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的蓝天大考

　　在探索与蓄力多年后，中国空军打造出了体系对抗、“金飞镖”突击考核、“金头盔”空战比武三大演训品牌，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旨在打赢未来信息化空战的训练改革历程

　　本刊特约撰稿/张力 本刊记者/江菲

　　一张战场态势图清晰记录着对抗的全过程。

　　交战从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红军”将作战力量偏重于右路部署，左路只留了4架战机，在前沿的两个空域巡逻待战。

　　“蓝军”恰好把进攻方向放在左翼，数架远程作战飞机直扑而来，从画面上看，“红军”一侧已是大兵压境。

　　然而，对抗结果公布，“蓝军”瞠目结舌：“红军”依靠早期预警信息，早已占据有利位置，作战要素密切协同，将进攻的“敌”机悉数击落。

　　“红军”获胜！

　　在这场被命名为“体系对抗”的中国空军最高规格的演习中，两支空军部队全方位地感受着一场现代化的实兵对抗。

　　然而，倒退10年，中国空军的演习却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对抗不宣布名次，攻防按预先套路进行，打得效果如何，双方知之不深，有时也不太深究。

　　“当时演练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战法。”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原副部长徐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是研究出一套作战方法，用演习来验证一下。一方怎么打，另一方怎么防，事前已有限定，对抗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和完善。”

　　“改变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徐敏杰说，“而且这种改变远未结束。”

　　“和平积习”的反思

　　普通人很难想象空中战斗的真实状态。

　　轰鸣，超音速，一闪即过的“敌”机。不断拉杆，压杆，连续翻滚。承受几倍的身体重力，天旋地转中，抓住偶然闪现的四分之一秒，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没法描述它。”一位航空兵团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要相信电影中的空战场面，那基本都是唬人的。”

　　“空战的魅力只有你真的参与了，闻到那种气味儿，处于那种氛围，才能感受到它。”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团长颜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是一种刺激，一种挑战，你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迫不及待想要把自己的思想与战机合为一体。如果非要去形容，我只能想出一个字：爽。”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空军飞行员对这种感觉是陌生的。

　　中国空军规模一直位于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后，更是开启了中国空军逐步换装新型战斗机、升级武器装备的质变时代，逐步引进了苏-27等第三代战机。但是，战斗力呢？

　　“没有办法检验。”徐敏杰坦率地说，“中国空军几十年没打过仗，除了对抗演习和考核，缺少一个可以检验战斗力的平台。”

　　多年前，他曾到某航空兵团检查对地突防突击训练。“就是四平八稳地起飞，到目标机场，转两圈，打个地靶，回来。我当时就说，这是打地靶训练，不是突防突击，不是战术训练。”

　　在另一个部队检查突击地空导弹基地训练时，他随口问了一句：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地空导弹？没想到，现场的人几乎答不出。“他们天天飞，都不知道突击的是什么导弹，说明敌情研究不够。”徐敏杰有些激动，“并不是说我们飞行员们技术不好。但要将技术转化为战斗力，还有漫长的过程。”

　　这种情况，被描述为：“一条航线两个弹，天天围着靶场转。”远离战火淬炼的军队，有时会不自觉地会沾染上这种“和平积习”。

　　但是，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开始感到压力。“没有战争，我们一丁点经验都没有……没有比拼，就没有枕戈待旦的压力，也就缺乏前进的动力，犹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60后飞行员孙洪喜回忆说，“某些战术课题一飞就是好几年，方法不变，套路不变，保姆式、家长式的指挥保障，让本该具有很强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空战飞行，渐渐失去了活力和狼性。”

　　“作战靠的是战术素养，是飞行员感知和应对战斗态势的能力。”颜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战斗是一个复杂的、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在娴熟的飞行技术基础上，还要求飞行员有敏锐的洞察力、快速的判断力、高水平的执行力、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好的协同配合能力。“想一想，那么快的速度，要盯着对方，自己要机动，要瞄准，要调雷达，要发射武器，身体还要承受很大压力，这么复杂的状况，反应时间也就几秒钟，平时训练不够，上去只会手忙脚乱。”

　　如何达到人机合一，在未来空战中胜券在握？别无他法，只有在日常训练中尽一切努力贴近实战。

　　“未来战场可能发生的，在演练场上都不算违规”

　　实战化训练转型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持久性地激发部队“想打赢、谋打赢”的斗志。

　　“其实没有军队不想打赢。”空军某基地团长于昌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平台去证明自己。实力到底如何，自己心里也没数。”

　　最现成的办法，是将原本的验证战法演习，改造成近乎未来战场的对抗平台。

　　为了能够逼近战场实况，“红蓝体系对抗”的改革方案一改再改。最初，是将一个军区空军部队一分为二，作为红蓝军对抗演习。试验一段时间后，发现了问题：同一个军区，再怎样对抗，感觉都有点“左手打右手”。演习双方于是调整为一个军区空军部队与一支空军专业部队对抗。这个方案有进步，但仍有差距。军区空军部队“官儿大”，对手“放不开手脚”。左右权衡，最后的方案是，两个军区空军对抗，“级别一般高”，公平竞技，谁也不用有顾虑。

　　解决了部队间对抗的心态问题后，下一步是如何让“对抗”变为“真打”。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放开，放开突防高度，放开气象条件，放开网络攻防。”负责组织这一演练的某基地司令员李世福解释说，对抗开始前，只通报双方的驻地范围和基本武器装备，至于更具体的内容，比如对方的指挥部在哪里，使用什么样的雷达，部署什么样的导弹，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发现。

　　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对于沾染过“和平积习”的部队来说，从“套路”一下跨越到如此“自由”的实战演习，需要强大的心理和战术准备；对于空军训练部门来说，则需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和责任感。此外，还需要加强空军装备体系建设，以便从硬件上确保演练取得实效。这一切的完成，经历了四五个年头。

　　为了解决对抗强度不够的问题，军训部认为：还需要再加上一条，评成绩、比输赢、排名次、奖能手。

　　2009年，这一颇具实战味的体系对抗规则一经推出，就让基层部队“炸了窝”。

　　“部队指挥员感受到了特别大的压力，谁都不愿意输。”颜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部队刚好参加了这一年的体系对抗，为了能赢，白天黑夜地研究对手、完善方案，全部队都进入了临战状态。

　　但在李世福的印象中，这种变化只是表面的。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由于限制了红蓝双方的信息通报，双方部队开始了战前情报侦察，以及互相保密的作战规划，由此带来的作战理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意义深远”。

　　不少部队一时无法适应。一次，蓝军部队通过技术手段，攻破了红军的指挥系统，搞到了对方的作战计划。红军连忙举报说：“他们违规！”另一次，红军部队超低空突防时，被蓝军举报：“违规！他们的突防高度低于演习规定的最低突防高度！”还有一次，一方部队侦察到对手的地面防空导弹位置，派机轰炸，到达时导弹却已被机动走了。偷袭没成功，他们不解地到处问：这样算不算违规啊？

　　“只要是未来战场可能发生的，在演练场上都不算违规。”徐敏杰回答。

　　几年下来，空军参演部队终于明白：得玩儿真的。不玩儿真的，就真的会输。

　　突防突击：“仿真”考核

　　一架苏-30战机，以接近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贴着大漠疾行。它不时变换姿态，左弯右绕，波浪般随着地势上下漂移，但高度始终保持在“敌人”雷达探测的盲区。

　　机上雷达显示，目标就在前方。甫一冲进目标区，它瞬间仰头向上直蹿2000米，之后倒转机头，苍鹰捕食般俯冲下来。一枚炸弹从腹下冲出，直奔地面标靶。

　　这是中国空军另一个实战化训练品牌——突防突击考核。  

　　很长一段时间，突防突击是公众关注的盲区，也是中国空军需要提升的重要能力。

　　中国空军仅有过两次对地作战的经验。一次是抗美援朝时期轰炸大和岛，另一次是1955年海陆空协同作战攻占一江山岛。

　　空军指挥学院军事专家王明志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夺取大和岛战斗虽然最终取胜了，但中国空军派出9架战斗机，被击落5架，击伤3架，十几名飞行员牺牲，“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这次不成功的对地作战经历，以及后来国家整体战略的调整，使中国空军开始更多地关注防御。但一架战斗机的用武之地，并不只在空中。空中作战的本来目的，是“以空制地”————轰炸地面目标。“制空永远要服务于制地。”徐敏杰总结，“因为人生活在地上，而不是在空中。”

　　在中国空军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全面提升其战略打击能力，成为一个紧迫问题。突防突击实竞赛性考核，应运而生。

　　2009年，第一次施行，考核规则几近苛刻。

　　第一，考核地点一律在陌生靶场——徐敏杰戏称为“敌占区”，参加考核的部队必须全建制参加。部队接到命令后，从所在机场远距离奔袭执行任务。

　　第二，沿途将布防雷达组网探测，如果战机被地面雷达截获，便视为“突防失败”而淘汰。

　　第三，沿途将布设地空导弹模拟攻击，不间断进行电子干扰，最终只允许有一次进攻机会。

　　第四，每种弹型评出一名“突防突击能手”，分高者得。

　　飞行员所能够利用的，只有三样工具：目标坐标、大比例尺航空地图一张以及目标所在地卫星照片。

　　“的确很难。一边要隐蔽，一边要寻找目标，还要一次性完成攻击。”但徐敏杰最担心的，不是完成一次性进攻的成功率，而是发现不了目标。在不允许使用卫星导航设备以及地面布设强电子干扰的情况下，找不到目标是很有可能的。

　　或许正是严苛的考核条件，逼出了部队的潜能。第一年考核下来，突防成功率和首次突击成功率，都超过了50%。

　　“对地突防突击考核看起来对抗性不强，但难度很大，对部队的影响也不小。”多次参加这项考核的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于和杰说，“部队整建制参加考核，战友之间、部队之间都有比较，尤其是还没到靶场就被发现的，零分。谁愿意得零分呢？下了飞机都不敢和别人说话，觉得丢人。”

　　为了“不丢人”，有部队与友邻地导、雷达部队合成训练，在实兵对抗中，专项研究突防技术；还有部队为了研究突击目标，把航空侦察照片贴在墙上，在地图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测量计算；还有的部队为增强自主发现目标的能力，专门向环境构设部队学习抗干扰战法。

　　“金头盔”比武，空军训练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国空军向实战化训练转型的改革中，关键的一步，来自2011年开始的“自由空战”比武。由于它的最高奖品是一顶金色头盔，也被称为“金头盔”比武。

　　“这其中的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徐敏杰说，“研究未来信息化空战，我们发现必须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又必须以提高对地打击能力和制空能力为基础，于是开始了突防突击考核，和自由空战考核。”

　　也有人提出，现代空战中，贴身“肉搏”已经过时，时髦的是超视距空战。双方在肉眼看不到时已经“干掉”对方或被“干掉了”。近距离空战的训练，意义不大。

　　作为“自由空战”考核的早期发起人之一，徐敏杰不这样认为。“超视距空战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你能攻击我，我也能攻击你，为了不被攻击，双方都会实施规避；第二，双方都会实施电子干扰，很可能谁也看不见谁；第三，相距几十公里，识别对方是敌军是友军，非常困难，因此不能贸然开战。”

　　势均力敌时，超视距空战的成功率不高，势必会越打越近，最终转化为近距离空战。

　　加强自由空战训练的更直接触动，来自感性体验。

　　“在联合军演或对外交流中，看到外军一些尖子飞行员的表现，娴熟的动作、面对风险的从容，以及飞行过程中表现出的自信，令人敬佩。”多次参与国际交流的飞行员王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最能反映一个飞行员个人实力的，就是自由空战。”

　　但当要在空战训练中给予飞行员更大“自由”时，遇到了难题——安全。

　　战斗机在空中速度极快，为避免相撞，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空军沿用相对保守的训练方式：甲机和乙机在空战对抗中，强调保持一定的高度差。

　　如何既能有“自由”又不失安全，2010年，空军军训部选择一个单位先行试点。

　　事情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原来怕相撞，认为取消高度差将极为危险，可一旦下定决心研究解决，发现办法其实很多。比如：近距离接近时保持高度差，一旦有一方报告目视发现，便可立即取消高度差，由飞行员自行决定战术；没有高度差的迎头飞行，到了必须各自转弯规避的时机，可自行实施规避……

　　大半年后，基本规则确立。空军各部队派出至少4名代表，参加骨干培训，之后回到本部队传帮带。

　　之后，徐敏杰主持，成立一个研讨小组，更具体地研究严密的交战规则、协同规则和安全规则。四个月后，一套系统的对抗空战考核方案出台。

　　徐敏杰带着方案到每一个部队去征求意见。“是征求意见，也是沟通和推广。”他说，“取消高度差的空战对抗是个质变，这样做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下定了决心。”

　　为了更好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在时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亢卫民的提议下，“金头盔”成为“自由空战”考核的最高奖项。

　　2011年10月，第一届“金头盔”比武开战，12支部队的108名歼击机飞行员，成为空中“自由搏击”的第一批先行者。

　　没人想到，战况是颠覆性的。一支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过辉煌战绩、最早装备新型战机的部队，输给了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部队，而且是大比分落后。

　　对抗一打响，评委们就发现，该部队的战斗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该部队飞行员许利强回忆，一上天，耳机便不断传来“敌跟踪”“敌告警”的雷达警告，自己奋力采取机动措施，仍然无法扭转被动态势。

　　原来，比武前的准备阶段，对手部队就请来电子对抗专家，对如何使用电子干扰做了专项研究。“电子干扰的使用有许多技巧。”空军电抗专家刘璘解释说，干扰对方的同时，自己也会受到对手的干扰，因此需要非常细致地控制干扰的时间，并学会与武器使用相互配合。

　　“被电子干扰的飞行员，在雷达屏显上看到的只是一片雪花，不只发射不了导弹，连目标也看不到，和瞎子没两样。”他说，“但也不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比如立刻机动，采取台阶式、曲线式飞行，就可能突破干扰。这些都需要下功夫训练。”

　　显然，“王牌”部队没有下够他们的功夫。第一个比武日结束，他们以59：166的大比分败北，所有选手首轮被淘汰。许利强后来回忆，那一天晚上，大家难过得连饭都不想吃，被首长硬逼着去吃了饭，有人在饭桌上就哭了起来。“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真是又悲又伤。”他说，“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战败是军人的最大耻辱。”

　　更深刻的颠覆，发生在飞行员的内心。

　　一位飞行员用“后怕之后的窃喜”形容他的感受，“后怕的是我们曾那样自我感觉良好；窃喜的是终于看到了差距，找到了实实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敲门砖……”

　　另一位飞行员则认为：“没有打过‘金头盔’，你的战术思想只是你们单位的战术思想，打过后，就成为自己与对手战术思想的融合。”

　　飞行员们的反馈震动了空军司令部。一位空军领导指出：这次空战考核，在空军训练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

　　自我否定中，探求制胜之道

　　时间到了2014年6月。颜锋率领所在部队再次参加“突防突击”考核。为了便于普及推广，这项考核在今年被正式将命名为“金飞镖”比武。

　　颜锋充满信心。尽管这是近年来最富挑战的一次突防突击考核。

　　放开突防高度、导弹全程拦截等，这些都还在他意料之中。最让他挠头的是靶标本身。他需要击中的，是一辆吉普车——不是空旷场地中孤零零的一辆吉普车，而是在一个靶场内的众多吉普车模型中指定的那一辆。“从两三千米的高空看，就是个小黑点儿。”

　　事实上，这最初就是他的主意。“大目标，大家都能打中，有什么意思？要比试就打最难的。”他极力建议，最后竟然被采纳了。

　　他渴望这次挑战，带着部队，仔细准备了一个多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研究。比如，为了锻炼陌生环境的目标搜索能力，专门在野外放置小型靶标，出机搜索；为了练习小靶标的瞄准射击能力，制作了许多同样大小的靶标，反复练习；为了对考核靶场的自然环境有所适应，他们还专门长距离奔袭，到靶场附近的机场转场训练。

　　但他没想到，考核那天，靶场刮起了一阵大侧风。若是大一点儿的目标，风对实弹飞行曲线的影响还可忽略不计，偏偏目标是辆吉普车。

　　“我没打中。”颜锋红着脸笑，勉强说出了他的分数：3分。“我带队，第一个就没打好。幸亏我们团长收尾的一弹打中了，不然可就全军覆没了。”

　　但他很快赶走了遗憾的情绪。“我还是觉得这样是对的。每个靶都能打中，容易自我感觉良好，反倒不能保持清醒。”

　　这恰好是空军打造三大演训品牌——体系对抗、突防突击、自由空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显示肌肉，而是为了找到与未来战争的差距，激发部队刻苦训练的动力。

　　率先找到这种动力的，是那支铩羽而归的王牌劲旅。

　　第一届“金头盔”比武失利后，该部队开展了几个月的反思检讨，严抓实战化训练，即使轮训期间也不忘搞空战对抗。许利强回忆说，他和战友们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高强度大过载的飞行，让飞行员们的腿上留下许多“血点”。落地后，大家对着飞参，一个个抠细节找问题，再带着问题去飞行验证，“连做梦都在背数据”。

　　2012年“金头盔”再战，该部队夺取第一个团体冠军；2013年，该部队三个团全部参加，获得三个团体冠军。迄今为止，这支部队成为“金头盔”比武的最大赢家之一。

　　考核比武还激起了二代机部队的斗志。

　　三代机列装中国空军后，不少人认为，二代机终将淘汰，不需要再刻苦训练了。老机团和新机团同时参加会议，老机飞行员都会“自觉地”坐在后面，完全没有新机飞行员的昂扬气场。在最初的考核比武中，二代机部队也往往只能垫底。

　　但沈阳军区空军有一支二代机部队，却为此展开了全团讨论：老旧战机在现代战场真的没有作为吗？

　　“战争随时可能打响，对手可不会等我们有了新装备才发起进攻。”“打败对手的办法有很多，只要找对敌人的破绽，同样能打胜仗……”讨论结果是：一支部队无法选择装备，但应尽一切努力，将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

　　就在今年的“突击吉普车”考核中，这支部队派出8架飞机，长途奔袭，全部突防成功；地面攻击，首枚即中，弹无虚发，一举夺魁。

　　大家的确都开始“动真格”了。新的战术打法，更有针对性的武器使用技巧，以及此前没有被发现的战术技术，频频出现。

　　最有趣的“动真格的”，出现在体系对抗的情报侦察阶段。为了搞到对方的情报，照相侦察，电子侦察，网络侦察，能用的招儿几乎都用上了。

　　当然也必须有反侦察。“部队入驻前，先派人全面检查驻地房间，看有没有摄像头窃听器，检查各种线路是否被破坏，能想多细就做多细。”颜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要召开作战会议，门口必派人站岗，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入。”

　　一次，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穿着同样的演习服装，总是打听东打听西，感到蹊跷。各兵种之间互相询问：这是你们部队的吗？问了一圈，没人认识。

　　“嘿，抓起来！”他们恍然大悟，“是间谍。”

　　“战争使人变得聪明，贴近实战的训练同样使人变得智慧，而且能孕育一种军人特有的尚武精神。”徐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人能够预测未来战争的具体模样，但我们可以在‘科学求实练为战’的理念下，通过常态化、实战化的训练和考核，不断发现和弥补自身在理念、组训、指挥、保障以及装备上的不足，从而找到一条立足现有条件的胜战之道。”

　　对中国空军来说，这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