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空勤机组北飞准备会。11月8日晚9时，陈达礼主持召开中航北飞人员准备会议，何凤元、陆元斌、华祝、陆维森到场。陈达礼传达了以下内容：北飞日期定于11月9日，早晨5时到机场，6时开始起飞；12架飞机参加北飞③，其中11架飞机由中航陈达礼领队飞往天津，另一架飞机由央航潘国定等人驾驶直飞北京；航线高度9500英尺，为防止国民党空军飞机袭击，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航线离桂林国民党空军活动半径远一点；鉴于4种机型速度不一和不可能调配必要的间隔和层次，飞机分两批，一批经汉口北上，一批取道南昌至天津；北京已布置南昌、武汉、上海、北京、天津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可供导航，最主要的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已延长；上海、武汉、济南、石家庄机场已做好准备，可落地加油 ；陈汉斋负责向香港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收讯电台单向发讯。为预防意外，他们还确定了途中迫降联络用语，并在机场内安排了抢险小组，如发现滑行道、跑道有障碍立即清除，等等。

　　8.财务、总务准备。财务部门调集现金，以备起义工作急需。起义之前一日，急需一笔现金发给北飞人员作安家费之用。因用途保密，不能循正规途径取得，最后由何凤元、张乃嵘向有关财务人员以人格担保，才从中航营业收入中取得现金，使问题得到解决。总务部门控制交通工具，保证北飞所需车辆。

　　9.组织纠察队伍。为防止敌特破坏，两航10月底已建立严密的纠察组织，随时待命，从起义日起按各划分的地区分工值勤。

　　10.起义前，两航设法陆续将在外地的飞机调回香港，撤回在台湾的技术骨干；起义前一天下午，对留港的所有飞机按预先准备的方案进行技术停飞处理，起义当天两航全部班机停航。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并在机场附近的太子酒店设立联络点，一切准备就绪。

　　北京时刻在关注两航起义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问题，最后一次会议是10月底，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蒋天然等领导参加。周恩来总理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了两航起义时间、飞机降落地点、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 批准了接待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和北飞人员的工作方案； 安排了届时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的消息； 研究了对两航的政策及其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破坏，有关地区部队专门做了充分准备。

　　五、飞回祖国大陆

　　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中航10架飞机和央航2架飞机在缺乏地面导航及气象保障的困难条件下，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空军袭击的危险，经长途航行全部安全飞回祖国大陆。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机组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刘亚楼、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中航、央航总经理。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并指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周恩来总理特电嘉勉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同志。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两航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其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归附人民中国。吕明对中航澳门电讯课预先有所布置，起义成功后，中航澳门电讯课和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中航澳门电讯课是人员、资产完整参加起义的一个部门。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两航昆明支部④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宣布归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护产、复员和器材内运

　　两航起义后，国民党政权疯狂反扑，在港英当局纵容下，百般利诱、分化两航员工，进而与美国和英国合谋，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掠夺活动。在险恶的形势下，我党领导两航广大起义员工，配合中国政府展开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

　　(一)护产。两航起义后，除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及随行人员和北飞的飞机、机组外，其余2000多名员工和当时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71架飞机等资产仍在香港。当时，英国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伙同美国人陈纳德等，妄图掠夺两航留港资产。两航起义留港员工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下，赢得香港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团结一致，进行了3年之久的护产斗争。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在北飞之前签署命令，任命王新章(视察室主任)代总经理，并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央航则成立了非常委员会。两航护产工作，在张铁生、朱汉明、任泊生(受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军委委派到香港，全权负责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后的工作，后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领导下，由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同志具体组织。中航组织300多人、央航组织200多人组成纠察护产小组，日夜守卫飞机、厂房和仓库。

　　1949年11月14日，端木杰再次到香港，宣称委派沈德燮(中航高级顾问)、戴安国分别为中航总经理和央航代总经理，撤销刘敬宜、陈卓林职务，并对两航资产进行所谓“接收”。这一举动遭到两航留港机构的拒绝。中航刘敬宜总经理发表公告开除沈德燮，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电令开除戴安国。两航停留在香港的飞机换上了五星红旗标志。沈德燮、戴安国在港挂牌子，登广告，诱惑两航留港员工前往登记。在党的领导下，起义后的两航机构同中层起义骨干一起，在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下，发动积极分子开展正面教育，增强团结，进行反登记斗争。两航对查明已背叛起义者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开除，永不录用；同时，通过舆论工具揭露沈德燮、戴安国破坏两航起义的险恶用心。结果，受命赴港平息两航起义事件的端木杰等人，在两航起义的影响下也投奔了新中国，国民党政府破坏两航起义的阴谋被挫败了。

　　1949年11月19日，沈德燮、戴安国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分别以中航、央航名义向香港高等法院对中航员工16人、央航员工20人提起所谓控告。11月24日，他们取得了香港高等法院的“临时禁制令”，冻结两航资产及飞机。同日下午，两航聘请大律师陈丕士等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反诉，25日，也取得对国民党政府的“临时禁制令”，禁止沈德燮、戴安国移动两航资产。11月28日和29日，中航1247人、央航1084人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宣言，表示坚决保护两航财产，正告港英当局“重视中国人民政府在香港的资产权益”并予以保护，同时呼吁香港各界人士给予正义声援。

　　1949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就两航留港资产问题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两航空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动或损坏。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应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两航空公司留港资财有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情事，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国民党政府鉴于英国政府即将撤销对它的承认，12月12日声称以350万美元(其后以475万美元定价)将两航留港的71架飞机及其他资产“卖给”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随后，陈纳德等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接收”两航留港资产，被驳回。以后陈纳德和魏劳尔又诡称将两航留港资产转售给他们在美国注册的所谓“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由其控制两航资产，结果又被驳回。1950年2月1日，美国前战略情报局长杜洛云声称向陈纳德和魏劳尔购买了两航资产，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陈纳德、魏劳尔，请求委派“接收人”接管两航资产，因证据不足，香港高等法院未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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