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军备战中最重要一环是军队建设问题。明治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甲午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称为皇军。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

　　日本皇军的创始者是山县有朋。早在1870年，山县有朋自欧洲返回不久，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条例》。《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2年，山县有朋制定第1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至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但是所有这些兵役义务，多半可以有理由免除兵役，最终造成国家陆军都是兼职的军人。

　　免除兵役的范围大部分根据法国的章程。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教育、工程及医科学生，在外国留学的学者，全部独子及长子包括最年长的养子，用270日元可以购买免服役，这是当时普鲁士所禁止法国大部分已废除的办法。至于高阶层的子弟，通常可以因“兵役检查人员检查不合格”而免役。因此兵役的义务似乎完全落在一般低阶层子弟的身上。

　　要建立新军需要有良好的军官，1875年，日本仿效法国建立日本军官学校，以日本所缺的基于科学的现代化教育授与军官干部。在低级干部中，精神教育是必需的。1872年颁布的《军人守则》中列举军人的7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1882年，在天皇的《军人敕语》中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以死效忠于天皇：“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的崇高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一直支配着“皇军”到1945年日本失败为止。

　　为了侵略的必要，日本实行了全民皆兵制。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旨在实现举国皆兵的天皇教育敕诏，其对象不仅是教师和学生，而且是日本的所有人民。教育不限于学校，而且是造就忠君爱国的日本人民的终生过程。

　　教育敕诏是一套伦理原则，旨在规范人民与国家间的一切关系，培养人民自觉敬重天皇的统治权威。敕诏中说：“咨尔臣民，我皇室之祖先建立帝国于广大而永固根基之上，并使道德深入人心。我臣民以忠孝为依归，世世相承，发扬光大，此即为我国教育之所本。……增进大众福祉，促进公共利益……于危机之际，勇敢为国献身，以保障维护我皇室基业之繁荣地久天长。”⑨此后，天皇敕诏的道德教育，成为小学课程的必要部分，每个学校均将教育敕诏与天皇像悬挂在一起，并于每日早课时大声朗读。

　　日本政府在实行全民皆兵制同时，尤其重视军队现代化建设。1880年代是日本现代军事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年代。日本政府努力建造一支搜集情报，制订政策，计划与指导作战，征兵、训练、装备、运输及管理等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因为以征兵代替武士，所以是一套全新制度，而非旧式的改良。

　　日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过程中，是以德国军制为样板的。为了提高新军的素质，首先着眼于参谋人员的培养。1883年，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参谋大学。最初仅局限于教导战术，没涉及组织与后勤，于是改革者聘请了德国的梅克尔少校为参谋大学教官，此人曾在德国参谋大学任教，成绩杰出。

　　1885年，梅克尔到日本任参谋大学教官兼参谋本部顾问。随后，陆军省次官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讨陆军组织和战略，由山县有朋的亲信儿玉源太郎主持。在梅克尔的密切合作之下，他们改革了旧制度，使“皇军”成为一支长于攻击的部队。

　　梅克尔的建议，几乎涉及军事制度的每一环节，包括取消实际上兵设制中的一切免役规定。

　　1888年，陆军组织由卫戍部队变成师。自法国式的静态结合，代以机动，自给的作战队伍，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以及辎重兵。山县有朋认为，只有如此才有益于向亚洲的推进。

　　梅克尔对大陆作战的方向有坚定的主张，他说朝鲜就像一把刀刺入日本的心脏，所以他主张始终要用兵于外国，主要是朝鲜和中国。

　　梅克尔强调，动员系统的重要性，使后勤能力可以支援部队在日本任何一点可以迅速集中。日本人原来认为铁路不发达是良好的防卫，使敌人不能迅速前进。梅克尔则不以为然。所以日本从80年代开始一直改善并扩建铁路。至1891年后，铁路已把全国的军事据点连结起来。经过演习测试证明完全满意。与此同时，后勤制度也完全革新。1888年设立了陆军勤务兵团，陆军省内部的行政改革也改良了军粮与装备的采购、存储、主计与分配。担任全盘监察的将军的权力与陆军省及参谋部的权力等同。

　　1890年春天，山县有朋向世界炫耀日军军力，于名古屋举行军事大演习，邀请外交使节及日本人民参观。以展现前所未有的军容。有效地运用铁路及海上运输，并且与海军密切配合。法国观察家认为，两栖作战特别优异，众多参观者也认为，日本已拥有了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

　　再次是军事演习

　　甲午战前，出于备战的需要，日本军队频频举行军事演习。

　　驻扎于名古屋的第3师团司令部和步兵第5、第19联队的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兵，以及驻在爱知县的步兵第6联队，不断在县内各地进行军事演习。然而最大的一次则是日本天皇为统监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

　　这次演习始于1890年3月28日，结束在4月2日。演习地点在爱知县。大演习的统监，日本天皇于28日到达名古屋，随从人员有：山县有朋首相、土方久元宫内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近卫师团都督、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贞爱亲王、博恭王和山田显义法相、松方正义藏相、西乡从道海相、大山岩陆相、榎本武扬文相、青木周藏外相等。⑩此外，还有法国、德国、中国、美国、土耳其、澳地利等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和荷兰、朝鲜的临时代理公使及其武官也前来观战。

　　演习的一般方略，设定以拥有强大海军的两国联合的侵略军(西军)向日本军(东军)各卫戍地集结，日军进行防卫迎击。此前，3月30日，于伊良湖岬与鸟羽港之间的神岛附近，东西双方进行海战，东军败退，西军的陆战部队登陆。登陆的假想敌西军进犯至大垣，并与自知多半岛登陆的援军合流，东军部队在名古屋方向迎击。

　　演习的评定者为，统监明治天皇、审判官副长有栖川宫参谋总长、审判官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少将，有地品之允海军少将，伊东祐亨海军少将，小川又次步兵大佐，川村景明步兵大佐、立见尚文步兵大佐和高桥维则步兵大佐等。所动员的部队，首先是天皇乘坐的八重山舰，其次为通信船第一震天号，第二震天号，第四震天号、第一横须贺号和第二横须贺号。演习部队有：东军为第3师团长黑川通轨陆军中将麾下的第3师团、近卫师团步兵第1旅团、炮兵联队、工兵中队的陆军部队，以及以福岛敬典海军少将为司令官的由金刚、筑紫、天龙、磐城、凤翔、摩耶的演习舰队和由横须贺镇守府水雷艇队调来的爱岩、小鹰、第一号艇、第二号艇和第三号艇的海军部队。另一方，西军为第4师团长高岛鞆之助陆军中将麾下的第4师团、近卫师团步兵第4联队、骑兵1小队；增援部队则由近卫步兵第2旅团长乃木希典陆军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联队与骑兵1小队，炮兵1中队所组成的陆军部队。海军则以井上良馨海军少将为舰队司令官的常备队的高千穗、扶桑、浪速、高雄、大和、葛城，以及护送舰的比睿、海门、武藏等组成；增援的登陆部队由运输船的和歌浦号、萨摩号和新泻号运送。⑾

　　陆军部队于4月1日在半田方面激战，第2天又在爱知郡平针村继续。当日午后休战，并于音闻山讲评后宣告演习结束。

　　以此次大演习为契机，使野外军事演习制度化和全方位化。自1890年后，不仅演习次数明显增加，而且种类繁多。诸如，1890年，在东春日井郡的干部演习，西加茂郡、额田郡、碧海郡的诸兵种的联合演习，在大山岩参谋总长主持下的额田郡、爱知郡的参谋演习，额田郡等7郡的4次小机动演习；1891年，在丹羽郡举行的工兵特别演习，知多郡的第5旅干部演习和知多碧海，爱知各郡的第17旅团的3次干部演习；1892年，在额田郡等3郡举行的参谋本部参谋旅行演习，爱知外2郡的卫生队演习，跨名古屋和丹羽外3郡的陆军大学学生野外作业演习，幡豆外5郡的第3师团的4次机动演习等等。类似演习直至甲午战争前有增无已。”⑿

　　上述演习无疑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而举行的。其结果，改变了军队的素质，使其进一步养成横暴性和对占领地的掠夺性。

　　(二)作战计划的制订

　　甲午战前日本所制订的军事作战计划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和参谋本部海军部人员所制订的对中国战争的6个方案。这些方案均在甲午战争中有所执行和体现。

　　1、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策案》

　　小川又次于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第2年奉参谋部长山县有朋之命来华从事军备调查，并于1887年撰写了《清国征讨策案》⒀。该案内容除前文“趣旨书“外，其本文“攻击策案”计分3篇，即：“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

　　在第一篇“彼我形势”中，小川对中国军备调查极其详尽，认为中国兵员虽多而有名无实，然为将来未雨绸缪之计，宜乘彼兵力尚弱，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活动”；并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

　　第二篇“作战计划”中，小川又次拟议以8个师团进攻中国，其中5个师团于山海关、滦河间登陆，直趋北京；再以2个师团进攻长江要冲之地，阻止江南援军北上。同时，为便于攻取长江流域，宜先制造小型军舰30余艘，有事时可以装大炮载军队，无事时则假借贸易浮游长江或航行通商口岸，其船员皆由海军充任以熟悉地形水路。

　　第三篇“善后处置”，叙述日本对中国的处置措施，其中尤以第2项内容对中国土地的处置最为详尽，略云：“中国虽困弊衰败，然究系亚洲大国，其兴亡与东洋命运息息相关，彼若为他国所蚕食，本国之命运不可意料。不如于欧洲各国入侵之前，拟定统辖中国之策略。故战争目的已达而缔结条约时，应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3项所列地区(指盛京盖州以南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辖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10里之地)，并入日本版图。并将东三省以及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中国本部则割长江以南之地，迎立明朝后裔建立王国，并使为我保护国以镇抚民心；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则另立一王国为我属国。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葛尔则以其酋长或另选人才为各邦之长，仍由我监视之。如此分割18省，满洲另立一国，又划分西藏、蒙古，均分其力，使唇齿相依，共谋进步，则欧洲之豺狼不足为虑矣。”

　　小川又次的在上述“趣旨书”中曾设想“自本年(1887年)起以5年为准备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机而攻击之”。在发动侵华战争的预计时间上不仅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在其“善后处置”中所欲达到分割中国的目的也与以后的《马关条约》和再后的分离满蒙政策，以及树立傀儡政权——似乎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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