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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建文

如果说，杜聿民血战昆仑关是以大捷告终，中国远征军出师远征缅甸是以悲壮结束，那么，方先觉死守衡阳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惨烈。

这又是以黄埔生为主将而坚守孤城的典型战例。

方先觉是黄埔三期生，在军校时就曾编入军官教导团，参加过东征之役、北伐战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相继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及武汉会战，并在武汉会战南浔路负伤，之后升任第8旅旅长、预备10师副师长，1939年又参加南昌战役，立有殊功，年底再参加皖南青阳之役，血战七昼夜，给敌重创，升任预备10师师长。不过，他的抗日史也不是一路光彩，在常德会战时，就因为作战不力，惹得蒋介石十分恼火，一怒之下撤了他的师长之职。不过，他的人缘不错，尤其是第10军的黄埔同学和师兄、师弟们，他们联名向蒋介石上书求情，不久又重任师长。这之后，他在几次长沙会战中一洗前耻。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率部阻击日军于金井、福临铺，受到蒋介石嘉奖；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他又率全师固守妙高峰，挡住了日军第3、6两个师团的重点攻击，令人侧目，所部被誉为“泰山军”。正所谓武官只要不怕死，必会有惊人之举！长沙会战前，方先觉是抱了死志的，他曾给妻子留书一封，说的就是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责任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日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会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上天还能有眼，长沙会战没能把他收走，让他在升任第10军军长和享受荣光的时候，准备把更加艰巨、更加惨烈的一个重任交给他，完成抗战史上一次重大的孤城守卫战。

美国飞虎队员哈尼斯拍摄的1944前的衡阳市易赖街

时值1944年春夏，日军又一次向豫湘桂发动了大规模战略性进攻，中国抗战局面再次陷入危急中。此际，中国军队已经连续抗战七年，师劳兵疲，敌强我弱的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因如此，日军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西南地区中美空军基地，阻击中美空军对日军本土空袭，同时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战意志，并“切望借此鼓舞士气”，而发起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击，便显得暴风骤雨一般。日军共调集了八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主攻湖南方向。日军以如此强大的优势兵力，专门集中进攻一个地区，这在抗战以来还是首次！6月18日，湖南省会长沙陷落，日军沿湘江东进，23日进抵衡阳近郊，把守卫衡阳的方先觉第10军一下推到了最前台。

对于守卫战，方先觉有足够经验。故而，作为衡阳守城的最高指挥官，他预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衡阳城位于湖南省中部，处湘江中下游西岸和衡山南麓，其湘桂、粤汉铁路在此交汇，同时蒸水、耒水也在这里与湘江汇流。从地理位置而言，既是铁路、水路等南北交通之锁阴，又是进入桂黔川滇的门户，军事意义不言自明。不过，位于湘江西侧的衡阳城并不大，是长方形状，宽约一里，长约两公里，总面积还不到一百万平方米。然而，城虽不大，地势却于防守有利，城区东北角，耒水自东向北蜿蜒注入湘江；城区北面，蒸水自西而东流入湘江。两水相夹，在东、北方向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无法徒涉，只能借渡河工具和东面的湘江大桥通过。于是，守城设防重点便只剩西、南两面。在南面，约有一公里宽阔起伏的丘陵地带，正好设施防御阵地；在西面，除一部分丘陵山地与南面相连外，大部分为鱼塘、莲池密布的沼泽地区，再延伸过去，是一片广阔的水稻田区，其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战前几天，方先觉率所属师、团主官和参谋部门反复察看城四周的地形，作出了日军必从城西、南进攻的判断，之后利用城外各制高点修筑工事，尤其是高地与高地之间，火力相互搭配，相互依托，组成了互为犄角的火力群。在此基础上，再根据防御需要，重点加固了一些薄弱位置，防敌突破。战后，日军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这是中国八年抗战里出现的最好的防御阵地。除西南两面外，方先觉也没忽视其他两个方向的防守，将其附近所有渡河工具收集起来按战时方式管理外，还部署了足够的防守部队，同时炸毁了湘江大桥。事实证明，日军不无渡河而击的想法，他们曾集中多艘汽艇，搜集了十多只木船，但刚一强渡，就被守军一一击沉。

方先觉

守城之战于6月23日正式打响，日军来势汹汹，第一天便突破了第3师7团3营防守的瓦子坪阵地，方先觉勃然大怒，就地枪决了畏战的3营营长李桂禄，并通报全军。众官兵闻之动容，无不肃然，自此以后再无一人后退。26日，日军占领了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并迂回至城南，截断了衡阳守军退城，衡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城。27日，日军渡湘江发动猛攻，守军顽强死守，停兵山、黄茶岭、高岭等阵地均拼至最后一弹一卒才失守。28日，日军进攻时又使用毒气，五桂岭阵地一个连除特务长和四个炊事兵不在阵地外，其余全部中毒身亡。日军又以飞机对衡阳城狂轰滥炸，城内房屋和囤积的粮食物资大部分被焚毁，全城被炸得满目疮痍。即使这样，守军部队仍英勇无畏，在自己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同样也给敌人重创，敌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及参谋长被击伤，三名联队长和五名大队长被击毙，官兵更是死伤无数。日军知道遇上了对手，在发动进攻十天后暂停进攻，休整调集兵力，以备再攻。

7月11日，日援兵逐步抵达，继续开始进攻。或许有了第一次攻击失败的教训，他们改变了全面进攻的方略，改为重点突防。12日，城南虎形巢阵地被攻陷。敌变我变，方先觉令守军除坚守外，主动采取出击措施，对敌逆袭。于是，围绕阵地的争夺更趋白热化，如张家山小高地，双方均得失三次，但不管是谁，每争夺占领一寸土地，都要用数十或成百的生命作代价。至15日，城外阵地的争夺战基本结束，中国守军退至西禅寺、张飞山等城外廊一线布防，日军也开始逐次攻击城外据点。到此际，方先觉关于守城的大方略才开始显现，他将原防守城西的第3师抽调大部过来，接替了伤亡惨重的预备10师，同时还预备了军直属搜索营随时接替，迅速扭转了已倾斜的防守态势。这种有步骤的兵力逐次投入，对长时间坚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一轮绞杀开始了，为鼓舞士气，方先觉还祭出了重赏“法宝”：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负伤者赏五千元，尉官负伤者赏四千元，士兵负伤者赏一千元，负伤而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事实上，这固然是遵循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法，但更多的是方先觉的无奈之举。城被围之初，城中总兵力为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但问题是每倒下一个，城中兵力就减少一个。然而，无论哪天哪次战斗，伤者之数不是以成百上千来计呢？

驻守衡阳机场的飞虎队员闻警后跑步登机

围绕城外廊和城垣的战斗又整整持续了半月之久，守城部队伤亡已达八成，因医治条件简陋，医药品缺乏，轻伤者几乎无一不自愿重返前线，伤势不轻但仍能行动者，也大多留在阵地，宁愿用激烈的拼搏来麻木消解自己。城中能调的兵全部调上去了，杂兵夫役概莫能外，情状极为惨烈。日军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又有两个联队长和六个大队长击毙，城外的烧尸场浓烟滚滚，野战医院里挤满了缺手断脚和缠满绷带的伤兵。

进入8月，战场局势继续恶化。衡阳久攻不下，日军统帅部十分恼怒，除令第11军司令长官横山勇中将亲抵战场指挥外，还在城外集中了五个师团的绝对优势兵力。而衡阳城呢，却是一片哀哉景象，除大批伤兵外，粮弹也极度匮乏，官兵们只能吃烧焦的米煮成的糊饭，佐以盐水强行下咽。阵地附近的池塘中，小鱼细虾和浮萍等均被采食一空。最让人心痛的还是负伤无药可治的官兵，只能用盐水洗伤口，用废纸破布包扎，伤口绝大多数化脓，溃烂生蛆，发出阵阵恶臭，尤其是重伤员，似乎只有等死一途。更可怕的前景还在后面，8月3日，日军出动数百架次飞机，对衡阳城内下了一场“弹雨”，爆炸声震天憾地，硝烟把天空染得一片墨黑，无数房屋建筑在“轰隆”声中轰然倒塌。4日，日军发动总攻，炮火、毒气、火焰喷射器一齐使用，进攻部队潮水般扑来。第10军部队坚守一个半月有余，此际已无力再战，摆在方先觉面前的便是三条均可称绝路的选择：或突围，或自杀成仁，或投降。

日军进入城内占领衡阳火车站

哪一条都不好选。8月5日上午，方先觉在指挥部召集各师师长、参谋长、战区督导官开会，一起选“绝路”。其中，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议突围，但有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并当即拿出《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说事，因为在这个文件上，记录着蒋介石训斥常德守城指挥官余程万的一段话：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方先觉是常德会战的亲历者，当然清楚内情，当初余程万率六千官兵守常德，坚持了十六天，客观说打得还不错，也十分惨烈，但最后关头，他却弃城弃伤兵而逃，不仅遭到了蒋介石严厉训斥和处分，还给自己的声誉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有鉴于此，方先觉当然不想重蹈覆辙：我们突围出去，即使委座不责备我们，全国同胞会原谅我们么？我们又怎么能舍弃负伤的官兵呢？既然不赞成突围，那就只有准备成仁了，他下死命令：绝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四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算你们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卒，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绝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也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这个命令下得十分悲壮，也有慷慨赴死之大义，但事实却往往不按人主观设计的思路走，却让历史多了很多令人回味的东西。8月7日，日军破城，从衡阳北门攻进了城内，方先觉携各师师长至电蒋介石悲情告别：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城内，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他确乎是想成仁的，谁料竟没有能死成。当晚，日军接到中国军队援军即将赶抵的消息，已攻进城的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担心夜长梦多，提前发动攻势，一股作气攻进了第10军指挥所，捉住了方先觉！之后，日军将他押至天主教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有条件投降的几个条件：一、保留第10军建制，不以全军名义投降；二、保证官兵生命安全，让他们休息；三、收容伤患并以人道主义治疗，郑重安葬阵亡官兵；四、不能再杀害老百姓；五、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关于方先觉投降的条件，后来有一些不同版本，但主要内容均如此。日军同意了他的条件。方先觉同意投降。

他这一“投降”，就将这一近乎经典的守城战变得有些尴尬了，对方先觉的评价也有颇多微词。本来，衡阳守城战是可大书特书的，中国军队用十分劣势的装备，用六千人亡、九千人伤的代价，整整守城四十七天，毙伤敌两万余人，堪称古今中外罕有战例。连日军战史也无从回避：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他们还说：此役不独严重地妨碍了打通大陆交通，且遭受了重大伤亡，是一场苦难的战役！既如此，有人便设想，如果方先觉能够杀身成仁，这一役就近乎“完美”了，他的形象也可以十分高大起来。

其实，这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误读，同时也是一种不理性、不人道的乖舛之思。

1942年衡阳军民抢修衡阳机场跑道

这里有很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气节和英雄观，从某种意义上是崇尚于不怕死，崇尚于慷慨赴死。这里又有微妙的文化取舍和心理内涵，首先死了的人不会再爬起来做与“英雄”身份不恰当的事，不会再“胡说八道”，正所谓盖棺定论，可以放心大唱特唱颂歌了，不会因此带来任何不利后果。项羽自吻乌江，人们追之思之；杨家将满门忠烈，人们赞之歌之……我这里不是说他们不值得传扬，而是觉得惟“死”取舍太过狭隘，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文化的视野放宽一些？英雄的举止那怕只是昙花一现，但既然做出来了，同样也该是英雄！相对而言，西方的文化在这点上要宽容些，如他们对待战俘的态度，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只要你是为国出力，只要你不是主动投敌，不管你是在何种情形下被俘，都不会视为不忠，都不会影响你的声誉，如果能有幸生还，还能享受鲜花与掌声的荣誉。以此观照，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当史学家们在对方先觉死守衡阳进行评价时，或是苛刻，或是闭口不提，若是遮遮掩掩，让其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滋味。这又涉及到我们第二个要弄清楚的原因，方先觉既然慷慨陈辞，发誓成仁，那到底是不是最终畏惧了，怕死念头占了上风？最终他又是因何而“投降”日军的？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提供丰富的细节，当事人也没有过多回忆笔墨，不能下准确结论，但只要我们细心体察，还是有迹可寻。衡阳守城战的亲历者蔡汝霖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方先觉有过三次自杀行为：第一次是8月7日，饶少伟到军部开会，见方先觉装出哭泣的样子，并边打开抽屉边问“我的手枪呢”，貌似要自杀；第二次是8月8日凌晨4时，方先觉认为战事已濒临绝境，乃举枪自戕，却被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结果枪响人无碍；第三次是8月8日早晨6时半，日军已攻进指挥所，方先觉怒目而视，右手伸向腰间，欲拔取手枪，但即际已无枪可取，手枪早被副官王洪泽防他自戕而取走。设身处地而想，此回忆虽非亲历，却大体符合常理。8月7日，方先觉虽有成仁的想法，但局势还未到真正最后一刻，人之求生欲望，抓紧最后一根稻草的想法，谁都会有，故而，方先觉装出自杀样子，也符合人之常情；到8月8日凌晨4时，他真正绝望了，自杀却又为部下所阻；再至8月8日早晨6时半，他想自杀已是不能。以此判断，至少方先觉非有些人渲染的贪生怕死之徒！我们再看看他的投降条件，善待百姓，善待官兵，保持建制，安排牺牲官兵后事，又有哪一句提到了自己呢？

我们应该给方先觉一个公正的评价：抗战史上衡阳守城战中了不起的守城英雄！

聊以慰藉的是，当方先觉受日军“礼送”，脱离险境返回重庆时，蒋介石表现了他大度的一面，亲自率百官和数万群众迎迓，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救国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将其比喻为安禄山之乱时死守睢阳的名将张巡相。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评，高度赞扬：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而这社评，正是出自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之手！

然而，一时的喧哗，替代不了人们的真正认知：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无论对国家、对长官、对国民均无愧色！

黄埔军校有幸！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阵营中，黄埔师生还留下了很多亮色和亮点：如前第10军军长、黄埔一期生李玉堂三战长沙，每役皆胜，获国民党二级宝鼎勋章，升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如第18军军长、黄埔四期生方天，率部坚守湖北宜昌万斗坪要塞石牌，经受了日军惊涛骇浪式的冲击，最后转败为胜，令日军胆寒；又如第4方面军总司令、黄埔一期生王耀武，逞威于湖南雪峰山，大获全胜……

这些战例，大多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不仅仅战役最高指挥官出身黄埔，手下主将及众多军官亦出身黄埔。李玉堂战长沙时，手下师团长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张越群、张振国等皆为黄埔前六期的学生；方天血战石牌时，手下两个主力师长胡琏和罗广文都是黄埔四期生；王耀武在雪峰山逞威，倚仗的也是张灵甫、胡琏、李天霞等黄埔出身的主要将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正面而积极的效果总算体现出来了，有了一种集体喷发的效应。

傅建文，湖南宁乡人，1964年8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曾就读于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专业作家，全军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入伍后即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小提壶》《长城谣》《长征谣》，中篇小说集《窑神》，短篇小说集《不再寂寞的眼泪》，报告文学集《1998  荆江不分洪》，长篇纪实文学《大倒戈》《血染的神话》《太行雄师》《邓小平与李明瑞》等，担任电影《南方大冰雪》《浪花岛之恋》《青铜魅影》《四羊方尊传奇》及中长篇电视剧《窑神》《羊城风暴》《刘伯承元帅》编剧，多次获国家图书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军电视金星奖、优秀编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