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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并不稳固 双方存在四个重大分歧

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并不稳固 双方存在四个重大分歧
2018年03月30日 11:41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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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9日,举世瞩目的2018冬奥会在韩国平昌举行,韩国、朝鲜冬奥代表团在开幕式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成为-20℃严寒中的一抹暖色。一个月前还“战云密布”的朝韩半岛,给人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23日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和“最大规模”制裁,以切断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源。对朝鲜的不同态度,揭示着作为盟友的美韩两国内部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美韩同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形成的,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与韩国缔结同盟关系并一直维系至今。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作为政治军事同盟而存在,同盟的着力点也主要局限于朝鲜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韩同盟作为美国打造的、覆盖东亚的亚太联盟体系的一环,一直在朝鲜半岛发挥重要作用。美韩同盟主要法律依据包括《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战时支援协定》等,此外,还包括美韩安全协商会议、美韩军事委员会会议、美韩联合司令部等各式各样的机制与机构。因此,美韩同盟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的双边军事联盟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最为完备的同盟。但由于两国政策及同盟地位的差异,内部多有分歧,主要集中于政治及军事层面。

  美韩对朝政策分歧

  美苏冷战时期,美韩同属资本主义阵营,苏联与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构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网络,美韩同盟正是遏制网络中的一环。这一时期,韩国出于对同盟关系的依附心态,追随美国的对朝遏制战略,表现在南北关系上,即严格以意识形态区分,并出台《国家保安法》,以高压形式对待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实施遏制。虽然美韩有着共同利益,并在战略取向上也有一定的共识,但韩国政府并非对美国“言听计从”。朴正熙政府时期,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及维持政权的需要,1972年,南北双方提出“7·4南北共同声明”,通过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大原则,双边关系也实现了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缓和;卢泰愚政府时期,1988年,发表“七七宣言”,表示朝鲜不再是韩国的敌人,并声称“抛弃敌对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南北合作”,加之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韩国在国际舞台上大展风采,南北关系也随之实现了第二次缓和。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冷战时代结束,朝韩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朝核危机等情况的发生,导致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开始出现一些改变。在金大中和卢武铉两任政府时期,分别推行“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努力实现朝韩和解。也正是这两任政府期间,朝韩首脑实现两次历史性的会晤,朝韩关系改善的速度过快。朴槿惠政府时期,提出“新型朝鲜半岛”的构想,主张朝韩之间寻求重建信任的方案,推进“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反观美国,小布什政府入主白宫后,改变前任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接触政策,对朝态度强硬,在2002年1月,小布什在国会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时,还点名指责朝鲜为“威胁世界和平”,认为朝鲜“通过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日益增加的严重危险”。小布什政府针对朝韩关系改善,对韩国政府施加压力,加强与韩国就朝核问题和对朝关系进行协调,要求韩国政府在实施对朝援助过程中考虑朝鲜在弃核方面的态度和进度。

  美韩新任总统上台后,针对朝核问题,特朗普政府认为,解决朝核问题是最优先课题并要全力对朝鲜施加压力。文在寅政府则主张缓和与朝鲜的关系,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双轨战略”,即一方面对朝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也寻求以对话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2018平昌冬奥会上,朝韩两国共举“朝鲜半岛旗”亮相

  由上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上看,美韩之间关于对朝政策均存在不协调。当朝韩关系有缓和迹象时,美国出于“反恐战争”需要及控制盟友的考虑,迟滞朝韩关系改善的步伐;而当朝韩关系持续紧张时,韩国出于“同一民族”心理的考虑及政治需要,也会逆同盟而动,寻求韩朝双边关系的改善。

  美韩防卫费分担问题

  在美韩防卫费分担问题谈判过程中,美方不断要求韩方增加防卫费分担额。1988年,美国正式向韩国等盟国提出防卫费分担要求,自1991年起,美韩两国签订关于驻韩美军驻扎费用的《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当年,韩国分担的防卫费为1.5亿美元。至2017年,韩国承担防卫费的金额达到约8.9亿美元。韩方则坚持,韩国政府对驻韩美军提供的直接和间接经费不少,应当尽可能控制韩方负担的防卫费增长。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美韩两国关于防卫费分担存在分歧,两国间的防卫费分担谈判也时常被迫拖延。

  特朗普执政后,渐渐表现出以“交易方式”看待美韩同盟的倾向,认为韩国作为盟友长期以来“搭便车”,要求盟友为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买单”。文在寅政府认为应该适度,尤其要考虑到韩国军方每年从美军进口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以及驻美韩军的土地使用费并未算入防卫费分担中的情况。由于美国削减军费已成定局,加之美国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倾向,美韩双方承担防卫费的比例问题,仍将是今后美韩之间的分歧所在。

  在部署萨德的经费承担比例问题上,美韩存在分歧

  美韩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问题

  美韩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问题由来已久。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韩国李承晚政府将韩军的控制权移交给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此后韩军的控制权就交给了联合国军。1954年11月17日,韩美签订《韩美合意议事录》,其中将“军事控制权”修改为“作战控制权”,并将韩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交给联合国军司令掌握。1978年,美韩联合司令部成立,联合国军司令将韩国军队的作战控制权移交给美韩联合司令。1994年10月,第26次韩美安保协商会议和第16次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签署《第2号战略指示》,同意归还韩国军队的平时作战控制权;12月1日,韩军从驻韩美军手中收回部分平时作战控制权,而战时作战控制权一直掌握在驻韩美军手中。2006年9月,卢武铉与小布什举行首脑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小布什表示:“将通过两国政务工作组的持续协商决定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的适当时间。”2007年2月,美韩举行防长会谈,商定美方于2012年4月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

  2010年,李明博与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会后的记者会中,奥巴马称:“我们就2015年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达成一致”,“这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希望确保能够在有效状态下移交作战控制权。”美韩双方将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时间推迟到2015年12月。2014年4月,朴槿惠与到访的奥巴马举行会谈,商定重新考虑美国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的时间。同年10月,美韩举行第46次韩美安保协商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在会议中商定推迟原定于2015年12月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的计划,决定推进“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方案,且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移交时间。

  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工作之所以一波三折,主要是因为韩国军方认为韩国自身无法应付朝鲜的核导威胁,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还需要借助美国的军力对朝鲜进行打击。在将来,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后,驻韩美军仍将继续保留,美韩的军事合作也不会因移交而停止。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美韩两国长期以来是通过美韩联合司令部体制发展联合作战能力,即使是韩国收回了战时作战控制权,也同样会维持美韩联合司令部体制并通过美韩联合司令部守护韩国的安保以及驻韩美军的安全。”

  关于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问题,美国力主尽早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从而专注于自身的“美国优先”主义。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一方面,可以减轻自身的军费负担,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愈显颓势的情况下,摆脱对韩国军队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独立存在的美军和韩军相比较于之前的驻韩美军的形式,增大了双方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也更有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施行。文在寅出任总统后,也提出要尽早收回战时作战控制权,并在其任期内(2022年前)推进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工作。收回战时作战控制权,将有利于韩国国防改革的向前推进,并实现“自主国防的强军”目标。虽然美韩两国新政府对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均呈现积极态度,但移交时间上仍存在分歧,不排除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时间再次推迟的可能性。

  美韩对作战控制权移交的时间仍存在分歧

  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问题

  1966年7月,朴正熙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该协定于1967年生效。协定规定,“韩国应在刑事管辖、民事、设施和用地、劳务、通关和纳税、对协定的解释权等方面单方面给予美方特权”“驻韩美军因犯罪而被韩国执法部门抓获后,只要美军方面提出要求,韩方必须立即将犯罪嫌疑人移交美方,不得拖延;如果犯罪嫌疑人是由美方先拘留的,美方不必将人交给韩方,而由美国军方对涉及任何罪行的美国军人实行监护,直至所有的上诉程序完成。期间,韩方不得行使司法管辖权”。实际上,该协定赋予了驻韩美军在韩国的“治外法权”。针对这一协定,美韩两国曾多次进行商议和修订,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驻韩美军在韩国境内的大量犯罪、扰民行为给韩国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也引发了对这一协定的修改。1991年1月4日,时任韩国外长李相玉与驻韩美国大使格雷格于外务部会议室签署了《协定修订协议书》,并于1月24日生效,其中最大改动是删除了最受争议的“自动放弃裁判权”款项,并对原有31个款项中的8个款项进行了修改。在驻韩美军的设施用地、海关检查、劳务管理等方面赋予韩国一定的权力,但在驻韩美军的刑事管辖权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2001年1月18日,美韩两国再次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进行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涉及刑事管辖权、环境保护、劳务、检疫、设施及区域的提供及返还、民事请求权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刑事管辖权,新的协定赋予韩国更大的权力,除了有权控告驻韩美军的涉案人员,韩国警方还有权逮捕并关押某些重犯。2002年,2名韩国女生被驻韩美军装甲车碾死,韩国爆发了“反美”热潮,并要求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在此之后,韩国政府又多次要求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2011年6月,韩国政府就美军卡罗尔军营“橙剂”事件,提议美国考虑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可能性,而美方并未对此进行表态。2015年,美方发生误向驻韩美军研究所发送炭疽杆菌样本事件,韩方意图基于此事件推进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而后又转为改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运营程序以预防事件的重演,其中美方的态度是影响因素之一。美方倾向于完善而不是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2011年11月17日,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助理部长李陂特在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人士听证会提交书面答辩时称:“美国国防部决定通过完善而不是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来应对近日接连发生的驻韩美军犯罪和美军基地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美韩同盟是不对等同盟,美韩地位的失衡导致《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表现出对美的全面依赖性,随着韩国国内“反美主义”的兴起以及韩国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韩国有意识地开始谋求同盟的平等,并两次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虽然韩国做出诸多努力,但美国对这一不平等协定的态度并未有大的改观,仍然坚持通过完善具体条款来处理驻韩美军的犯罪、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目前,美韩两国定期举行《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联合委员会会议,针对性讨论驻韩美军相关事宜。可以说,美韩同盟的不对等性意味着美韩关于这一协定的分歧仍将继续。

  结 语

  美韩同盟历时60余载,之所以能够维系如此之久,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美韩之间利益的契合度也较高,同盟的共识远大于分歧,但美韩同盟分歧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随着韩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及美国实力的衰弱,今后美韩同盟是否能保持当前的“热度”存疑,当前的同盟分歧能够通过美国强大的实力来缩小,亦或是通过在其他方面加强共识等“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掩盖,而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尤其是美韩两国新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原则,韩国文在寅政府推进改善朝韩关系、推进“自主国防强军”的新形势下,美韩同盟的前景令人期待。

  版权声明: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杂志2018年第3期,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微信号(mil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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