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讲述：中国飞豹战机第一次试飞
为了减轻重量，他的方向舵副翼都是用蜂窝结构，金属蜂窝，厚度也就是像一张纸这么厚，它要做成一个六方形的蜂窝，就像一个蜜蜂的窝一样，然后再把它铣切成一个斜面，斜面斜到最后，边缘是很薄很薄。就这样一个东西，当时我们、确实咱们国内还没有做过。
聂忠良(时任航空某企业副总经理)：
就是歼轰7上，有一个“五不放过”，就是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故障再现，措施得力，举一反三，五条你必须做到，差一条也不行。
“飞豹”飞机总装制造厂涌现出了一批能工巧匠。当年，为解决不破坏机体其他零件而更换新轴承的困难，杨玉林师傅自制发明了反划钻刀，用这种刀具划开机体交点处取出旧轴承，不用拆除飞机的任何零部件，大大节省了装配时间。这种方法被形象地称之为“掏蛋法”。
史学信(时任航空某企业工艺处处长 史学信)：
我的前任副总工程师，叫胡世荣。他是搞钣金零件出身的，后来是搞机加零件，非常认真。从零件制造到热表处理，一直到装配，他要把所有的公差、制造公差摸得非常清楚。
就这样，28项关键技术一项项被攻克，“飞豹”飞机制造工期稳步推进。可就在“飞豹”制造最关键的时刻，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军队很多费用都大幅削减。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当时计划司提出来口号，对各型号的安排，对歼轰7就说了三句话，说由于当时国家经费比较紧张，也有别的型号的竞争，也有考虑买国外的代替，就是说上天进度要缓，上天架次要砍。
当时，刚刚就任所长几个月的高占民到北京参加航空部“七五”规划编制会，令他沮丧的消息再度传来。提起当时的心情，这位年轻的所长用了两个字：恐惧。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听了以后我感到特别的恐惧，用现在话说恐惧，我就想，我怎么回去对我领导班子讲，特别我怎么回去向我们那些加班加点的职工，有的带病，我们有的时候双职工把小孩放在图板上加班，有的人把孩子稍大点锁在家里，所以我感到特别无助。
要么渡过难关，要么胎死腹中。又是一次决定“飞豹”命运的生死关头，飞机的研制工作能不能继续进行，这副重担重重地压在所长高占民肩上。
此时，飞豹总装厂内却依然是一番紧张忙碌的景象。没有充裕的研制经费、没有一流的设备条件，但中国航空工业拥有一支敢打硬拼的过硬队伍，拥有一种“向前走，向前看，直达顶峰，绝不后退”的拼搏精神。这样的精神给了他们无坚不摧的力量。
史学信(时任航空某企业工艺处处长 史学信)：
所有的职工那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兢兢业业的，黑天白天的拼，我用一个字拼，为啥？我们就要把歼轰机拿出来。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在整个飞豹的试机过程中间，我张锡金在的工作岗位，像火车的一个站，像火车的一个站，火车不能在我这个地方误点了，这是绝对我要做到的。
洪尔维(时任航空某企业总调度室副主任)：
咱们的职工的精神真是可贵，从早上8点钟就坐在那个机舱里头，很窄一个飞行员座，她在周边取样，就蹲那儿，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的8点。她一看我上去一抬头，那个当时满脸是汗。脸也成花花，可能有蚊子啥玩意儿，所以这个场面很感人。
和所有同事们一样，刘国选也一直奋战在制造现场，家里的事情根本照顾不上。父亲病危时，他仍在现场加班。
刘国选(时任航空某企业副生产长)：
我看着不行了，赶快往医院送，等到我送到医院里，到住院部，还没进房间，在走廊上，就不行了。我想起来，我感到很愧疚他们……
此时在北京，所长高占民带着陈一坚和几位副总师一起，寻求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海军副司令李景、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王昂的支持帮助。后来，这三位长者被誉为“飞豹”研制的“三巨头”。历时十年，他们联合召开了九次现场办公会，对“飞豹”的研制成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时，航空工业部军机局的马承麟与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的张国治、海装飞机部的徐甘泉在“飞豹”研制过程中，经常深入现场指导工作、检查督办，被称为“飞豹”研制的“三驾马车”。
马承麟(时任“飞豹”飞机研制现场副总指挥)：
一共大概是开了9次现场会议，10年的时间，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要说我在这个歼轰7研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齐心协力，遇见困难后领导机关、海军都是积极承担的，抢的。大家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使这个“飞豹”克服困难，战胜资源困难，战胜思想的困难，没有这个齐心(协力)走不到今天。
资料图：我军飞豹战机空中巡航当年，经过多方积极努力斡旋，在海军的大力支持下，“飞豹”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回来以后，大家听这个好消息，定心丸吃了，信心雀跃，我们那个同志说，你所长请客，但是得吃烤鸭。
最后，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每一分经费，大家在火车上吃了几包方便面以示庆祝，连夜赶回了单位。
1986年，由于经费压缩，又有人提出用其他机种取代“飞豹”飞机的建议，这是“飞豹”研制以来面临的第三次下马风波。
此后，“飞豹”的研制开始按程序进入正轨，即将迎来首飞。
然而，就像“飞豹”研制过程中的一波三折一样，它后面的路依旧很长很长……
1988年12月14日，来自飞机设计、制造、试飞单位的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了试飞场。
十年磨一剑。如今，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飞豹”即将首飞。他们在翘首以盼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担任首飞任务的是经验丰富的试飞员黄炳新和邢彦才。他们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总师陈一坚亲自将他们送上了飞机。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飞豹”飞机是两台发动机，我说陈总，你就放心，只要这次咱们双台发动机，只(要)有一台发动机工作，所有的仪表你都不给我指示，啥都不指示，我都能回来。
下午3点，“飞豹”飞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起飞线。总师陈一坚“度秒如年”，手心不停的流汗，身边的人们并不知道，他已经让女儿备好了救心丸。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女儿陪着我，我说你那天带着，要是我真的躺倒了，你就给我塞一个，塞一个就行。反正是，心情就是非常紧张。
“飞豹”在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越滑越快，转眼间腾空而起，直插浩渺的苍穹。
然而起飞后不久，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第一次起飞，出现了前后速度表，相差60公里，就前后速度表不一样的，然后大概飞5分钟以后，出现了火警信号灯闪亮，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个飞机要起火了。
信息反馈到指挥塔台，担任首飞现场副总指挥的张克荣迅速判断这是虚假信号。
张克荣(时任航空某院副院长)：
我说没事，我为什么知道没事呢？因为飞机交给我们做，我做地面试验的时候，发现了多次假信号。所以我心里有数，我根本不怕，那么他也相信了。
黄炳新(时任“飞豹”飞机首席试飞员 试飞英雄)：
回头我看看后面，没有冒黑烟，是不是？没有冒黑烟，我判断这个飞机(火警)是虚假信号，我告诉正常飞。
经历了短暂而又漫长的18分钟飞行，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资料图：解放军演练用高射炮对付低空突防飞豹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