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7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1月9日命令在港起义员工保护国家财产，准备接收。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派出接收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工作团。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电令刘敬宜、陈卓林分别负责接收中航、央航所有在港资产。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根据主权国豁免原则，宣布撤销对两航的“临时禁制令”。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负责接收两航等29个起义单位的资产。

　　1950年4月2日凌晨，中航停放在启德机场07号跑道以北香港军事禁区内的7架飞机被炸。但港英警察竟非法将在跑道另一侧夜间值勤的中航纠察人员全部拘留。中航何凤元、华凤翔、陆元斌、张仁德等人赶到现场，当即向港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次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国飞机在香港被炸一事发表声明：我国民航飞机7架，在由英警负责警卫的香港英国当局军事禁区内被炸事件，香港英国当局应负完全直接责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也加入了这场战争。1950年5月10日，英国枢密院对香港高等法院发出“枢密院令”，经由行政手续将两航飞机和器材再次扣押。

　　1950年5月17日，章汉夫副外长就香港英国当局扣押中国民航局下属中航、央航两航空公司停放在启德机场的飞机和器材的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952年7月28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英国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中国留在香港的央航40架飞机及其他资产，非法判给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运输公司”。7月29日，港英当局施用暴力，出动武装警察、冲锋车、警车，殴打、囚禁两航护产员工。10月8日，香港高等法院又将中航留港31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了陈纳德。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陈纳德用航空母舰将两航全部留港飞机和其他资产强行运走。

　　1952年8月2日、10月28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对英国政府迎合美国意旨，公然采取挑衅的横暴行动，庇护陈纳德劫夺中国两航留港资产，先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严正声明：“一切后果，应由英国政府完全承担。”作为相对措施，上海市军管会于1952年8月15日征用英国在沪的英联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同年11月征用英商上海电车、自来水、煤气公司⑤。

　　在这场复杂的护产斗争中，两航留港机构以及何凤元、张乃嵘、张心康(央航营运组业务课副课长兼客运股股长)和大律师陈丕士等立场鲜明，英勇斗争，出力甚多。两航纠察护产员工为维护中国尊严，保护国家财产，不畏强暴，英勇斗争，流血流汗，作出很大贡献。

　　(二)复员⑥。据统计，参加两航起义的员工共有2527名。起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两航自香港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累计1725人，随同员工回内地的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三)器材内运。在中共澳门地下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中航在澳门的无线电修造厂、材料库，于1950年1月24日完成电信器材2477箱内运工作。这是两航海外资产中较早完整内运的一批。2月下旬两航在港物资解冻，大批抢运工作开始。从3月14日至5月6日，中航的大宗器材从港运出，计有9789件及飞机汽油3600桶，均运往天津。

　　央航器材3月26日运往天津362件，4月26日运往广州316件。央航最大一批器材3452件于4月13日交海后号轮船，因广州遭空袭，延至5月9日才装船。但在12日海后号轮船开船前两小时，被港英当局以“英皇枢密院扣留令”再度冻结，以致这批央航器材受阻，未能及时运回。

　　1950年底，民航广州办事处处长任泊生、政委陈瑞光派陆元斌、陈耀寰再去香港协办器材内运事宜，在两航联合办公室的张乃嵘、张心康、黄国铨(中航助理工程师)和郑宝书等留港员工的通力合作、艰苦努力下，排除各种阻碍，完成了组织交给的护产抢运任务，共运回器材2779箱，其中央航1838箱、中航941箱；1951年、1953年又两次陆续运回两航档案、办公用具和部分器材。

　　1956年下半年，两航起义人员复员、器材内运工作结束。原中航香港办事处机构保留，留下少数员工在香港德辅道高罗士打大厦原址办理部分空运业务。

　　七、两航起义的重要意义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两航起义的直接作用，是给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它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香港，震撼了国民党政权，引起国际注视。两航员工率先起义，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在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对他们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

　　两航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祖国大陆的17架飞机(C-46型14架、C-47型2架、水上飞机1架)，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而后为发展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在“八一开航”、支援解放西藏空投物资、成功试航拉萨，在航空护林、探矿、灭虫、测绘，在带飞天文领航以及试制盲降设备，在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和兴建首都机场中，在发展民航运输生产、保证飞行安全、改善民航基础设施、加快民航人才培养和增进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遍布全国许多岗位的两航起义员工，在国防、航空、航天、电子、通信、机械工业、科研、文教等部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当年关于“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指示的重大和深远意义。

　　由于“左”的影响，在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十年动乱中，许多两航起义人员遭受冲击迫害。但是，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如既往，从未动摇爱国初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涉及两航起义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消除不良影响，颁发《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调动了广大两航起义人员的积极性。现在，两航起义健在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壮心不已，通过各种途径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建设民航强国，仍在各尽所能，继续奉献。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创业、敬业精神，赢得了广泛赞誉。

　　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国民航的史册。(全文完)

　　注释：

　　①中航起义宣言文稿，是何凤元与吴景岩、华祝研究为敦促刘敬宜总经理尽快下定决心率众起飞而写，由吴景岩起草，经何凤元修改后定稿。1949年11月8日下午，张乃嵘缮写后复印。当晚中航筹划起义的中层骨干和北飞机组成员38人先在上面签了名，而后复制了多份备用。次日，两航起义飞机飞越武汉后，两航公司首先对内宣布两航起义北飞成功，极大地激励了两航爱国员工。中航同时将上述已准备好的起义宣言件分发给所属各单位，号召全体员工拥护起义签名，当天签名员工已达90%以上。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登载了中航何凤元、吴景岩、吴敬诚、顾其行、周焕文、汪企远、华祝等人及全体起义员工签名的《中航公司员工宣言》，轰动了港九各阶层，引起国际关注。

　　②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最后下决心参加起义的时间，还有一说是11月6日。见1950年9月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所写的《两航工作总经报告》。

　　③ 驾机起义北飞的12个飞行机组及乘员

　　CONVAIR-240XT-610 潘国定 路家玖 韩家琪

　　余惠民

　　机上乘坐者：

　　中航总经理 刘敬宜

　　央航总经理 陈卓林

　　吕 明 邓士章 刘 陵 张 振 吴景岩

　　查夷平 陈文惠 徐冯嘉 郁曾楠 林正卿

　　C-46XT-154 陈达礼 刘景春 黄焕元 陈耀祖

　　C-46XT-172 杨 积 周纪祥 杨宏量 陈汉斋

　　冯俊涛

　　C-46XT-144 张 镒 刘 安 周丕显

　　C-47XT-115 黄雄畏 周 炳 李宏揆 赖冠生

　　甘嘉霖

　　C-47XT-131 蔡觉沧 温可煌 戴礼昭

　　C-47XT-123 卢开周 黄文斌 方榕满

　　C-47XT-125 边任耕 方 甫 康正之

　　C-47XT-139 秦永棠 李风朝 霍斌臣

　　C-47XT-129 邓重煌 陆华应 顾杰飞

　　DC-3XT-121 徐作诰 颜恩锡 李 荣 张德馨

　　DC-3XT-525 林雨水 郑家琼 罗 柏 孙功赞

　　④中共昆明市两航地下党支部，是由支部书记刘荣德、组织保卫委员董应明、宣传委员孙一鹏等12人组成。该党支部在中共昆明市委交通工委书记徐仁信和刘云瑞的领导下，团结两航员工，出色地完成了支援人民武装斗争、迎接解放、促进起义、保卫昆明等任务；在闻悉香港两航总公司起义后，迅速回电，拥护起义，响应通电号召，坚守岗位，保护好昆明资产，受到昆明市委和军委民航局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表扬。

　　⑤ 索赔两航资产问题。经过中英两国的长期谈判，直到1987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生效，中国向英国索赔两航资产一事乃告结束。

　　⑥ 复员即由香港回祖国大陆参加新中国民航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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