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于春梅：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总体战准备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朝鲜国和中国的战争，日本自称为“国民战争”，但就战争的形势是而言，日本打的是近代战争，而中国仍是封建式的战争。
日本侵略者，为打败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总体战准备，所谓总体战，就是国民总动员，其具体内容是：一。战前的军事准备，如以中国为目标扩充备战；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二，国民动员。日本侵略者以“国民战争”号召日本人民积极投入于即将发动的甲午战争，一是思想动员：本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以在吞并朝鲜并侵略中国的不义之战，但为了取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以谎言欺骗与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认为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和保卫主权线的正义之战，从而积极投入于这场战争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新闻媒体等，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二是物力动员：主要是动员日本民众协助日本政府筹措战争经费。日本各界在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的鼓动下，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日本财界所组织的“报国会”则是这场运动首倡者。其首脑人物高唱“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志诚。”因此，“报国会”得以广集军事公债，为日本政府提供了财源，满足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资需要。三是兵力动员。日本自征兵制实施后，出于战备需要，每年要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要征集10几万人。鉴于许多人不愿服役，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办法。保证了征兵任务完成。
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在战前所进行得较充分的总体战准备是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
论甲午战前日本的总体战准备
周彦 于春梅
日本自幕末以来所推行的侵略政策，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为其发展目标。而首先指向朝鲜和台湾，并欲将其吞并，不过是借此为迈向中国大陆的桥梁而已。因此，明治政府在朝鲜半岛上和台湾全岛的侵略政策遭到来自清政府的阻力，则转而以中国为克敌制胜的目标，企图不惜一战以求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为此在甲午战前进行总体战准备。
一、军事准备
(一) 以中国为目标扩军备战
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早在1872年“征韩论”甚嚣尘上之际，西乡隆盛就有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主张，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作战准备则大约始于1879年之交。
首先，制造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舆论
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极力主张以中国为目标的扩军备战。此后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的主张及舆论勃然兴起。
在明治政府中，高唱军事优先者也多基于国际形势的危机意识而对中国或欧美列强深怀戒心，尤其自江华岛事件后逐渐形成一种扩军思潮，并以中国为其竞赛对象。山县有朋在其进呈《邻邦兵备略表》时，已深感中国百万常备军是日本独立的威胁，山县提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①伊藤博文在致藏相松方正义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之危殆，称之“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② 因而认为维持强大的军备是确立国权的根本。
1882年8月“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人的危机感越来越重，山县有朋则乘机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要求，指出：“今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拟一大铁舰向四方展现实力，并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尝轻侮我邦之附近直接外患(中国)，必将乘我之弊。若至于此，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故曰：谋陆海军之扩张，乃当今之急务，政府所宜孜孜于此者也。”③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朝野鉴于法国对中南半岛及中国的扩张侵略，也多怀有唇亡齿寒的忧患意识，而积极图谋救亡图存之道，其明显事例，则是自由党言论的明显变化。壬午事变初起之际，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曾载文反对政府干预朝鲜事情，认为对内实现民族宪政方为国家急务。然而中法战争爆发后该报言论已明显由内事先决的主张而转为对外强硬的国权扩张论，如在该年9月30日及10月1、4、5日所刊载的《国权扩张论》一文中，即公开呼吁政府应积极向外扩张，并参与海外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以使“壮年有志者之热心由内事转向外事，政治若能利用之以大规模计划国权扩张之方法，则岂非内以固社会之安宁，外以博取海外之国利？”④
1884年的“甲申政变”，由于清政府处置得体，日本阴谋又未得逞，因之其朝野反华主战舆论为之大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曾载有《决不容中国干涉》一文，对中国出兵干涉朝鲜政变深表愤恨，因而誓为政府之后盾，极力主张对中国开仗，妄称：“如果中国果真干涉我，则我一步亦不能稍让，若不幸因此而与彼轻启战端，则我辈国民固当竭尽义务，且应冀赞我政府……”⑤福泽谕吉也鉴于中法战争结果，深恐日本沦为安南第二或中国第二，也曾说：“世界各国相对峙，其势如禽兽之相食，若食者为文明国人，被食者为不文明之国，则我日本将加入食者之列而与文明国共求良饵欤？”抑或“与数千年来始终不振之亚洲古国为伍，共守古风而为文明国之人所食？”⑥福泽谕吉主张与西方国家共狩同食，而且认为亚洲最易猎食的野蛮国家就是中国，因此极力支持明治政府发动侵华战争。
此外，其他激进的自由民权派如玄洋社等，也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甲申政变”后该社不仅积极援助朝鲜亲日派分子金玉均、朴泳孝等从事独立运动，其重要领导人物，荒尾精、头山满等，更高唱大亚洲主义，积极促进“大陆政策”的推行。
上述情况表明，甲午战前日本朝野上下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侵略目标的要求日本当局扩军备战的舆论，并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陆政策”的有力后盾。
其次是扩军备战的实施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以资挹注。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阁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
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像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年之大计？——今后八九年间整备充分的兵力，即使一朝有事，不仅可以不受其害，而且若有可乘之机，进而亦可有收其利之准备。”⑦至于军备之扩充，山县有朋以为海军之强化为当务之急。日本当时之海军，“舰数与兵员防卫各要港尚且不足，况处东洋危机之中而欲制衡天下”因此为未来战略战术之考虑，力倡海军扩张论，并获得日本天皇诏敕支持，其诏云：“至于国家军防之事，苟一日之缓，或遗百年之悔。朕兹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又命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者外，于相同时间内，约其奉给十分之一，以补充制舰费之用。”⑧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上自天皇，下至文武官僚百官，无不为掌握日本之利益线及建立攻势国防之军备而出钱效力。同时，鉴于军费所需数额甚巨，以军事费用为中心的国家预算，也年年增加。至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时，军费所占比率已高达31.3%，此后明治政府更利用国内甚嚣尘上的对外侵略论而控制国会，通过军备扩张政策，所以军费大抵皆维持相当高比率。到1894年军费激增至420.9万元，拥有22万人的新式陆军。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74艘，总吨位已达7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