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1月16日，“超日王”号航空母舰停泊在俄罗斯北德文斯克造船厂的港口中。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如何衡量一艘航母的价值》署名文章，作者詹姆斯·霍尔姆斯在文中认为，如果航母不被用于作战，那么很难证明它们的巨额花费是合理的。

　　文章说，《时代》周刊每年评选年度人物。考虑到很多国家都在装备航母，这种庞然大物必然会成为2013年的年度船舶。有关这些平台的争论通常是围绕技术规格展开的，如航母的大小、结构、舰载机攻击力、火炮组装材料以及舰载机出动架次等等特性。而舰载机出动架次是一个涉及很多变量的函数，其中包括了飞行甲板的设计、飞机在狭窄空间内移动的规程，当然还有成本的问题。

　　这样的讨论是完全有必要的。自从军舰出现以来，围绕速度、武器装备及保护手段等舰艇基本属性的争执就一直是舰队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根本的问题是海上战争的变化有没有颠覆航母作为现代海军主力战舰和作战舰队核心的地位。航母以及它们的护航舰只如何才能适应竞争激烈状况下的海军战略？如果它们仍然是主力战舰，即能够在连续打击别国海军的同时承受重击的军舰，那么它们是物有所值的。如果不是，那么可能存在更为廉价和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同样的使命。

　　文章称，让我们对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进行一番深入的回顾。当年竭力反对海权的朱利安·科比特爵士提出过一个便捷的标准，认为它能够帮助衡量航空母舰在关键的时候和场合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力量来证明它们所耗费的大笔资金是值得的。

　　据朱利安爵士称，海军在战时可以做三件基本的工作。如果足够强大，它们可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段内控制重要的海上区域。这通常意味着通过战斗从敌国海军手中获得这些区域的控制权。如果不够强大——即无力作战并赢得胜利，它们可以从事“积极的防御”。防御措施包括在形成优越兵力的同时遏制更为强大的对手的计划，或者引诱对手进行自我削弱。接下来，积极的防御是指有进攻意识的防御——暂时采取权宜之计，直到情况允许采取反击。而且，一旦获得了海上控制权，海军就会对此加以利用。消除了竞争对手之后，海军舰队就可以在不受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可以把部队送到岸上，就可以向内陆发起打击，凡此种种。而这些都是海上控制权的成果。

　　文章说，在这些战时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海上安全，即海军在和平时期所执行的警察式使命。海上安全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是指对全球贸易和商业体系的维护。这些功能中包含反海盗和反扩散。这就是海军的全部职能：抵制控制权、赢得控制权、利用控制权、维护海上安全。其数不胜数的次要职能符合这些基本分类。

　　文章称，回顾到此为止。今天的航母适合执行上述使命中的哪些呢？海上安全吗？对于执行警察式的职责而言，航母可能是极其昂贵的平台。而且正如科比特当年指出战列舰所存在的问题一样，航母的数目太少，因此不能有效地监视海上航道。那么在抵制和赢得海上控制权方面呢？这两项都是作战职能，是围绕航母未来寿命争论的要点。海军指挥员和他们的政治主子们是否准备在日益凶险的环境中拿一件价值130亿美元的装备去冒险？

　　他们对风险的态度或许与路易十五的首位海军大臣加布里埃尔·德尔萨尔蒂纳相似。加拿大学者詹姆斯·普里查德指出，在豪克上将于基点伯龙湾歼灭了法国海军之后，正是德萨尔蒂纳监督了法国海军的重建。成功处理了财务问题的他对于组织一支舰队的成本了如指掌。在1878年法国与美洲殖民地居民结成联盟之后，他在一段时间里还主持了法国海军战略的制订。普里查德写道：“萨尔蒂纳急切地要保护海军所代表的巨大财富。他或许曾担心在没有获胜保障的情况下让海军去冒险。”结果，他把不得冒险的战术强加于法国海军指挥人员。他相信，保护价值昂贵的舰艇比让它们冒险去与英国皇家海军作战更划得来。

　　无独有偶，美国海军官员或许也不愿意把超级航母置于险境，如果他们怀疑这些舰只无法抗住海基及岸基发射装置的大量导弹攻击的话。他们或许会阻止航母出战，而让更具隐蔽性的平台(如潜艇)和更经济的平台(如水面作战舰艇)来承担争夺海上控制权的重任。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在科比特当年设想的海军使命方案中，航母适合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实际上领导层可能已经把航母的地位从海军的主力战舰降格成了一种力量投送工具，即一种在战斗结束后被派往相对安全区域的船只。

　　文章指出，这将会把航母变成某种类似于两栖运输船的工具，后者是一种享用海上控制权、而对于赢得控制权几乎没有贡献的船只。对于一艘价格昂贵的军舰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