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朱英富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我曾把在美国监造二战时期最后一艘航空母舰的经验告诉这个学生。他很感兴趣，也在心底埋下了中国航母梦的种子。几十年后，朱英富院士成了我们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总设计师。现在，我们国家水面舰船研制水平和能力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从《解放日报》到《参考消息》，我每天至少看3份报纸，还有船舶方面的新书，只有特别小的字才用放大镜看。我时刻关注着中国造船，我们还要造自己的远洋油轮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科学研究虽然辛苦，但要学习“船的精神”，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我1935年开始学造船，如今已有80多个年头，亲历见证了中国造船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中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了，下一目标就是成为第一造船强国。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也是我，一个102岁造船人的心愿。人在医院，但我很想回交大，还有十年好活，还有书要写……

杨槱院士读今年元旦改版后的《解放日报》。

　　[站出来，救国]

　　“大轮船怎样开动？”小时候，我住在广州，南来北往的船很多，“看船”是童年乐趣之一。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我亲眼目睹了国家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遭遇掠夺，促使自己对船舶的兴趣变成“学造我们自己大船”的梦想。高二时，我以《广东造船简史》为题写了学年论文，这是人生中第一篇论文。

　　高中毕业，我满怀理想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一所著名的机械制造和造船高校，希望能成为一名船舶工程师。当我获得格拉斯哥大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后，就离开了英国。学成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我来到重庆，在我国抗战时期内地最大造船厂——民生机器厂担任副工程师。经过战火烽烟，我倒有惊无险。28岁那年，我应邀参加赴美服务团学习考察，在费城海军船厂见习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监修官工作，这一年获得了宝贵的现代造船和修船先进技术经验。

上海交大校史馆内陈列的杨槱院士教学老照片。

　　1948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呈燎原之势。我当时担任海军机械学校的教务组组长，学校决定迁往台湾，但我不愿意跟去。就在这个时候，交大一位教授朋友，因公去英国开会，就找到我让我代课，这一代就是半年。我和交大的缘分更没有断绝。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亟需一批船舶海洋方面的人才进行国防和经济建设。上世纪50年代，交大决定大力发展船舶学科，1955年大连工学院造船系并入交大。我当时正担任大连工学院造船系主任，于是一纸调令让我回到交大担任副教务长，负责筹建造船学院。从那以后60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交大。

　　[造出来，富国]

　　看似离开了造船的一线岗位，但我始终认为，干一行，爱一行，只要国家需要，在任何岗位都可以作出贡献。1954年，我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希望组织能考虑我的志愿。不过党组织认为，我留在党外工作要比在党内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我服从组织安排。1956年，我加入九三学社。

　　2017年杨槱100岁生日之际，身在华东医院的老教授，用视频方式与3位他学生辈的院士一起，为大学生上了一课。李茂君 摄

　　作为杨门弟子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南院士、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最右），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恒一（右二），登上当天励志讲坛。李茂君 摄

　　其实，造船业涉及的不仅仅是“产”和“造”，还需要“学”、“研”和“用”。年近六旬，我开始接触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计算机的应用。那时候，造船科技人员搞设计用的不过是计算尺、鸭嘴笔、积分仪、曲线板和压条等，设计一艘船花时间太多，而且所得数据还不够精确，分析范围也很狭窄。我在船的主要尺度分析、船舶稳性、船体强度计算等方面率先使用了计算机，还带动和组织国内有关研究单位编制有关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系统。

　　同在上世纪70年代，我看到一些货船船体较瘦，速度虽快，但货船不规则，不利于理货，装卸也不便。我就与航运部门共同进行新的经济型货船的研制工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考察了福州、厦门、广州等港口，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我提出的5000吨近洋干货船和15000吨经济型远洋干货船的设计方案，获得认可。这样设计出来的货船船体较为丰满，货舱方正，虽然速度较慢，但装卸货方便，燃料消耗省，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除了开拓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法，我还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填补了在这领域的空白。

　　1981年，我荣幸地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我国造船领域的第一个院士。而1996年，79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槱院士独立起身练习太极推手。

　　[教出来，强国]

　　作为一名教师，主要责任是为学生授课，有些老师不太愿意教的基础课程我来承担，先后讲授了船舶设计、船舶静力学、船舶概论等课程。算到90岁时，我这些年来培养了5名博士研究生和20名硕士研究生。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本身相当优秀，我对他们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依然担任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所的技术顾问，90多岁还一周工作5天，每天一早起床吃过早餐就到浩然大厦办公室，经常回复E-mail，审阅研究生论文。

杨槱院士亲笔书赠解放日报社。

杨槱院士祝贺《解放日报》今年创刊70周年。

　　我对船舶海洋科技史的研究，发端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编写《船舶概论》等统编教材时，认识到国内很多船史存在错误。我开始阅读《二十四史》中与船舶发展史有重要关系的史料，还读了《宋会要》《太平御览》《天工开物》《龙江船厂志》等相关文献。1962年起，我陆续撰写了《中国造船发展简史》《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等多篇论文，埋下了晚年学术研究的种子。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没有休息。耄耋之年还是马不停蹄，写了《帆船史》《轮船史》《郑和下西洋史探》《人、船与海洋的故事》等一系列著作。我希望这些书籍能激起更多青年学生对海洋船舶事业的兴趣与热爱。1997年，我向上海交大捐赠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2010年追加捐赠30万元，2013年再度追加50万元，2013年把获得的“上海市教育功臣”奖金20万元也全额捐作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

杨槱院士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访谈中。

　　海洋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未来的世界，海洋与人类的关系也必将越来越密切。当我们怀着一颗为国奉献的精神去做海洋建设这件事，就会树立责任意识，希望国人更加热爱海洋，希望有更多青年人投身船舶与海洋科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