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力动员

　　所谓物力动员，主要是指动员日本民众协助日本政府筹措战争经费而言。

　　日本各界为动员民众筹措战费，于甲午战争前掀起了一个以筹措战费为主要内容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为动员日本民众投身于这场运动中来，日本的各家报纸首先进行了舆论动员。1894年7月23日，《每日新闻》以《慰问在韩军人》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请赠送适当之物，一慰悬军远征之心，一为表示对我军人敬爱之情。”(32)《万朝报》说：“为使日本帝国之威武发扬于万国“，现在则是“义勇奉公之时”。(33)并以“大和魂”精神相号召。《二六新闻》强调：“万一不幸，纵然全国成为焦士，我日本男儿国之面貌亦不可污。”(34)日本的各家报纸以此类言论煽动日本人民的敌忾心，以推动“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

　　首先积极响应，且积极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日本财界。日本财界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考虑，其主要首脑，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这场侵略战争，并成立各种组织，发布广告，捐款捐物，筹措战费，召开会议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侵略战争，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

　　日本财界支援战争是通过“报国会”和其它各种社会团体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报国会”成立于1894年7月，它是由日本财界头面人物涩泽荣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福泽谕吉、东久世通禧等人发起的以响应日本政府侵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全国性的财界组织。它在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特别是在动员日本国民以忠君爱国精神，团结一致，为“战胜”中国而捐献一切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财界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泽谕吉便表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35)另一代表人物涩泽荣一呼吁：“只有以勤俭济军费，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

　　7月30日，涩泽荣一等5人，以“报国会”发起人名义，在各大报刊发出通知，定于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的当天，召开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他们号召，值此日中开战之际，全国有志之士，要筹措军资，捐献政府，尽一国民之义务。希望华族、富豪带头，积极响应。财界将报国会成立的时间定于8月1 日，与日本正式宣战的日子并行，并非偶然，而是与军界、政界预谋的联合行动。

　　8月1日，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60名企业家，大都是财界的著名人士。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如何筹措军费，并决定筹措1500万元。会议正式定名为“报国会”。会后，大阪《朝日新闻》于8月25日，公布了“报国会”的10项宗旨，其中规定：(1)本会为报国会；(2)本会的目的，于日请交战之际，募集捐款，以供帝国之军费。等等 。“报国会”成立后，日本各界义捐活动十分踊跃。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了慰问在朝鲜军人捐款广告。其中写到：“韩山风云变幻，雄赳赳的武士忍受三伏的酷暑，风餐露宿，辛苦之至，其艰辛非坐高楼摇扇，卧大厦息凉者可想象。——今乞广大商工业有志之士赞助，义捐金元，以恤陆军部队，寄赠必需物品，聊解在韩军人之劳”。(36)

　　8月5日，大日本水产会发出募金广告，决定义卖罐头，将其收入捐给政府，以慰劳军人，大阪成立青年报国义务队，广向社会募捐。药局送药，茶商捐茶。大阪市的军火商将5600支枪全部捐献。

　　为输送赴朝军人、军需弹药，各铁路公会、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决定承担义务，于战时免费运输。这些公司有：铁路局、日本铁道会社关西铁道社、阪界铁道会社、山阳铁道会社、伊豫铁道会社、九州铁道会社、参宫铁道会社，两毛铁道会社、甲武铁道会社、大阪铁道会社、赞歧铁道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共荣汽船会社、朝日运输商店汽船会社、国内运输公社等21家。

　　“报国会”在组织、动员国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积极参与支援战争活动同时，更为日本政府完成巨额军事公债任务卖力。“报国会”成立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见涩泽荣一，除充分肯定财界的报国之举外，提出“如不能很好筹款，有挫伤国民斗志之忧，莫不如发行5千万军事公债，更有意义，效果更好。”涩泽接受了伊藤的建议，将募捐改为军事公债，立即向所有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做了说明。随后，便全力投入军事公债的募集工作。

　　8月5日，日本政府发布敕令第143号、144号，决定募集军事公债5千万元，第1 期为3千万。事实上，涩泽荣一等财界首脑，是日本发行军事公债的实际赞同者和积极支持者。

　　日本政府发行如此巨额的军事公债，就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而言，如果没有金融界、实业界的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为了得到财界的支持，大藏大臣召集关东同盟银行干事，第一银行董事长涩泽荣一，第十五银行总支配人山本直成，第三银行董事长安田善次郎的代理长谷川千岁等3人，要求各银行团体干事尽快落实军事公债的认购指标。涩泽荣一表示，决不辜负政府对银行界寄予的希望，愿竭尽全力，响应政府号召，紧急转告同盟银行。接着，第十二银行、第十三银行、第八十一银行、第一百四十银行、第九银行等6家银行董事长面见大藏大臣，表示要为国效力。

　　“报国会”广募军事公债，为日本政府提供了财源，满足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物资需要。

　　总之，“报国会”以其财界首脑人的声望，动员日本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募捐献金和认购军事公债活动，为日本政府准备了可供侵华战争之需的物资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侵华战争的顺利进行。

　　应当指出的是，军事公债的募集是在日本政府的强制下同日本人民自愿相结合下进行的。1894年8月15日，以敕令第144号决定募集金额5000万元，17日，大藏省告示第32号公布发行金额3000万元。日本政府明知募集如此巨额军事公债的艰巨性，因而以强制的方式将募集任务及完成指标分配给各府县郡市町村，而各级领导者则要求民众以所谓“爱国”之心支持“义战”强行认购。下面以爱知县幡豆郡各町村的募集状况为例说明之。

　　各郡长、町村长直接动员民众应募。幡豆郡的“郡长直接召集各町村长谆谆谕告，并派出官吏募集。”其久麻久村“组织征兵慰劳义会，由其会员劝诱他人，向全村灌输为征清之必要，勿失报国而尽义务之机，积极应募”。(37)的办法，其结果使21人应募1350元。佐久岛村“将村民集于一堂，村长一再劝诱村民认购军事公债。”西尾町“将主要人物召集于镇公所，说明战役情况和公债募集理由，并以镇公所工作人员进行劝诱，使之应募。”(38)结果777人应募104000元。味泽村的村长“对村内14人劝诱说，今日吾等欲从军而不能，只能代之以认购军事公债表示爱国之意”，(39)使14人均行应募，其总额为1050元。在该村的报告书中写道：“献纳金额1050元”，表明了他们的“爱国心”和“义战”的意识。其实，这是官方强行说服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胁迫的结果。川崎村尤为典型。村长说：“本邦臣民于事变之际，应各尽其分以应募军事公债，此乃臣民之义务，若拒绝应募，绝非日本臣民。”(40)以凡应募者为日本臣民，反之则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至于军资献纳情况，据统计，当时日本总人口为4181万，至少有7.4﹪的人口献纳不同数量金钱，其中除富有者外，连一些贫困者，甚至儿童也将其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据陆军恤兵部统计，各府县献纳金总数是，2164686人共捐献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赠品的总数是，949128人共赠送价值708634元的各类物品。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留守家族、战殁者遗族扶助、战殁者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资金也大部出自民众。其军资献纳额也非小数。

　　(三)、兵力动员

　　日本的征兵制实施后，出于备战扩军需要，每年要从适龄青年中征集大量现役兵和补充预备兵员。尤其1890至1894年间，每年至少要征集10几万人。但由于许多人不愿服役，因而采取各种逃避服役手段，致使志愿者不多，征兵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于是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和征兵奖励运动等办法，保证了征兵任务的完成。下面举例说明：

　　爱知县于1890年前创立了征兵慰劳会，其宗旨是消灭“将民众中视‘兵役如囚犯’意识和逃避征兵氛围。其手段有二：一是以地方名人为推进主体，并从富农、豪商中征收资金以为奖励资金；一是进行以物质刺激为主要内容思想教育。其主要对象是适令中的贫者。其动员形式则是征兵奖励运动。其效果较为显著。”

　　如中岛郡长说：“一般民众不解征兵令宗旨，抱以恐怖心而逃避之。” “或绝户，或分家，或成为他家之养子，为户主之嗣子，以逃避兵役”(41)又，叶栗郡长高木良辅也称“适令之前既成户主，或成为60以上老人之养子。”(42)这些郡长所说的情况具有普通性和代表性。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志愿兵明显不足的现象。为了确保志愿兵数量，各郡公所积极工作，基本完成了征兵任务。

　　如中岛郡长说：“每年将主任、书记派往各町村，把相当年龄者召集于一定场所，诚恳而详尽地说明关于服役年限，家族扶助费，抚恤金，受爵位，受勋位，被服津贴，被服用品，航海服役年加?加薪，晋级等法令。如此耐心劝诱结果，自愿者逐年增加。”(43)志愿者入伍后，上述待遇基本得到兑现，这就更利于征兵制度的实施，从而使所征数量满足了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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