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本文摘自何建明著《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对作为侵略者的日军来说，占领南京是他们“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占领他国之首都”的“千载盛事”。为了迎接这一“千载盛事”，占领军遵照上司的指令，从进城的13日开始的数日内，便开始了所谓的“整治市容”和消灭“残敌”的扫荡军事行动。

　　原定的入城式是在15日。据说因为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那几天身体欠佳，常卧床难起，加之“城内秩序尚未稳定”的缘故，就决定拖到17日。

　　13日到17日，这也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几天时间。在军事用语中，“扫荡”是非常清楚的字眼，那就是见敌人便消灭之意。“整治”这样的词是对外面说的新闻辞令，其实对拿枪的人和杀红了眼的人来说，连日军的将士后来也都认为，这就是“屠杀”的同义词。

　　掌握和了解这方面的史实，有个意外的发现是：笔者基本上看到的是日军方面的史料。

　　因为中国人——处在生死边缘的守城军人和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但求能够保住一条命，不太可能还有谁能心平气和地记录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只有爱记日记的日军将士倒是非常认真和清楚地记录了当时他们自己每天干些什么事——这也从加害者的角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比如在进城前的12月7日最高指挥官松井，就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中专门提到了在进城后要“各师团以一个联队为基干部队扫荡城内”这样的明确指令。13日进入南京城后，各部队下达的关于“扫荡”的命令就更多更具体了。如佐佐木的第30旅团在14日就下达了“扫荡”命令的十条内容，其中有“旅团于本日(14日)要彻底扫荡南京北部城区及城外”、“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虏”和出动“独立轻型装甲车”等内容。显然这样的“扫荡”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军人来说，就意味着被屠杀——“不得接受俘虏”的话很清楚：你即使是投降者，我也不接受你的投降，其结果当然是“死啦死啦”的。

　　进城的日军下属联队在13日后，也都相应作出了更具体的自己的“扫荡”命令。比如笔者看到一份《日步兵第38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报告，这份标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笼的军情报告，详细记录了该联队14日下午下达“扫荡”命令的具体任务分配和全天战况及其“扫荡”结果，签名的是联队长助川大佐。在这份14日的“扫荡”报告后面还附了3个表，其中第二个表中列出了该联队当天出动的兵力和消耗子弹的情况，共消耗步枪机枪手枪子弹3097发。在第三个附表的“备注”一栏里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和醒目：“第10中队奉命守卫尧化门附近而驻守该处。但1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几千名敌人举着白旗来到该地。下午时解除武装后护送7200名俘虏到南京。”

　　关于这第10中队在14日所“接受”的7200名俘虏，另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俘虏后来迅速被押至下关的江边，全部被枪杀了。

　　在日军“步兵第7联队战斗详报”中，笔者还看到了出动山炮和坦克的内容，如“步七作命甲第105号(绝密)步兵第7联队命令”中有“应使用三分之二左右兵力”、“坦克中队(配合工兵小队长指挥的两个小队)应负责扫荡有特殊标记的道路”。这联队在之后的15、16、17号等日子里，都有相关的“扫荡”命令。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进城的日军，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兵力主要用于在城内外“扫荡”——参与屠杀。

　　期间日军借“扫荡”之名到底屠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还是日军“军情”报告和他们的将士“日记”透露了部分内容：

　　国崎支队，是日第10军的王牌部队，用我们的话，它是一支刽子手特多的“魔鬼部队”。在这个支队的12月14日“军情报告”中有这句话：“了解到江心洲上有不少残兵败卒，就让该守备部队在独立山炮第10联队的协助下负责扫荡该岛。扫荡队这夜到达该岛开始扫荡。岛上解除武装的人大约有2350名……”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俘虏2350名——“解除武装”紧接着的结果就是枪杀，没有掩饰，日军将士自己多次这样记述。

　　15日的国崎支队“军情报告”中又这样“报告”道：“……江心洲还有不少残敌，又派出第3大队再去该岛扫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当天他们“扫荡”了多少中国军人和百姓，只是提到了存留的“敌军番号及兵力”：(一)江浦附近：以第58、78师为主，以及第18、80、85、88、138、178师各一部，总兵力约3000人；(二)浦口附近，以第78、88师为主，以及第10、18、73、80、85、117、178、181各一部，总兵力5000人。上面这两个地方新发现的“残敌”共8000余人，后来被俘后都到哪儿去了？自然只有就地被杀，血染长江……

　　拉开大血幕之后的悲惨情景，本章前面已有所叙述——但多数讲到的有关“扫荡”是在下关长江一带和城内，其实在南京广大的市郊的“扫荡”行为，也是不胜枚举。

　　这里有一名参加南京城郊村庄扫荡的日军回忆：

　　有一次，我们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村庄上有敌情，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当时我所属的大部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之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三十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在火光照耀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其实日军在向南京市郊“扫荡”时，是杀害无辜百姓最多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日军到市郊的“扫荡”都是突然袭击，而乡村的百姓又缺少防范能力，他们不像城里人东躲西藏——因为几间草棚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他们唯一可留、可躲的地方，因此日军一到村里，他们大多数还留在家中，几乎是任杀任害。

　　笔者翻阅了几篇由朱成山等2005年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内部材料，这是一批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的社会调查完成的成果，其中多数是那些居住在市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此处挑几份供读者一阅：

　　陶昌漫(85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8个人绑在凳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抓来的4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一个叫陶陇和的，当时50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当时50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待在里面，日本人不让他出来，结果烧死在里面了。

　　方有均(84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我们家有草房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叔叔婶婶，兄弟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当时17岁，是家里四兄弟中老大，我有个11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村里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吓得跑，鬼子就打枪，我亲眼见他摔倒死了。

　　邹万波(80岁，永宁镇侯冲村人)：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逮不着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整个村子被烧掉了。有个叫萧家和的，当时40多岁，日本兵用装刺刀的长枪把他捅到水里刺死了。村里还有一个人是陈德教的父亲，他名字我记不住了，当时他是个读书人，鬼子见他像个知识分子，就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烧死了。

　　丁成英(76岁，永宁镇高丽村人)：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入冬，鬼子突然进村放火烧村。那天有一家正在办喜酒，鬼子来后堵住门，说里面的人是“坏蛋”，架起机枪就扫射，打死了13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他二哥李邦友等。

　　张家林(永宁镇河北村人)：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人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就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见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就让日本人一刀刺死了……

　　……

　　永宁镇是个小镇，而且也不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即使如此，这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初始时间里，也多次惨遭“扫荡”，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而日军在“扫荡”中所实施的残暴花样，更令人发指。这在许多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中都有足够的描述与记载。下面这位叫田所耕三的日本老兵，是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他曾对人说：

　　我在城里扫荡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里外一连干了10天左右。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下关，我们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来的人每10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用煤油点起火来烧，这叫“捆草袋子”，这简直和杀猪一样。干了这样的事，再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也曾用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即就有鱼眼珠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不干了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用“惨无人道”来描述日军的残暴似乎远远不够。

　　15日那天下午，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刚从家里走出，就被日军拦住，也不问什么事，日本兵举起刺枪就往史家有父亲的喉咙、两肋、胸口连刺4刀，受害人当场死亡。刘庆英说，她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当场被日本兵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的独生子被日本兵用刀捅死，共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另一位幸存者许金凤说，日本兵把她家房子烧后，又把其丈夫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窝，这还不算，又向头部打了一枪，直到脑浆出来后，鬼子才哈哈大笑地放手”。

　　郊区如此，市区更是日军施暴“展显身手”的地方。

　　碑亭巷的侯占清是个幸存者。那天，4个日本兵抬着他“在火上燎，用以取乐。把他燎得浑身是泡，然后扔在一边……”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兵当时看到街上另有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路过去追杀，侯占清说他“肯定也会被当作‘烤猪崽’烤焦了”。王府巷的王二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日军捉住后，剥去衣服，先打断一条腿，再放出一群军犬撕咬他。王二顺拖着残腿边逃边与军犬搏斗，可那猛兽似乎饿极了，疯狂地扑咬王二顺，很快王二顺就不是它的对手了。血肉模糊的他乞求一旁的日军指挥官放了他，哪知这日本军官不仅不制止军犬的撕咬，反而抽出军刀，又砍下王二顺的另一条腿。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王二顺就这样活活地被军犬撕咬至死，直到肠子五脏拖落一地。如此恶心反胃的一幕，则让日本兵在一旁乐不可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把臭名昭著的当年日本战地记者自己报道的，近几十年来又一直被日本国内以为不大可能的“斩人比赛”的两位刽子手的事在此叙述一遍。

　　其实这件“斩人比赛”案最早是日本自己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在日军进攻南京途中的1937年12月5日，日军打至南京郊区的句容时，两位日本随军记者浅海与光本给《东京日日新闻》发了一篇题为《“百人斩”大比赛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89：78》的报道。

　　1937年12月14日，也是日本占领南京第二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又在重要位置上刊出：

　　斩百人竞赛“超纪录”向井：野田  106∶105

　　两少尉进入加赛

　　［浅海、光本、铃木特派员发自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于入南京前开创了“百人斩竞赛”这种比赛的先例。二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忙乱中创出了106∶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少尉单手提卷刃的日本刀会面。

　　野田说：“喂，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说：“我杀了106人。”

　　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结果，不管谁何时先杀超过百人的，二人马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算我们平手吧。但是我们再杀到150人，怎么样？”11日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正在搜捕残败军的向井少尉说起了“斩百人平局竞赛”的始末，“不知不觉中两方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啊。我的关孙六刀崩刃是因为我把一个人连同他的钢盔一起砍了。说好了战争结束后，就把这把日本刀赠给贵社了。11日凌晨3点，在友军的珍奇战术下搜查紫金山残敌时，我也被敌人发现了，我站在弹雨中，心想：唉，听天命吧。可是却一次都没被击中，这都多亏了这把关孙六刀。”向井少尉给记者看了这把在飞来敌弹中吸了106人血的“关孙六”。

　　在这篇报道旁，《东京日日新闻》还刊登了向井手持军刀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样一篇报道不可能有假。后来为什么没有了“150人斩”的报道了呢？因为当时这两篇“百人斩”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反感，日本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军队形象和国家声誉，这样的“杀人比赛”报道便被禁止了。

　　禁止并不说明没有“150人斩”的继续，从后一篇报道中向井的“豪言壮语”，及日本军人的争胜好斗个性，乃至日军占领南京后集体对中国人民实施大屠杀的客观情况看，笔者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两位日本刽子手必定又疯狂地屠杀过无数中国人，至于是否杀到了150人，还是200人，我们无法证明，但又有谁能证明这两个日本少尉进城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干呢？谁能证明他们在看着“友军”大开杀戒时自己则突然不动手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日军在南京屠杀30余万中国人是指他们占领南京后的时间里所残害的人数，向井和野田比赛“百人斩”纪录时，只到12月10日，距大屠杀开始还有2天时间，之后的几周恰恰是日军几乎人人参与屠杀、奸淫和抢劫的“大好时候”，在比赛中誓言要杀“150人”的两个凶神会突然停止不杀了？即使是向井和野田不杀了，“山本”、“松井”就不杀了？“山本”、“松井”杀的人就没有100、150人？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谁杀的？简直是自欺欺人！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近几十年来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之罪，竟然连这两个遗臭万年的刽子手在10日之前已经杀了106和105人的事实都想抵赖！一说“报道虚假”，一说“再好的关孙六刀也不可能一下子能杀100多个人”，又说“即使一天杀10个人，也难以创造百人纪录”云云。

　　日本有些人的无耻也是在人类史上少有的！我们虽不知向井杀百人是否就是用的一把“关孙六刀”，也不知“关孙六刀”到底能不能在几天、十几天里因砍百人的脑袋而“卷”了刃——据说“关孙六刀”是日本的名刀，因曾受过天皇的赐名而负盛名，但有一点总是基本事实：浅海等随军记者的战时报道并非写一两篇，如果他们的报道有虚假存在，相信日方和日本军方绝对不会随意让其刊登；再说，一把刀杀一百个中国人，与用十把刀杀一百人有什么区别？

　　向井与野田杀中国人的“百人斩”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即使日本有人以各种方式企图掩饰或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抹杀真相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些词语回答他们：无耻！无赖！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犯罪，其本身就应该彻底地受到惩罚与谴责，而当这个犯罪的国家还想在事实面前抵赖与否定时，它只能被全世界所唾弃！

　　日本真的永远想做这样的国家吗？

　　正义终究战胜邪恶。历史也总是公正和客观的。1947年12月初，由中国开设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对刽子手向井与野田提出起诉：

　　向井敏明、野田岩(即野田毅)在作战期间，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分充少尉小队长及副官。田中军吉隶属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会攻南京之役，因遭遇我军坚强抵抗，衔恨之余，乃作有计划之屠杀，藉以泄愤。田中军吉在京城西南郊一带，以“助广”宝剑，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达三百余名。向井敏明、野田岩则在紫金山麓，以杀人多寡为竞赛娱乐，各挥利刃，不择老幼，逢人砍杀，结果野田岩戮毙百零五人，向井敏明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日本投降后，野田岩等先后在东京被盟军总司令部缉获，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议，法庭于1948年1月27日对这两个战犯作出了死刑判决。

　　1948年1月28日，这两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被中国法警押向雨花台刑场枪决。南京市民一片欢呼。这是罪有应得的结果。

　　历史无须再为这样的鬼魂招安了。为鬼魂招安者一定是心怀鬼胎的人。

　　笔者在写完前面这些篇章时，有一天翻阅“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1939年5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其实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宝刀“关孙六”向战死的竞争对手敬献的锋刃 向井中尉在汉水战线》的报道。这篇发自日军占领我汉水东部地区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随军记者某日在一个叫寺庄的小村庄偶然见了在此奋勇作战的向井中尉。

　　向井中尉在前年的南京之役中与战友野田中尉订下斩杀百人之约，并用爱刀关孙六斩杀敌兵107人，是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南京战役之后，他剃去留了很长的胡子，与战友野田中尉再次约定要斩杀500人，并转战徐州、大别山、汉口、钟祥各地，砍杀敌兵305人。可是野田中尉在海南岛战死(其实野田没有死，战后也被作为战犯在南京被审判处死)。现在他(向井)为了实现斩杀500人的约定，一个人在奋力作战。

　　实际上向井中尉的愿望是斩杀1000人。记者询问他“关孙六锋利吗？”朴实寡言的中尉回答道：“很锋利。刀尖有一点不顺手，但我有自信，所以没关系。出征以来，我没生过病，总是在最前线，却从未负过伤，很不可思议。大概身体生来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战争吧……”

　　呵，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想包庇的刽子手！当年南京审判时肯定没有获得上面这篇我所看到的报道，否则必定还会在对向井和野田的起诉书上加进去更多的罪行。而另一种情况的猜测可能是：由于当时对这两位“百人斩”的起诉是限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因此可能没有包括他们在后面几年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写到此处，我内心的悲愤不由再度提升，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包括现在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对自己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其实一直采取的是能隐瞒就隐瞒、能抵赖就抵赖、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的态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对南京大屠杀这样十分清楚、历史早已定论的事实却总有日方发出完全不同的否定与歪曲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实，在中国进行“斩人”比赛在当时的日军中十分普遍，绝非只有向井和野田两个人所为。因为在战场上用军刀杀人，这也算是日本军人的一个传统和特点。可悲的是，日本人用的所谓的“日本刀”起源则是我们中国的刀。1939年2月28日，当日本军队横行中国时，《东京日日新闻》上还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解析日本刀》，文章这样写道：

　　日本刀之名，原本是800多年前由支那(即中国——笔者注)人所起，而日本人自身开始使用，则是在幕府时代末期国难之时。在国家危急之秋，日本人脑海中必将油然浮现出日本刀之名，这也是对日本刀之信念使然吧。不管现代武器有多先进，在决定最后胜负的短兵相接中，日本刀绝对不可或缺。此外，其对激发人的斗志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开始，军刀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与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交手之后，日军官兵更觉得使用军刀“斩杀”对方，“实在过瘾”。

　　“泽渡勇敢踏上征途，因为在南京附近的追击战中，杀入敌阵，一气砍了15人而扬名全队。”(《福岛民报》1938年4月17日)

　　“登陆以来他第一次拔刀马上就杀入敌阵，出色地砍杀了7人……”(《福岛民报》1938年3月2日)

　　“要塞攻击战斗中，我与队长角田荣一中尉杀入敌阵，连砍了26人……”(《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27日)

　　这样的报道，在南京大屠杀后期，日方的国内报纸上不断有这类宣传“战果”的新闻，刊出过不胜枚举的军刀“斩人”“事迹”。

　　显耀呵！魔鬼的本领！

　　日本人在炫耀从中国老祖宗那儿传来的宝刀的威风时，并没有思考一下应该不应该杀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相反他们把这样的锋器用来屠杀一个个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耀，真是恶魔！

　　日本军刀下的一个个幽灵将永远不会饶恕这等罪人！最最可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屠杀者竟然还要抵赖！

　　我们再来回头说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所实施的大屠杀情况——

　　其实这样的大屠杀并非只在日军进城后的前几周，而是在整个南京陷落后的全部日子。这与日本国内大本营和前方最高指挥官们的默认与纵容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曾最早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结尾处便有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难道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作者于1938年4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事实确如田伯烈所言，日军的暴行基本上一直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下，或者说日军当局明知其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军和日本大本营对南京发生的事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即使对日本自己的国民也是“尽说好话”，不说坏话，“杀人”也被冠以“英雄杀敌”之类的鼓舞“斗志”和国民士气的美丽光环。而外界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实了解很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十来位，在日军施暴最疯狂的十五六日后统统被日军赶出了南京。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些也都是那些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们通过极其困难的途径发出去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举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

　　这就是谋杀，而且是日军上下在十分清醒和理智的状态下的屠杀。这样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屠杀才是最最要命和恐怖的。

　　杀人恐怖，边淫边杀、先淫后杀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