillover)》一书中也作了描述。在该事件中，一位名叫娜杰日达·马科韦茨卡娅的工作人员在提取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动物血液时割伤了自己，当时该实验室正在研究一种埃博拉试验性疗法，实验所用的病毒提取自马的血清。因为担心自己会陷入麻烦，她决定不声张。然后，她病倒了。

　　一名前生物武器科研人员数年后提到这起事故时说：“等到她就医时，已经太迟了。”这名女士最终不治身亡。

　　报道引述俄罗斯国防部主管生物防御工作的瓦连京·叶夫斯季格涅耶夫中将对俄罗斯记者说的话说，这项工作因试验动物体积巨大而异常危险。

　　他说：“接触一匹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马是难以形容的。一个错误的步骤，一只破裂的手套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说，尽管穿着数层防护服，但她还是割破手套，伤到了自己。马科韦茨卡娅对上司隐瞒了这起事故，直到为时已晚。世界卫生组织的档案指出，她的死是世界上第一起由实验室事故造成的埃博拉死亡案例。

　　在第二起事故中，一名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2004年在位于新西伯利亚市郊外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接触被感染的豚鼠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年5月4日，46岁的受害者安东宁娜·普列斯尼亚科娃正在提取其中一只豚鼠的血液，这时针头意外刺穿两层厚的手套，扎到了她的左手。

　　普列斯尼亚科娃被立即送进医院治疗，但她还是因感染埃博拉病毒于两周后病逝。

　　苏联解体前曾加速相关研究

　　发生这些事故的实验室都有一段隐秘历史，它们都曾是苏联庞大的生物战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几个月后宣布终止生物武器研究，随后向美国高级官员证实其存在相关秘密研究计划。此后，美国历届政府均向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调遣了专家和资源，帮助提取危险的病原体并为民营实验室向和平研究过渡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两个已知的保存天花病毒的研究机构之一——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根据《华盛顿邮报》前主编戴维·霍夫曼在其普利策获奖作品《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中所描述的经历，美国专家搜集了对这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观了使狗、猴等动物感染致命病原体的野外研究机构。但俄罗斯官员拒绝给予西方媒体进入军事实验室的机会，并且从未对过去的武器研究活动作过全面解释，或对外阐述过他们是如何处理生物战剂的。

　　但就在最近，从苏联时期的档案和对俄罗斯科学家的访谈中获得了新的历史知识，使人们对苏联用从炭疽杆菌到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等各种病原体制造武器的努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根据这些说法，研究埃博拉病毒似乎主要是为了研制疫苗以防止苏军感染这种疾病。但是，据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苏联生物武器计划》一书的合著者之一、微生物学家雷蒙德·齐林斯卡斯说，科研人员也做过旨在充分利用这种病毒的生长和分离而使其具有致命性的染色体组的实验。

　　齐林斯卡斯表示，在秘密研究这种病毒时，苏联还建造了巨大的发酵装置和可按工业规模复制被改造病原体的生产设施。

　　齐林斯卡斯说：“大规模生产这些病毒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出于进攻目的。”齐林斯卡斯和另一位合著者米尔顿·莱滕贝格花了十多年时间采访俄罗斯科学家和其他亲身参与这项计划的官员。

　　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这项计划的负责人突然开始进行新的实验——代号有“猎手”“篝火”等，以期制造出可抵御普通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或把不同细菌的特性结合起来以增强致命性。投靠西方的谢尔盖·波波夫曾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他称这项工作是制造一种“完全人造的具有全新症状的制剂，很可能无法治愈”。

　　定居美国数年后，2002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新星》播出了波波夫的一段访谈，后者表示：“没人会认出来(这是什么病毒)，更没人知道怎样应对。”

　　最终，制造一种危险性更大的埃博拉病毒的努力似乎归于失败。变异的菌株很快死亡，苏联研究人员最终得出与现今美国生物防御专家相同的结论：与天花这类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或具有抗药性且容易扩散的炭疽杆菌相比，无论是生物战还是恐怖主义活动，埃博拉病毒都不适用。

　　齐林斯卡斯和莱滕贝格在叙述时表示，如果苏联人当时继续研究下去，事情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在叶利钦取缔这一计划并将相关研究冻结时，转基因科学还处于初级阶段。

　　《苏联生物武器计划》一书称：“实验室制造的重组细胞，即便不是全部，多半也离被改造成武器很远。”不过，该书还说：“有人肯定会认为，当时制造出的任何转基因细菌和病毒……仍储存在俄罗斯国防部的细菌培养器中。”(编译/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