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转折点上的中印关系：“冷和平”打破后需探寻新的外交模式

　　2017年，在外交方面，印度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继续推进，对华政策也一反常规，通过一次洞朗对峙事件展示了印度的强势外交政策。

　　印度外交正在快速转型

　　印度外交正快速远离不结盟外交传统。在双边层面，印度促进了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关系。印度对外政策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相似性在提高。莫迪访问以色列，与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发生在同一年，表明印度在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选边站的清晰立场。

　　周边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印度的主要目标。印度新政府则更是打着“周边优先”的旗号上台的。除了大国外交以外，印度几年来的外交动作是由近逐渐及远的模式：2014年的外交重点是南亚邻国，2015年是印度洋地区国家，2016年的外交重点是中东和波斯湾地区。

　　印度的外交收获，主要在印度洋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合作机制建设也稳步推进，一些印度为中心的地区和次地区合作机制继续推进。在美欧日的支持下，印度在国际舞台上也有收获。2016年底，印度加入导弹计划控制机制（MTCR）。2017年12月8日，印度加入瓦森纳安排（WA）。这表明印度融入西方秩序的速度在加快。

　　但是，印度外交有得有失。随着印度外交重点的不断转移，最先拿起的往往也先被丢下。到2017年，印度在南亚国家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大多丧失：尼泊尔刚刚结束的大选结果已表明印度对尼泊尔政策的阶段性失败；印巴关系恶化，中印关系恶化；斯里兰卡西里塞纳政府在观望一段时间后，也正式与中国签订了港口租让协议。印度在抵制南盟以后，转而推动BBIN倡议，但由于不丹议会的否决而没能正式生效。这表明印度以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潜能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得不到硬实力支持，很难转化为真正的外交优势。

　　中印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2017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最为困难的一年。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以来，中印关系基本是一种“冷和平”状态。但是在2017年，中印关系基本被“冷对抗”所取代，中印在战略层面直接对撞的风险上升。

　　一是，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更加明确，从以前的消极观望发展到直接反对并提出对应性倡议。2017年5月，印度成为大国中唯一缺席“一带一路”全球合作论坛的主要国家，并提出一些没有中国参与的地区联通倡议，如2017年印度与日本合作推出的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

　　二是，中印洞朗对峙事件提示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这起对峙事件在中印两国间的类似事件中，规模不是最大的，时间不是最长的，代价也不是最大的，但影响却是最大的。这是中印之间第一次在非两国争议领域的对峙，对中印关系造成的损害和风险，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这为未来类似事件以及升级提供了心理可能性。对峙虽然和平结束，但如两国处理不当，在未来擦枪走火甚至是发生一定程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上升了。

　　三是，中印两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态势日益明显。在印度洋上，为了应对“地区外国家保持近乎长期的驻军”的趋势，印度海军把12-15艘“任务待命军舰”长期部署在印度洋北部各咽喉点和关键海上通道上，还得到海军“鲁克米尼卫星”（GSAT-7）和P-8I海神侦察机的支援。印度还于11月召开首次由10个印度洋沿岸国家参加的果阿海带会议（GMC），加强于地区内国家在海上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总体来看，2017年见证了中印“冷和平”状态本身所包含的风险与危机。冷和平状态可以长期在中印关系中有效存在，是因为过去两国的能力和国际地位有限，既被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隔离，也都没有进入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带，相遇甚少。但是现在，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了：中印两国加强对边境地区控制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上升，使得边境争端更难管控；两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两国在国际公域中相遇的频率上升，战略竞争关系更加复杂；随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愿望上升，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更易影响民意；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两国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门槛下降，双边关系更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中印两国同时崛起，在多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传统的通过保持距离以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模式，将很难持续；继续发展人文与经贸联系但继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低调的平行外交模式，虽然在目前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但是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在“亚洲世纪”的共同愿景下，中印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么为中印关系寻找到一个适合的定位与机制性安排，要么让中印关系成为两国可持续崛起的负担。中印提前到来的“龙象之争”，对两国、尤其是对印度的发展前景构成了新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