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机构时发现上述情况。据此，上海市军管会认为两航处于十字路口，刘敬宜、陈卓林总经理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定，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6月，周恩来副主席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恩来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迁返祖国。为此，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

　　同月，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吴克坚布置中共中央社会部驻香港工作人员朱汉明与陈卓林取得联系，做争取工作。吴克坚、祁式潜将工作关系转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支部书记任以沛及朱汉明。任以沛、朱汉明与何凤元联系，并布置了策动两航起义的任务，开始着手做争取刘敬宜的工作。7月间，新华社驻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何凤元的安排会见了刘敬宜，向他指出，“搬回去，是中航唯一的出路”。

　　在积极争取两航高层人员的同时，我党开展了对两航个别飞行人员的策反工作。6月中旬，乔冠华和任以沛向中航飞行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陆元斌布置策动两航飞行人员驾驶6架飞机起义的任务。7月，我香港地下党组织同意从台湾撤到香港的中航气象员、中共地下党员陈耀寰参加对两航个别飞行人员的策反工作。七八月间，陆元斌、陈耀寰策动中航副驾驶李培槐、央航副驾驶李福遇驾机起义。李福遇于8月25日驾驶C-47型XT-501号飞机自广州起义，当日飞抵南京。

　　7月，中共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吕明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开展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及李克农部长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吕明是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就认识刘敬宜，并在两航的飞行员中有一些朋友。查夷平是爱国进步人士，曾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年初在南京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并且曾经担任欧亚主任秘书和央航的副总经理，在央航中上层关系较多。

　　四、多方合力，共策起义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抵达香港后，迅即同中央指定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副书记黄作梅和吴荻舟及中共中央社会部驻香港负责人张唯一、朱汉明取得了联系。9月初，吕明、查夷平和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明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副主席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同时决定停止对两航个别飞行人员驾机起义的策反工作，转为策动整体起义。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决定对两航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分工大体为：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吕明、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和两航基层人员及联络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

　　(一)吕明、查夷平、何凤元积极争取两航总经理

　　争取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工作相对较为顺利。吕明、查夷平根据吴克坚与陈卓林4月间达成的默契，判断陈卓林会积极配合起义工作，故在到港当天会见了他，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陈卓林表示欢迎吕明、查夷平来港。次日，央航李福遇驾机起义，陈卓林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后，对我地下党组织产生了误会，并担忧查夷平在香港暴露身份，殃及自己，态度出现了反复。吕明、查夷平继续对陈卓林做工作，但陈卓林仍担心我地下党组织在下面策反会泄密。在广州解放后的有利形势下，陈卓林才谨慎地着手向中上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他非常自信央航员工会听他的，一呼百应，但结果出乎意料，起义行动在中上层及飞行人员中都有不小阻力。尽管如此，陈卓林基于爱国主义精神，仍秉初衷，决意亲自参加北飞，毅然起义。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从与我党接触，到率众起义，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考虑。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带领中航起义。

　　中航撤离上海时，刘敬宜见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为摆脱控制，一方面把中航总公司的牌子挂到台南应付迫迁；另一方面透过美方董事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将机航基地和营业重心转移到香港，力图开辟新的国际航线以摆脱国内航线锐减的窘境。1949年6月，何凤元根据党的布置开始做争取刘敬宜的工作，以策动中航起义。7月，时值港英政府下令征用中航厂房，何凤元趁机安排乔冠华与刘敬宜会晤，劝其起义。刘敬宜虽明确表示不去台湾，但仍想靠美国帮助其发展国际航线，希望美国继续向中航提供飞机零备器材，使中航维持下去。8月，港英政府再次下令征用并封闭中航厂房。8月17日中航被迫停航两天，以示抗议。经国民党政府和美方董事交涉无效后，刘敬宜通过《大公报》费彝民先生主动与香港我党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希望借助我党的力量与港英当局抗衡，《大公报》发表了陈耀寰以“姚驰原”笔名写的《透视中航公司——看迫迁修理厂问题》文章。这期间，刘敬宜曾拒绝泛美航空公司欲将中航并吞的阴谋。9月12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端木杰等到港催逼中航迁台。9月13日，港英当局又征用07号跑道以南中航仓库，步步逼驱。中航员工从上到下都不愿迁台，营业难以继续。9月下旬，何凤元及刘敬宜的秘书、联谊课负责人吴景岩建议刘敬宜去找共产党。经费彝民介绍，吕明、查夷平与刘敬宜洽谈起义事宜，刘敬宜没有明确表态，犹豫不定。在此期间，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派出工作人员张志鹏、中航顾问杨柳风到香港，也对刘敬宜做过争取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欢欣鼓舞，客观形势对发动两航起义工作更为有利。在何凤元的建议下，电讯课课长华祝等中航中层筹划起义的骨干借讨论中航前途之机多次劝刘敬宜起义，刘敬宜仍迟疑观望，没有表态。

　　10月25日，刘敬宜应蒋介石电令赴台“述职”，险遭不测。接着，端木杰又电令刘敬宜、陈卓林11月5日赴重庆“商谈问题”，陈卓林已获悉国民党要对他们二人下毒手，拒不受命，刘敬宜也不敢再入虎口。当时已有蒋介石要撤换刘敬宜、陈卓林的风声，加之传闻英国政府将承认新中国，中航在港资产会受到保护，使刘敬宜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此期间，吕明等反复向刘敬宜陈述利害，陈卓林也以两公司休戚相关，催刘敬宜速作抉择。11月7日晚，何凤元、吴景岩拿着部分中层骨干已签名的中航起义宣言文本①，找刘敬宜恳谈，言明已联络好了200多名骨干员工，控制了中航各主要部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表明举事的坚强决心，敦促刘敬宜领导起义，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才促使刘敬宜首肯②。

　　刘敬宜同意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殷切召唤和中航员工由衷敦促的结果，也是其身受港英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威胁的结果。他终于在爱国心、事业心的驱动下，作出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的正确选择。刘敬宜11月9日在给美方代表艾礼逊的信中说：“中航公司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而除了一条路以外，其余的路都是引向最后的毁灭。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权衡至再，在一个长时期的慎重考虑之后，我得了这个结论，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不能脱离中国的土地。”“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作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负责人(首脑)，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做一个断然的决定……中航公司回到中国去而开始工作。”

　　(二)策动中层，发挥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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