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种战略能力决乎生死！中美大战略遭遇分野

　　程亚文：大国竞争，战略能力强者胜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西格尔1999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直指中国是全球经济中的“小角色”，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如今快20年过去了，在很多西方人的不看好中，中国风景愈加丽好，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国际影响，恐怕再没人敢说中国是“小角色”“二流国家”。倒是以往被奉为“灯塔”的美欧国家愈发成了“问题”。

　　在一个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性网络中，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已经体现为战略能力的竞争，谁在战略能力上高人一筹，谁就更有可能精心筹划未来，在危机和挑战来临时更加应对有方。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内面临治理挑战，对外处理国际事务时无力甚至混乱，都根源于它们的战略能力出了问题。

　　一个国家按照自身意志自主决策、保持战略自由权的能力，可称为战略能力。笔者曾概括规模较大国家所需要的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战略能力是制定大战略的基本资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作为前提，无论大战略的思想还是筹划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大多数中小国家在战略能力上都有欠缺，因此难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的选择，就颇能说明这个事实。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因遭到美国当头棒喝，英法两国不得不从埃及退却，这实际上标志着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正式终结。而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法两国都曾怀有制定大战略的雄心，其中法国表现为戴高乐主义，英国表现为丘吉尔倡导的“欧洲联合”和以英国为中心的“三环体系”，但这些都已无法帮助两国恢复旧时荣光。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与国家雄心已严重不相匹配。其结果是，包括昔日老大帝国英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得不安于美国羽翼之下，不仅难再有大战略，就连大战略的思想建构也不再活跃。

　　国家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能否着眼长远进行战略筹划，并有效落实既定战略筹划。尤其是能围绕战略目标进一步地分步实施，在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小目标，通过点滴积累逐步推进来实现总目标。

　　这些年来，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表现出战略能力的逐渐充沛。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现实发展中则有条不紊地推进“五年规划”，对外陆续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并能有效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当今中国的所言所行，较之以往视野更加宏大，格局更加高远，参与世界经济、政治议程的意愿与能力都常常为世界所惊讶。诚如国内外不少观察家所言，中国战略能力的日渐提升乃至卓尔不凡，首先表现为高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种能力得以产生的根本保障。

　　一般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大战略设计，贯彻大战略的意愿、能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曾参与美国政府核心决策的布热津斯基却有着不同观察。他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善于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未来，政策前后连续，这是中国优势所在，而美国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苏对抗时，他就曾说，美国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缺乏战略或地缘政治意识的特点，常常将长期地理战略问题放在更为近期的政治问题之后。

　　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像是种预言。美国近年来在大战略的建构上依旧活跃、行动上仍然显眼，但无论相关的思想还是实践都已表现出内向保守倾向，根本原因在于支撑大战略的国家战略能力已出现短板。

　　对照笔者上文提及的六种国家战略能力，今天美国在多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良之兆。其中的首要环节是在经济战略能力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现有政治机制因其内在掣肘，没有足够能力尽快化解挑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后退，生产能力相对减弱，这不仅直接导致美国财政来源减少、深刻影响美国民众就业，还使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美国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人口流动全球化、恢复制造业优势地位，但这要以暂时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可是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这样做，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精英阶层习惯了金融暴利，大众不想减少已有社会福利。

　　在世界围着美元转、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后，高度依赖外部使用才能产生效应的美元体系，也遇到了中国明清时代类似的问题：一旦有其他国家以身示范放弃使用美元，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美元体系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随之烟消云散？19世纪后期欧洲纷纷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就曾给依赖白银的中国带来无比巨大的困扰。

　　另外，过度消费主权信用和经济虚拟化难以有效逆转，也在加剧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失衡，导致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以往虽有差等、但总体共享的财富格局，向差等加深、彼此割裂的财富格局转化时，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难表现出曾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想为继续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大战略设计，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