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起诉数名中国军人，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中国外交部、国防部相继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不少争议，不少公正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军人“网络窃密”，这显然是一种强权、霸道的做法。美国前中情局官员雷· 麦戈文就持这样的看法。麦戈文1963年至1990年供职于中情局;上世纪80年代主持《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并参与《总统每日简报》准备工作，1990年退休并获得“情报工作嘉奖奖章”。2006年因抗议中情局虐囚丑闻，愤然将奖章归还。麦戈文对小布什政府利用假情报发动伊拉克战争持批判态度，他一直反对政府利用情报作为发动战争的工具。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美国对中国军官的指控？

　　雷·麦戈文：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官的行为是无意义、小儿科和适得其反的。做出指控决定的司法部长似乎没有明白，网络空间的博弈是比执法更重大的一场游戏。司法部的指控与白宫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表现强硬”的立场步调一致，以谋得“政治加分”。然而，在网络安全这样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用“自我感觉良好”的政策对待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负责任的。

　　环球时报：美国一直强调，美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中国是“窃取商业秘密”。您认为“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有着明确区分的说法是否站得住？

　　雷·麦戈文：科技进步已让情报机构掌握了“收集一切”的能力，“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不再重要。从斯诺登公布的文件来看，美国政府就是在“收集一切”，既然政府能够收集企业的信息，又怎样能保证不窃取商业秘密呢？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同义词。“国家利益”当然包括“商业利益”，而美国本身就在收集商业情报和国家利益情报。

　　环球时报：中美在网络方面还能合作吗？

　　雷·麦戈文：以我50年的经验来看，当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挑战，大国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思路。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意识到在核武器方面展开合作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对话。网络安全合作同样需要特定的渠道保证对话通畅，而美方行为破坏了这样的对话。美国政府应学会像“大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知道合作的方式绝不是“对另一方发起指控”。如果这样的举动阻碍了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这将是司法部的一个重大错误。

　　环球时报：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因为美方的指控暂停了，您怎么看？

　　雷·麦戈文：负责任的做法是双方进行合作，建立网络空间规范，减少黑客行为。在军事等敏感议题方面，应建立黑客攻击反应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去年美中建立网络安全工作组，但这个对话停止了，这对未来不是好消息。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待美国的网络管理？

　　雷·麦戈文：随着科技的发展，美国将无法维持网络技术的绝对优势，美国花费巨额军费所建立起的绝对战略优势，也将在网络空间受到挑战。在监控方面，美国政府的很多行为确实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缺乏监管的情报工作显示出情报系统的不成熟。而且，美国情报界所表现的傲慢，也终将成为困扰我们自己的情绪。

　　就大国合作来说，目前的状况比冷战时更为糟糕。1962年人类面临核灾难危机时的紧迫感，也是促使合作的动力。很多人认为，网络战争的虚拟和复杂性决定了网络合作无法控制和确认的特点，但只要有理性并开明的领导人，摒弃单边主义的想法——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已经印证这是个多极世界的时代——大国在网络空间的合作是有可为的。以足够耐心和更为谨慎的方式进行合作，而不是以无意义的方式竞争，共同建立网络空间规则，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