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豹”飞机海上试飞

　　“飞豹”海上试飞是工业部门与军方进行的合作，联合试验。合作不差，矛盾不少。  1。关于选址。“飞豹”飞机要转场到辽东湾海上试飞的题目在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1985年或是1986年。原国防科工委六局、海装飞机部和航空工业部重点新机办有关负责人会同主管同志联合到山海关、兴城调查，我是主要成员之一。因挂空舰导弹的轰6改是在山海关海航部队同民航共用的机场飞的，原航天部三院同志熟，且这个机场有弹库，因此主张沿用已有条件飞“飞豹”，航空部门的同志也有此想法。但山海关要修跑道，更主要的是海军李景副司令亲自调查过，主张放兴城海军飞行学院的机场。

　　当时的航空航天部以及国防科工委六局、海装飞机部的同志都想沿用轰6改的路走下去，强调兴城没有弹库、没有机库，在山海关各方面工作都顺一些；经过几次调查，企图说明修跑道和试飞时间可错开。“飞豹”海上试飞场地放山海关条件最好，但因李景副司令已定放兴城，无法改变。当时我们猜测，首长可能是想通过新机试飞把兴城机场建设带起来。事实证明放兴城是合适的，因“飞豹”兴城海上试飞在海上飞的科目多，时间长(前后达4年之久)，放在作战部队和民航共用的山海关机场是欠妥的；通过新机试飞带动一下兴城机场的建设，作为工业部门要予以支持。  2。试飞院与海军试验基地分工难。试飞院是从事航空产品飞行试验和鉴定的单位，认为应由他们负责飞机上装的某型空舰导弹火控系统的试飞、鉴定以及使用的测试设备；而海军试验基地的任务是试验鉴定舰船和海上使用的武器(包括空舰导弹)，弹的命中精度又离不开火控系统，故试验基地认为也应由他们负责，机上应装他们的测试设备。仅此先后开过四五次会，用了几年时间一直扯不清，因争论多彼此都难说服对方。后来国防科工委发一原则文件，是按各自理解分头做工作。在上级机关帮助及相互步步协调下，逐步磨合着前进。机上的测试设备主要是试飞院的，试验基地也装了个别设备。后来在机上和地面，为海军试验基地地面雷达和经纬仪的遥测、光测数据和三院机上指挥仪的数据使用也有矛盾，曾有过互不提供资料，影响工作的事。

　　以上分工问题还涉及航定委和海定委的分工界面，过去因没经验，有些争议难免，但以后应有规章制度共同遵守。可找知情人起草，以各有关方面讨论修改后定稿，主管部门颁发执行。

　　3、空域、海域使用难。试验工作量大、牵涉面广，关系十分复杂；技术问题多，受制约条件更多。要完成一个科研试飞架次，首先机上设备要好，常出故障的是雷达、电台。其次地面雷达、经纬仪等遥测光测要好，这点难度大，因为设备太老旧，多台光测经纬仪常是文齐武不齐。第三天气要好，这个地区有的季节雨多雾大能见度差，影响试验效果；且海浪不能大，否则靶船出不去；第四海域难清理，过往船只和渔船特别多；第五空域要能调开，同一块空域的锦州、山海关、绥中、兴城等机场的飞机都要飞，只好排队。海军试验基地的任务也常有冲突，总之麻烦的事很多，工作难度很大。

　　上述种种，“飞豹”这个型号是步步协调，逐步磨合走过来了，用的时间很长。下一步改型机应设法改进试验办法，否则可能更难，因为还要牵涉空军、空军试验基地和更多的有关单位。为此建议以后对这种大型试验现场，要组织有实权的协调、调度机构，否则要进度快是很难的。

　　飞机的可靠性、维护性(R、M)问题  飞机的可靠性、维护性(R、M)好坏，是该项装备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部队是否欢迎和接受这种飞机致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可靠性、维护性差的飞机很难保证按时执行作战命令，完成战斗使命。  “飞豹”飞机设计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我们的设计队伍对飞机可靠性知之甚少，在这方面没有专门考虑；好在1990年或是还迟一点，国防科工委拨了一笔款用于现役和在研机种提高可靠性、维护性工作。就是从那时开始，把飞机关键零件和所有新成品附件以及操纵、液压、燃油、飞控、火控等各系统全面进行了可靠性补课，做了大量试验研究，改进所有薄弱环节。把原使用寿命仅2～3年、200～300飞行小时，都提高到8年700小时，增加2～3倍。仅用3～4年时间，约×X X×万元，就完成了这样重大的项目，成绩巨大。  在维护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海航曾在1990、1991年组织三次“飞豹”飞机维护f生调研、审查，总计提出224条意见(第一次176条，第二次9条，第三次39条)，经共同研究在试制批和1批上进行更改的为171条；其余的53条，经反复研究取得一致意见，仍采用原设计状态。各有关承担研制任务的所、厂、院对使用部门所提要求，所持态度体现了全心全意、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些是“飞豹”今天很受部队喜爱的重要方面。

　　在山海关飞“9910”任务(建国50年阅兵)的飞机，10架机一天飞70架次，出勤率很高；在新机初到部队使用时就有这样的成绩，我认为是国际水平的，这确实应归功于可靠性和维护性补课。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国防科工委进行可靠性、维护性补课的决策完全正确，各级主管部门认真抓是有功的。这里充分体现了在新机研制中组织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早投产向部队交付试制批飞机

　　“飞豹”飞机从1988年12月14日首飞，到1990年12月第四次国防科工委现场办公会时已过两个整年，有在飞行的飞机3架，尚有飞行试验机2架一定能在1991年出厂交试飞院，这时考虑：1。飞机虽飞的不多，但认为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大问题；2。生产新机从备料、订购装机成品(新的176项)到出飞机，最快3年，一般则要4年才能把飞机交到部队，故西飞公司总经理邵国斌向现场办公会领导提出，请会议同意公司做一批飞机的生产准备，进行备料投料工作。当时海军领导和总参同志没表意见，国防科工委谢光副主任对一批飞机未明确何时投料，但提出了1994年要有飞机交付部队。这就是说，何时投料，一切由工厂定。邵总经理会后找我商量时表示，宁可担风险也要做备料投料工作。我以机关个人意见，建议再看一年，可先做软件方面的计划安排。关于1994年要有飞机交给部队的要求，能交新的当然好，如果做不到，交2～3架完成定型试飞任务的试制批飞机也好，也应算有飞机交部队了。

　　实际上第五架飞机到1991年11月才交到试飞院。在1991年6月开第五次现场办公会时，定型试飞进展不快，主要还是进行调整和排故试飞，定型科目飞的很少，就没有讲新机投产问题。直到1992年末第六次现场办公会再次提出，首长仍讲活话；但这时工厂决心下了，实际行动是1993年，3年后1995年即出了要交付部队的新飞机。国防科工委谢光副主任在1994年要有飞机交付部队的要求也实现了，即经过1 992、1993年两次现场办公会，对试制批飞机是否要交付部队、交几架、交哪几架的讨论酝酿，对交不交的问题，总参同志讲话要交。至于交几架，工业部门意见3架，海军主张2架，国防科工委首长定交2架。哪2架也有争论，后来海军首长讲，按工业部门意见，交先飞完定型试飞科目的81和82号两架机；交部队前由工厂进行一次大检修，由部队付这部分钱，成本费由科研费消帐。这两架机1994年下半年从试飞院返回西飞公司开始进行检修、喷漆等，于1995年到了部队。

　　这一论述主要是想说明：1。工业部门的所厂院对国防科工委、军方首长的讲话要求是严肃认真的，千方百计进行落实；2。有些事要有预见，早酝酿、早做工作，基本上可实现预定计划；什么事没有必要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准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还要强调一句，有的事，工厂还是要有点胆量，必要时还得敢担一点风险。在一批投产问题上，工厂是冒着风险干的，’抢了一点时间，其价值难以估量！它很可能是为承担“9910”任务打下了基础，而“9910”任务在飞豹飞机发展史上将占有极其宝贵的一页。

　　召开“飞豹”设计定型审查会

　　“飞豹”飞机的定型试飞工作，1993年是高潮，一年飞行近500架次，效率高；加上前两年飞的，飞机基本性能已飞完，达到设计指标要求，数据已拿到手。1993年末考虑，再经过1994年的试飞，飞机各系统、武器、成品都可飞完，可以请航定办在年末召开飞机设计定型审查会，当时航定办同志口头答应予以安排。但到1994年末，定型试飞工作进展很好，实现了所定计划，余下项目很少，但试飞报告却拿不出来，大量数据要整理，写正式技术报告，很花时间；当时要求至少给半年，即要到1995年7～8月间才能完成，1994年的设想落空。

　　1995年2月15～17日在西安阎良国防科工委召开了“飞豹”第八次现场办公会，当时飞机已飞行近1500架次，除某型空舰导弹火控系统还要飞、弹还要打外，飞机性能和各系统功能都已飞完。会议商定1995年飞机先走一步，进行设计定型审查，航定办也将其列入年度计划。在这一年中，我们工业部门先后邀请航定办同志、军方海装及国防科工委机关同志六次去阎良检查，听取设计所、试飞院、工厂汇报，给予指导，提出要求，督促加速工作。但到8～9月问，申请设计定型的报告尚未上报，定型试飞报告尚未完稿，故航定办同志反复强调：1。一定要拿到试飞院的定型试飞报告；2。要拿到总师系统、海军和工业部门的设计定型审查申请报告；3。要海军表明常规武器系统和某型空舰导弹武器系统是在两架机上试飞(前者85号，后者为84号机)，没有一架机是装有全部武器综合在一起进行过试验，如何进行设计定型审查(这是一个漏洞，但总设计师、试飞副总师强调，定型试飞大纲是经专家审查，航定办批的)；4。航定办还强调要全武器系统(指空舰导弹要先定型)设计定型审查，对飞机要先走一步认为没文件(意思是国防科工委现场办公会纪要不行)。

　　这样一来，在1995年进行“飞豹”飞机设计定型审查工作又很难了。有人已失去信心，因为要是等打完某型定型弹，再拿出弹的申请定型报告，是1997年或以后的事。但工业部门和海装主管人员在有关首长的支持下，没失掉信心，可以说为此是跑断了腿。

　　总之1995年我们是在三条战线上抓工作：1。抓定型试飞收尾，这时特别强调飞行安全。2。抓设计、生产、试飞总结报告。除70指和海型办在现场天天调度、周周开会，常发简报外，机关同志不断地到现场督促检查、提要求、做批评，就这样进度还是一拖再拖，主要是工作量大、要求高、反复多。3。抓现有配套成品先行设计定型工作。年初还有二级配套成品5～6项，如232H雷达、563惯导、622飞控、210多普勒导航系统等，还有几项难度大的三类成品，主要是试飞中出的一些问题。这些确实也忙坏了航定办同志们，经过反复做工作，最终得到解决。

　　工业部门机关的同志和海装飞机部的同志联合在一起做海航、航定办同志工作，反复组织到所、厂、院听取汇报，使之了解更多的情况，阐明我们和现场办公会的意见。在这期间某型空舰导弹的试验弹(航空航天部三院设计研制)帮了大忙，很争气；在10～11月间打了6发6中，证明弹和火控系统都很好(只是定型弹一时生产不出来)，为飞机先进行设计定型审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当时航定办主任贺总路还是坚持，没有一架装完整全套武器飞机的问题要有正式文件。

　　这里要说一下，海装的同志尤其是徐甘泉总师做了突出的贡献。他亲自出面向海军贺副司令汇报情况，请出贺副司令员到海航做工作，最后是由海军向航定办出了正式文件，承认经从各方面邀请的专家讨论、评审各有关方面批准的定型试飞大纲和其试飞的结果，同意按状态进行设计定型审查(以上为我所知大意)；这才落实了1995年12月在航定办主持下，在西安人民大厦完成第一次飞机设计定型审查，为交付飞机和批生产飞机创造了条件。

　　请空军列装快上改进型

　　从1986年决定集中力量先干条件较好的串座型，对空军要求的并座型暂时先开展课题研究以来，除主机所做些课题论证研究外，很少有人过问此事。一方面是工作忙，有些顾此失彼；主要的还是空军也有人主张用串座，对并座要求不那么强烈。  

    1988年10月27～30日，我随空军林虎副司令赴成都检查工程研制工作，有一天早晨陪林副司令在院内散步，我汇报了“飞豹”研制进展情况，讲了年内定能首飞，请空军考虑使用问题。当时林副司令讲：1。串座还是并座不是大问题，串座空军也可以用。2。当前主要问题是发动机，现在斯贝发用。2。当前主要问题是发动机，现在斯贝发动机仅有那么几台，就能生产几架飞机，我们怎么好同海军争抢发动机昵？我说：海军也不仅要几架飞机，发动机问题总是要解决，一定能解决的。林副司令当时讲：发动机这件事问题比较大，不是很好解决的。

　　林虎副司令一席话说明：“飞豹”串座型飞机平台空军能接受，但对所用发动机十分不满意，不主张国产化从英国引进的斯贝发动机。这里再一次说明，斯贝发动机一方面是促进“飞豹”研制的动力，其高可靠性保证了定型试飞；另一方面由于处理上的不果断，没早下决心国产化，也阻碍了“飞豹”飞机早日成为部队新一代装备。

　　“飞豹”研制工作成功在望之际，从1992、1993年开始，西安飞机设计所组织力量针对空、海军新的要求做改进型方案设计研究工作，多次向军方汇报请示；李洪毅所长亲自带队到空、海军机关、空一所和有关的论证单位汇报并征求意见，当然每次也都要到原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和部、总公司机关汇报请示。据我所知一连进行了4～5年，锲而不舍，精神可嘉。空海军机关同志也组织军内科研单位人员到闫良所、厂、院进行调研。如1994年2月21日，我陪同空八所总师汪源明同志带有关专业人员到西安飞机设计所、西飞公司、试飞院调研空军使用“飞豹”飞机问题。他主张主要改电子火控和武器，对飞机总体结构和发动机不宜变，这些主张都极利于早拿到装备，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加速改善我空军装备。但据说他们内部的争论焦点仍是发动机问题，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这个弯子转不过来。当然后来也有改多改少的分岐意见，使飞机改进发展工作拖长达6、7年之久，直到1999年8月才算最后定下来。故我称之为令人痛心的遗憾事。《航空档案》杂志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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