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充满矛盾，他们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这与他们精神文化产生分裂有关。 

150年前，1868年1月3日，日本在“王政复古”事件中开启了史称“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转型。在此次改革中，日本政府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果，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过程对日本文化直至今日的自我定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四十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转向”特性时曾讽刺：“文化总是从西方来的。”他认为日本向强者（西方）看齐的“优等生文化”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

对日本而言，外来文化的直接输入，使其物质文化与部分制度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幸运的。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当日本自身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发达的文化，这个文化压制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发生分裂，对日本而言亦是不幸的。

关于明治维新对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的影响，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日本民族的性格，文章摘编如下：

明治维新是日本文化的一次大跃进，在这一次跃进中，狂热吸收西方文化主要在明治时期的头二十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六社”不遗余力地开展启蒙活动，号召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作家森鸥外宣称：“彼（指西方）之所长并存于精神与技术两方面，我国人唯予模仿与崇拜可也。”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状态。

但是进入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之风兴起，猛烈批判“文明开化”运动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傲奢淫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粹主义还发自启蒙者本身。最明显的莫过于福泽谕吉。从幕末一直到明治初年，他一直是西方文明的鼓吹者，但到明治十年时，就已变了调子：“察日本近年之情况，被文明的虚伪之说所欺骗，抵抗精神渐趋衰颓，忧国之士不可不讲求防救之术。”隔了一年，他又说：“吾人看法与（西方文化）醉心论者全然不同，吾人对于我国不是一个新的西方国家不唯不为之愤（疾），反为试图做西方国家的想法而深感忧虑。”好像他自己从来没有醉心于西方文化，也不曾主张过脱亚入欧论，一心一意要使日本挤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似的。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如果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如果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裂痕。

日本人的性格充满矛盾，他们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这与他们精神文化产生分裂有关。他们的精神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因此，日本的没有哲学。上层建筑构建未能成功，便与经济基础发生脱节，进而使日本民族出现许多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去解释在政治问题上，为何许多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在日本就夹缠不清。

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以《我在暖昧的日本》发表演说：“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暖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