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讲述系列四：中国飞豹战机艰苦的研制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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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 啸 长 空
——第一架歼击轰炸机中国飞豹一飞冲天
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研制成功。新中国独立自主设计飞机的序幕由此拉开，一个人的名字也永远和中国航空工业联系在了一起。
他就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歼教1的总设计师徐舜寿。
历史跨入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南海周边局势紧张。而当时海军装备的歼击机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急需设计一种超声速、长航程、大载弹量、攻防兼备的新型歼击轰炸机。
陈一坚，新中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的学生。他和他的团队受命担负起了研制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歼轰7的历史重任。
后来，这架凝聚着几代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歼击轰炸机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飞豹”。
1976年8月16日至23日，三次超过6.7级的强地震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县和平武县之间发生。连续不断的强震，在四川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到处是营救的队伍和避难的群众。很少有人知道，一支特殊的团队正在震区进行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原来，歼击轰炸机的四种选型设计方案正在四川进行风洞试验。试验的进度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方案设计的结果。试验队员冒着随时可能发生余震的风险，毅然选择了坚守。
付大卫(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地震来了以后，撤还是不撤我们是有争议的，试验单位希望我们走吧，但任务做了一半没法走啊，走了以后下次还得重来一遍，我们还是坚持做下去。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最后我们那时候，是一直把风洞(试验)基本做完回来。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为了有一个方案，拿回去给大家做，我们都不要命。要有好的方案，你想想看，死对你来讲，没有这个重要。
终于，一份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设计方案，从四个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风洞试验的性能数据印证了“飞豹”飞机设计方案的计算结果，能够满足军方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们这个方案本来应该说比这个要高，相当于欧洲的狂风，美国的F15，由于我们设备不足，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数据的正确性、可靠性，只好退啊，那不能够我要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个科学，所以后来就退到现在“飞豹”的方案，不是我们最好的方案，但是是可行的方案。
197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歼轰7飞机的研制任务。经过几年的论证，“飞豹”的研制者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这个方案立项了，而且作为一个航空部的重点任务下达的，那时候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对这个飞机这一航空工业的热爱，一直很明显的。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应该说中央还是非常英明的，给我们的任务也是非常准确的。这飞机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覆盖南沙，你要有大量的武器，精确制导的武器，你才有办法压住敌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全天候，所谓全天候就是白天黑夜，下雨、下雪全都给我出动。
对于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歼击轰炸机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海军和空军对于飞机的任务定位和座舱布局也存在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战术技术要求需要从零代跃升到第三代。“飞豹”飞机研制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从摸索开始要跳到三代，这个要求加在一起，就客观要求和我们过去的经验的积累，技术的积累差距太大，差距太大。
钟至人(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没原准(机)，没有参考资料，不像有的型号我有参考图纸，改型，没有，全是新的，而且上了很多新标准，新规范。
王昂(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
很多技术问题我们没有完全吃透，同时在当时来讲，我们也没有、很少有预研经费，很多关键技术本来就应该在预研当中解决的，并没有。
没有原准机可以参考，很多技术原理无法吃透，设计要求起点又如此之高，歼击轰炸机从方案设计开始，就一路坎坷一路奋进。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航空工业有机会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在此之前，中国的飞机设计一直走的是仿效前苏联的道路。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一度考虑通过与国外合作，共同设计“飞豹”飞机。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外国公司)一报价，21亿人民币，1979年21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200多亿人民币了，二三百亿人民币都不止啊，这是设计，不是制造的，都不管的呀。
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你要外援也没有，有外援的人也不会给你，人给你你也没钱，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只有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干。
购买国外高新技术的路子就此中断。陈一坚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力更生大胆创新，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技术规范是飞机设计的“宪法”。对于飞机总体设计部门来说，设计环节遇到的另一大难题就是选用什么样的技术规范。当时，陈一坚手上的技术规范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落后资料。若以此为据，设计出八九十年代使用的飞机就是一句空谈。陈一坚大胆做出了一个决定：采用国际先进的美国军用规范，研制中国的新型飞机。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所以走这个路，走这个路走出来，现在回过头看，有点脱离苏联原来走这个老框框这个架式。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这也是我们所有所里面，我们第一家做，中国人必须有中国规范。
资料图：飞豹挂雷霆制导炸弹火箭巢对地攻击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脑子就是真是很敢想，什么别的都不要操心，所以我们既然敢想，所以我们就打破了很多常规。
第一次跨越如此大的台阶，规范选择又面临巨大的转变。尽管陈一坚曾跟随恩师徐舜寿参加过歼教1、初教6等飞机的设计工作，但对于这次能否成功研制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心里还是没有多少底。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接了这个任务，我看那个本(任务书)，手都发抖，那个厚本，那里面要求高得很，因为我知道那个数据的严酷性。
我自己感觉(方案)的跳跃这么高，我这个包袱，我那时候不敢讲，因为我再动摇了，那后面就困难更大了。
面对一个个难题，总师系统和整个团队选择了默默地奋斗。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