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海军部的对华作战方案

　　1887年与小川又次拟定《清国征讨策案》同时，日本参谋本部海军部的第局第一科员樱井规矩之左右，第二局第二科长岛崎好 、科员三浦重乡，第三局第一科科员日高已雄和佐佐木广胜，“浪速舰”舰长矶边包义等6人，分别拟定了日本海军蓄谋对中国作战的6个方案。这6个方案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同时出笼，表明了日本参谋部已经有了和中国作战的构想，并且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和讨论了这些作战方案。

　　这6个作战方案，虽然是分别制定的，但是各有侧重，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可行的详尽的作战方案，其总体构想是以联合舰队进攻北洋舰队，并将其击败，控制黄海和渤海，然后占领旅顺和大连，登陆辽东；占领威海和烟台，登陆山东；最后经山海关直通北京。然而6个方案并非千篇一律，虽然主张动用全部海军舰艇，组成联合舰队，但编队若干并不一致，少到两队，多到四队；虽然都主张最后攻占北京，但其作案方略都不相同，如，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在所提《　对策》中强调：“为实现攻击北京之目的”应“尽量选定接近北京之顺利之地”。而“应以直隶湾外之防御不充分之大连湾为最佳登陆点”。⒁

　　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在其《征清方案》中提出：“我前军本队以攻破敌北洋舰队以及旅顺军港，以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为我军进攻北京之第一根据地。”⒂而“我本军继前军本队之后，以剩余之运输船陆续出航为前军之后援，如已在金州半岛达到目的，可渡海于直隶省抚宁县登陆，并以此为进攻北京之基地。待全军渡海结束后，依次向北京进军。”⒃

　　海军大尉日高正雄在其所拟《对策》中指出：“舰队以通讯舰探之敌舰所在，并侦察山东省沿岸之要地，乘黑夜袭击敌之舰队，将其击毁。炮击山东半岛诸要港，占领芝罘并以此为舰队之基地。封锁旅顺港，在海上开辟运输船直通道，使陆军诸兵得以登陆。我舰队互为声援，……但甲舰队则应主攻北洋舰队，乙舰队迎击来援之南洋舰队。必使甲舰队完全到达目的。”⒄

　　海军少佐岛崎好忠在其《对策》中所提的战斗方略是：“如北洋舰队对直隶湾咽喉之要港，实行封锁防守，而我甲乙舰队应协力攻击，将其击沉，进而首先占领山东省之要地，再掩护陆军登陆，最后将舰队基地设于威海卫，并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主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进攻北京。”⒅

　　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在其《对策》中指出：“大舰队进攻威海卫港，击毁该港之敌舰。如已达到前项之目的，由通讯舰将其情况报告本国。”⒆然后再“将庙岛海峡定为我作战地点，击退前来之敌舰，并占领其地，以诱出北洋舰队，与敌一战，挫其锋芒，最后将其全部占领……。”⒇

　　海军大佐(浪速舰舰长)矶边包义在其拟《对策》中所设想的战斗方略为：“清国特别重视旅顺口、烟台及威海卫之军备，并于烟台设镇守府，其防备呈鼎足之势。北洋舰队如以下所证，组成甲乙二队，以芝府(芝罘)港为基地，守卫北洋之门户。我国舰队亦按舰种及速度编为如下之甲乙2舰队与丙分遣舰队，先破敌之乙舰队，后封锁威海卫，击退烟台镇守府及陆军。陆海军并进陷旅顺口，而后攻击北京。”(21) 6个方案不仅作战方略不尽相同，而且为了实现方略所规定的目标所采取的战术和兵力部署也很周密，并各具特色。如，岛崎好忠在《对策》中设想组成甲、乙、丙三支舰队配合陆军作战。陆军先遣兵在舰队掩护下，占领山东省胶州湾以待诸官兵到达，并横断山东省，长驱直取北京为目的而选定此地。当向胶州湾进发之际，将舰队及运输船的集合点定于山东省角容成(荣成)湾。自本国至集合点之航线，以春日、山城与近江丸子舰护送。暂泊于临时集合点朝鲜所安岛附近，于此将出发日期告知大东湾。援助队之扶桑、海门、磐城及鸟海舰率所属诸船舶限定时间出发，于容城(荣成)湾与护卫队会合。攻击舰队直向集合点进发，担当封锁威海卫港以北渤海咽喉之任务。援助对与护送船共同掩护诸运输船，以防敌舰之奇袭而驶向胶州湾。

　　凤翔舰常任所安岛、巨文岛近海之巡逻、守卫。

　　筑紫舰及小鹰号可于近海巡逻侦察。令田子之浦丸有如水雷艇及横须贺丸，拖曳轻装汽船。

　　此时，新造之八重山、高雄、赤诚3舰，如工程完毕之后，可担当护卫任务。

　　各舰船相会于集合点即容城(荣成)湾时，于此，攻击舰队可开赴威海卫，援助队护卫各船舶向胶州湾进发。……攻击舰队袭击威海卫近海，使彼无暇顾及胶州湾。

　　矶边包义的《对策》中提出，“拟组成甲、乙、丙、三支舰队，首先占领威海，然后占领旅顺口，海陆夹击占领大连湾，以此半岛为我陆海总军之基地，从事进攻北京之准备。”并且对兵力部署和战术的运用均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如攻击威海卫时采取的战术和兵力部署有如下构想：“舰队获全胜后，立即进攻占据威海卫并将其封锁之。该港布设各种水雷，港之两侧筑有炮台，以陆军22个营，即1.1万人守备，故不得轻率进攻。可自海上攻破炮台，夜间利用反装水雷将其水雷全部排除，使舰队驶入。于炮台方面，港内地区高山之一侧为崖壁，非大兵自由活动之地形；另一侧之刘公岛半受来自海上之炮击，其海军失利后，并非其久驻之地，退走乃必然之事。我军先占刘公岛，使陆军登陆，各运输船返回内地，仍须要再护送1个师团、1个联队。实为必要。

　　如威海卫一度为我所有，因陆地三面为巍峨高山，道路险要，虽以寡兵据守要塞，清军无论如何亦难有收复失地之策。”(22)又如，在攻击旅顺口一项中，方案首先估计了旅顺口的清军部署，指出旅顺口与大连港“两港相互应援，则两兵合计1.1万多人，”据此认为，如果攻击此地，“则需我陆军4个旅团。然而，若自正面攻入旅顺口必徒伤我军。目测其地形，正面之右侧炮台位于海拔最高四百尺至最低五六十尺之间。左侧起于港口之半岛(指老虎尾半岛——按者)，自五六十尺高度起渐及山上则为四五百尺处，可多以俯角射击。兵营多在右侧，左侧则较少。港之周围少平坦之地，非用大兵之处。大炮口径多为24厘米或25厘米之克虏伯炮。故我甲舰队须自正面以35厘米口径以上之长炮由远距离攻破炮台或以飞跃炮台之弹击毁港内之舰船、兵营、机械等。”但是，“以陆军自正面进攻并非上策。只有以甲舰队从正面佯攻以声援攻破炮台为目的，使敌无法顾及后面，而陆军自后面即北岸进攻，乙舰队成为先逢。敌若构筑临时炮台，但必不坚固。乙舰队将其击毁，使陆军登陆。又西岸有‘ピヅヨン’( 音译比绍恩)港，小船足可驶入五七只，于北岸登陆之陆军并无激战，因此，如由此港得以登陆1个联队，自海岸越过五六百尺之山脉，旅顺口可以尽收眼底，如自敌右翼攻击之，则必奏奇功。若陷旅顺口，而不失时机地追击其败兵，一举攻占大连，择该港以南之半岛中幅员狭隘之要地，如布置哨兵，以少数兵力防守足矣。犹如于清国之海门筑起我一大城堡。至此，我全军进而做好进攻北京之准备。”(23)

　　上述两个作战方案中所设想的日军最终攻击目标均为北京，但就其兵力部署和战术的采取则不尽相同。前者拟以3只舰队击溃北洋舰队，配合陆军占领胶州湾，并以此为基地，集中兵力攻向北京；后者也主张组成甲乙丙3支舰队，并配合陆军首先占领威海卫，并以此为基地，分兵攻占旅顺口和大连湾，并以此为陆海军总基地，准备直取北京。

　　该6个方案提出后8年，即1894年9月的中日海军所进行的黄海大海战，及其后攻占旅顺口和大连湾，及至攻打山东半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的事实表明，其对中国作战的构想，在甲午战争中确实成为日军整个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付诸实践。

　　二、 国民动员

　　日本侵略者把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国民战争”，以此为借口动员日本人民积极投身于即将发动的甲午战争。

　　(一)、思想动员

　　本来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旨在吞并朝鲜并侵略中国的不义之战，但为了取得日本人民的支持，就必须以谎言欺骗与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认为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的正义之战，从而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之中。因此，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言论，向日本人民广为传播“朝鲜独立论”、“文野之战论”和歧视中朝的“日本人”的优越感。

　　日本舆论界首先传播日本出兵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主张的是《邮便报知新闻》。该家报纸一向坚持海军扩张反对论和非战论，但当日本出兵朝鲜，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却一变原来的立场，竟然在其6月6日(1894年)社论叫嚣：日本此次出兵朝鲜“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24)以保障朝鲜的独立。随后，日本的各地报纸纷纷以社论形式发表类似言论。强调“朝鲜独立论”，并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诸如《芸备日日新闻》自6月12日开始连载《朝鲜变乱汇报》，石川县的《北国新闻》自6月10日开始连载《鸡林之风云》，制造“朝鲜独立”和对清强硬的舆论。其他如《富山日报》、《高冈新报》和《北陆政报》等也是如此。

　　至于朝野上下坚持以“朝鲜独立”为借口，通过战争吞并朝鲜的人物不在少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日本驻朝鲜二等领事内田定槌和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内田定槌极力主张将“朝鲜”变为日本国之保护国。为达到此目的，他认为必须以“朝鲜独立论”作为改革朝鲜和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说：“帝国政府所以执行承认朝鲜国为独立国家之策略，毕竟为了防止他国之干涉与侵略，使之奠定开明富国之地位。一为我国建立屏障，一为繁荣与我国之贸易之意图外无他。十数年来，帝国政府之政策，如上所述，已为清国所蹂躏。该政府以我国之对等国而交际之朝鲜为其属邦，将我国所欲导向开明富强之朝鲜国，愈益使之退步衰弱，故辱我国威，破我藩篱，害我商民利益之事，实为不鲜。然而帝国政府之政策所以为诸国所蹂躏者，系由帝国政府从来以独立国名义为重，不仅不干预其国政，且亦不制止清国政府之干涉，一味放任之过失所引起者。

　　今后对于该国，帝国政府所执行之政策，不应止于如从来只是承认朝鲜为一独立国家。如不进一步维护其独立，将使该国之势力日益丧失，他日必将悔之不及。而维护其独立，不仅势必干预该国之外政，拒绝清国为首之其他国家之干涉与侵略。且亦必干预其内政，此乃不可不谋求之进步改良之计。”

　　内田所说的“干预其内政”就是要按日本的模式改造朝鲜。但他认为“朝鲜以其自力而成此天之大业实属困难。”所以，“辅佐该国政府行此重大改革乃我帝国政府之职责。帝国政府实行此事，使朝鲜国对以清国为首之其他各国，俨然保持其独立国家之体面，乃我国最名誉，最安全之策，亦为使我帝国势力向朝鲜扩张之唯一良好手段。”(25)

　　内田不仅主张承认朝鲜为所谓独立国的名义下，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以控制朝鲜，而且更强调要以朝鲜为独立国家为借口，发动战争。他说：“若此次日清两国共同出兵该国后，未经交战便互撤其兵，彼清国人对该国人照例扬言日本兵因惧怕清国兵威，终于回归本国等。”因此，日本应趁此良机痛击清兵，使该国人亲睹我帝国之威风，并知清国将来之不足恃，实为目前之必要。

　　总之，此次我国向该地派遣如此大军当勿失此良机，于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外，应再进一步缔结使该朝鲜国受我日本帝国保护之条约，从此我帝国政府干预其内治外交谋求其改良进步，使之导向富强之境域。一以强固我帝国之藩篱；一于该国执行扩张我帝国之势力，并增进帝国商民利益之政策。”(26)内田定槌论证了关于“朝鲜独立”的3个问题，一是朝鲜本为独立国家，所以成为清国的属国是清朝强加于朝鲜的；二是朝鲜必须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的必要性，即朝鲜是日本的屏障和增进日本人的经济利益；三是日本如何使“朝鲜独立”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即：以武力征伐和按日本的意志进行“内政改革”。内田的论述，可称为甲午战前“朝鲜独立论”的典型主张，也是扩张的实施纲领。

　　舆论界在传播“朝鲜独立论”同时，为了进一步欺骗日本人民又大力宣传所谓“义战论”的思想，即要给军事侵略正名，又要使日本人民为“正义”而战。战前日本的新闻界统一口径，几乎一致叫嚷：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圣战”。《国民日报》于甲午战争前，高呼“义战即将开始！”(27)《读卖新闻》发表文章称日本“首当正义”，“以显耀光荣，并宣扬国威。”(28)并由此而导致所谓中日战争是“文野之战”，即：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文明的战争，中国战争是野蛮战争的论调。如《时事新报》以《日清战争为文野之战》为题发表文章说：“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与阻碍其进步之战。当日本胜利时中国人则向‘文明先导者’的日本国人三拜九叩以谢其恩”。(29)《国民新闻》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大日本以其文明之力战胜中国之野蛮并担负革新中国之天职。”(30)对此，《二六新报》更以日本似乎已是亚洲的最先进最优越国家的姿态，发表评论谓：“今日正值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时期，”而历史则“赋予吾日本国民谋求东洋全部革命之良机”。因此“日本国民应将其视为19世纪末之一大事业，以此一空前绝后之一大义战，以文明国姿态战胜野蛮之国。此乃太平洋东北所开创之破天荒之举。”(31)

　　日本舆论界在传播“义战论”和“文野之战论”同时，还传播了中国“愚昧落后论”以形成日本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蔑视感。如《中央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人说：“中国人本非可轻视侮辱之人种，而是可怕之人种。彼等无国家理念，”中国并非雄狮，“清国不仅是猪，而且是只笨猪”。

　　日本的新闻界和朝野人士，按日本统治者的意图，于甲午战争向日本人民灌输了“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大肆制造“战争有理”舆论，欺世盗名，蒙蔽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却也受毒非浅，信以为真，把侵略战争看作“国民战争”而支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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