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就想到自己要失败的话是什么结局，一般来说，你肯定完蛋了，不会家破人亡，也是遗臭万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想法，作为搞飞机设计的，最后你败了，人家怎么知道你一下跳了三代，怎么知道你没有试验室，怎么知道你的手下全是新人，人家不管你这个，只是说你飞机失败了。不敢讲(这些)，而且我跟下面只是提一个要求，就是我的座右铭，要学越王勾践，就是卧薪尝胆。

　　就是凭着这股卧薪尝胆的劲头，总师系统领导设计团队对“飞豹”飞机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一次次全面优化，一步步查找缺陷，一个个解决问题。

　　飞机机体重量控制是“飞豹”设计环节的一大难题，若不解决超重，飞机的性能就达不到要求。新规范的实施，让“飞豹”的飞机结构、重量控制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中国人用两种规范研制一种飞机的成功实践。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那时候只能说干，我们不能干也得干出来，所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一定把它干出来，就这一句话。

　　就在“飞豹”方案调整和设计工作有序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国航空人迎来了一次新的挑战和考验。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防建设不得不为经济发展让路，多项新装备的研发计划纷纷“下马”。1981年，“飞豹”飞机也由国家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的项目。

　　吴克明(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1980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我们没钱了，走不下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提出来是说，缓办，停办、不办。

　　经费削减、进度放慢、基建暂缓，三句话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就是“下马”。这对于承担“飞豹”飞机总体设计的研究所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他们对这个建所以来唯一自行研制的项目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期盼。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一听呢，这个量力而行，应该说就是想哭吧，最简单的一个感情反映，就是想哭。

　　高忠社(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这下经费没了，基建也停止了，设备也不进了，没钱。这人一下子一落千丈，感觉到没希望这个飞机，总之灰心丧气很严重。

　　就在全所上下情绪低落的时候，所长高镇宁的一句话重新点燃起了大家的激情：缓办不等于不办，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航空人越要有所作为！

　　高忠社(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假如说国家不设这个项目，我们这个飞机也要设计出来。因为我们是搞航空，我们热爱航空，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放弃开展工作。

　　当厚厚一摞研制图纸摆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的面前，他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型号经费，这支队伍仍然坚持研制，拿出了设计方案。    

　　与此同时，飞豹的研制得到了海军的大力支持，海军首长明确表态，别的机种宁肯不要，也要全力保“飞豹”！

　　1982年4月19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全面转入详细设计阶段。

　　资料图：2014年5月20日，“海上联合-2014”演习正式打响，中方海军航空兵某团8架“飞豹”战机将主要扮演蓝军，已全部准备就绪，随时可投入战斗。如外国飞机抵近演习地域侦察，将果断采取包括外逼、驱离…在内的措施，保证演习正常进行。

　　阎良，这座距离古城西安50公里的航空工业城，迎来了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一次新辉煌。

　　“阎良阎良一片荒凉，吃不上大米，闻不到鱼香，除了马路就是和尚，娶不到媳妇，羞见爹娘”。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派现代气息的航空城三十年前是这番荒凉的景象。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设计者们开始了“飞豹”飞机的全面详细设计。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试验室根本谈不上，有一个小房子搞个原理试验，这个有电机，有泵，但是没地方放，就在外面搭个，搭个棚，搭个防雨棚，就把大的里面放不了的机器放到外面，这么个水平啊。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西部大厦”，名字说得挺好，就是陕西用木头棒子夹起来打上黏土，什么也不是，上面毛草，没有厕所，没有卫生间。

　　秦凤奎(时任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书记)：

　　那时候办公在食堂，当时有人说厕所都做食堂，都用进来，厕所也没有，到外面露天的厕所，食堂也做办公，那种条件，啥也没有，就是(能不能)搞这么先进的歼轰7，(不少人)也提出这个怀疑。

　　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丝毫没有影响“飞豹”设计团队的干劲。提起同志们的工作热情，老所长高占民至今还记忆犹新。

　　高占民(时任航空某研究所所长)：

　　每人一个手摇计算机，后来有C2机穿孔纸带了，纸带和光电作用，你看科技处排队，不是说谁上楼上去了，就是派给你了，你就不一定能通，因为有点毛疵就过不去。

　　陈一坚 (时任“飞豹”飞机总设计师)：

　　我们这一班子(人)只有一个信念，就是部队海军空军要的，我就是不睡觉也把它弄出来，你工资不调整，我一样干活。

　　钟定逵(时任“飞豹”飞机副总设计师)： 

　　过节的时候晚上同志们我们加班嘛，月亮也照进来了，当时有的同志就说以前有个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给他改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考虑大纲。

　　张锡金(时为航空某研究所科研人员)：

　　当时我有一个女儿，我儿子放假回老家上海了，我老婆带着我的女儿，把女儿放在办公桌上(加班)，那天晚上我女儿(睡着了)从办公桌上滚下去了……

　　就是依靠这种忘我的主人翁态度和敢为人先的“飞豹”精神，“飞豹”的研制过程中创造了一个个中国第一：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种之一，第一个采用小轮距八字腿起落架设计，第一个采用翼尖侧向挂弹设计，第一个采用国产惯性导航的军机……

资料图：沈空飞豹A携带国产鹰击91超音速导弹亮相

　　1983年，“飞豹”转入总装制造厂开始工装生产。

　　赵健(时任航空某企业分厂副总工程师)：

　　飞机的零件，都加起来，两万项，我工装就干了多少呢，干了9500多项，9600项，这个工装数量在飞机研制过程中，占的比例非常大，所以这样的话，在这儿我们都想着办法，就是交叉着干，能干一点我先干一点。

　　洪尔维(时任航空某企业总调度室副主任)： 

　　“飞豹”没有样机，就是这个情况。他都要干从头干，是这个情况。最突出的应该是设计是最大的突破，这是实话。我们干到自己设计的飞机，也感到很自豪。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要实现“飞豹”飞机按期制造完成，总装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首先要进行28项关键技术攻关。

　　易志斌(时任航空某企业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那个时候是28项关键嘛，把这28项关键拿下来，这拿下来了，这个整个一架飞机的门槛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了。 

　　王秦平(时任航空某企业总经理)： 

　　当时因为咱们过去的飞机生产机翼是机翼，机身是机身，这个歼轰7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机身中段那块，机翼的中间段和机身是一体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刘国选(时任航空某企业副生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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