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日本开国不到十年，德川幕府派出“千岁丸”号帆船访问上海，日后成为明治维新先驱之一的高杉晋作就在船上。此时上海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最前线，高杉晋作对上海华洋杂处、混乱不堪、兵民羸弱的情景颇为不屑。

　　1871年9月13日，天津山西会馆灯火通明，这座南来北往晋商汇聚的气派院落里却迎来了一群新面孔。谈判桌旁端坐着刚刚北上接任直隶总督不久48岁的李鸿章，另一头是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此人为幕末和“一会桑”针锋相对的“四侯”之一，宇和岛藩藩主。在这里，洋务运动方兴未艾的大清国与明治维新肇始不远的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次条约的签订在宏大叙事的史书里名不见经传，但仔细研究就能发现这份条约的有趣之处。中日这两个先后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东方古国，在当年还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条约体系的国际秩序，因此在条约的第八条里，双方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等于两国互相出卖了司法主权，授予了对方领事裁判的特权。其实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清朝官员就对“领事裁判”这一条毫无异议，认为外国领事如果能替自己管束“奸民”，何乐而不为呢？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文本

　　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国际秩序里，这种对领事裁判的心态并不罕见。无独有偶，据说奥斯曼土耳其对其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等西欧国家商人聚居之处也支持领事裁判。但是，如果按照现代条约体系的标准来看，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对华不平等条约，也是对日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真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当年的李鸿章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了解洋务和外交的官员了，他对近代条约体系约束下的国际秩序的了解也不过如此。

　　短短四年后，日本军舰就在朝鲜海岸与当地炮台展开炮战，并击毁了朝鲜炮台，日本要求朝鲜开国，并要求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此，洋务健将李鸿章不得不再次与明治日本进行交涉。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萨摩藩士之子）曾与李鸿章有过这样一场对谈。李鸿章问道：“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云：“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云：“五分尚没有。”李问：“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有礼：“日本现在只学得现成器艺而已。”而在日本人的记载中，在这场对话里，李鸿章对日本人改变衣冠感到十分不满。森有礼正色回答道：“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李鸿章此后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可以说，在视野较为开阔的中国人眼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已逐渐变成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又不得不提防的形象。（作者署名：国家人文历史  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