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敌一国。
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尚以“远忧”的面目出现。
与此挑战相伴随的,对清廷来说更具生死性质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一延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未被推翻,但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完全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高潮。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相权”,甚至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给真正创造出来了。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自必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抗击,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后竟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之时,咸丰皇帝即欲授他军务全权,结果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因此评论,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后延。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很难说祁氏的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源头在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渐次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是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为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其内耗,超过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很遗憾,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原标题: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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