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决定亚太能否继续保持世界新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发展史角度看，战略机遇，就是增长条件，包括内外两方面因素。过分强调外在因素和环境的变化，则将战略机遇扭曲为“机会主义”了。

　　事实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目标，为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条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内在动因。

　　而中日恢复邦交和中美建交，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始终就是在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互适应甚至博弈中展开的。1980年中国加入IMF，标志着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体系，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历史性的调整期，直到1994年“外汇并轨”，事实上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了14年。而自1994年到2005年，人民币在汇率机制上执行了事实上的“与美元联动”政策。在此期间，中国既经历了1990年代初被美国加入外汇操纵国，被迫长期与美国展开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谈判，也经历了2003年起以日本为始作俑者的日美欧拉网围剿人民币的日子。

　　冷战后“中国因素”的形成

　　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经济增速超群，经济规模急速扩张，迅速成长为世界的贸易、投资和技术集散地，具备价值创造和财富蓄积中心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属性和地位。

　　亚太地区最突出的发展特点是制造业的先行发展。亚太地区聚集了世界最发达的美日，也包括着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乃至世界主要的资源能源、粮食主产国。冷战结束后的市场机制和资本运动的结果，形成了发达、发展和新兴工业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投资结构。

　　在亚太体系中，美国的尖端技术通过日本的产业及其对亚洲的投资，实现了产业及其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进而实现了跨太平洋的三角贸易关系。其中，中国事实上变成了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加工基地和贸易中转站。中美日通过投资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产业贸易链。日本在产业上居最高端，将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即投资主导型贸易流，再由中国组装加工出口到美国，包括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即回归了传统贸易流。另一个路径是，日本将核心部件和材料经韩国、台湾进行二次加工，再将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做终端组装加工再向世界出口，形成相互联系的贸易链(或产业链)，进而形成了东亚特有的“产业聚集”。这形成亚太地区的工业贸易主导的增长结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种产业贸易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市场扮演资本、产业、金融、人才和信息的集散地，“中国因素”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成为中国战略机遇的直接表现。

　　从日本角度看“中国因素”升降

　　当下我们考察战略机遇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有可持续存在的条件，以及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时，“中国因素”是一个重要指标。

　　金融危机后，在危机对策上，中国与美欧日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危机初期，中国集中使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组合方式，一时间，日本为主的亚太地区对华出口扩张，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因素”成为最主要的投资和贸易风向标。尤其在日本股市中，“中国因素”一度成为投资者选股投资的唯一标准。而“美国因素”则更多表现为“投行”、“评级”、“债务上限”以及“失业率”等负面因素。

　　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欧债危机、世界经济下滑，加之中国经济政策调整、抑制泡沫，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因素”的负面表现突出。另一方面，美国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大力挤压人民币升值，并借“页岩气革命”展开美国制造复权，“美国因素”呈现复活倾向。这在日本制造业和出口业中表现更加突出。如日本的化工产业中，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住友化学收益明显下滑；而以美国为市场的三菱化工则业绩急升；以中国市场为主的建筑机械股下滑，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丰田汽车股上扬。

　　“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在日本市场的突出变化，形成了日本舆论主导的“中国经济衰退论”，并演变为“战略机遇期”终结论。显然这种判断忽略了中美经济联系的基本关系。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太乐观的现象，即几乎全球都在要求中国扩大内需，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结构。那么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转，怎么转？为此有必要研究一下1980年代日本面临的同样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美日发生两大逆转时，美国对日本同样提出了扩大内需，开放市场，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增长结构，甚至要求日本进行颠覆“日本模式”型的体制改革。日本当年发表的“前川报告”，可谓对美国要求的“积极回应”。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将“财政扩张”当成了“扩大内需”的手段，尤其在90年代泡沫崩溃后日本连续实施的“紧急经济对策”、“综合经济对策”，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扩张的力度，而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经济难以根本转型，最终演变为“日本的累积债务”，发展至今天，演变为困扰日本经济的病根。这是中国应该引以为戒的。

　　促“中国因素”提升的三大变化倾向

　　当前，美国市场中出现的三大变化倾向，或将是“中国因素”提升的条件。

　　一是美国页岩气(页岩油)引起的能源革命，不仅将引起世界油气供给结构的变化，也必将对世界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构成改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方。中美能源关系无疑将成为决定世界能源价格机制的最主要力量。

　　二是能源革命引发化工基础原料价格下降，带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必将打破日本在化工原料上的垄断局面，迫使日本加速产业战略调整重组，为中国基础化工原料产业，如乙烯产业的振兴带来机遇。中国的庞大需求和低于日美的社会成本，有条件参与全球性的基础化工原料、传统制造业和装备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结构重组。中美产业结构的协调或将迎来新的时代。

　　三是基于上述条件的“美元强势回潮”。美国能源的自主化，将大幅削减石油进口量，而美国对中东和中南美石油进口依存度的下降，也必将带来海外安全成本和军事投放的削减。如此，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局面将得以缓解和改善。事实上，当前美国经常账赤字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贸易赤字，一是“政府转移支付”(主要表现为对外军事投放和援助)，其规模与美国海外投资收益和服务贸易顺差相当。海外军事投放减少，关乎经常账赤字的填平，由此支撑美元币值回升。鉴于美元强势回潮，是基于经常账赤字减少，即美元国际流动性供给减少，如此，这种美元升值不仅有利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值，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战略空间。

　　美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当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其实是印度洋及其北部纵深的印巴、中亚以及西部沿岸的非洲边缘。

　　美国的此番回归路径是从北向南到南太平洋，然后横向西折，经过印太两洋要塞的东盟，眺望印度洋，印太两洋战略跃然纸上。重要的是，在两洋的西北部边缘，便是亚欧大陆的边缘。这个边缘和两洋构成了美国亚太回归战略的重点关注范围。如果说美国战略的重点在东盟，那么大陆边缘的纵深便是印巴、阿富汗及中亚。而德黑兰地处里海沿岸，里海、黑海、地中海横贯俄罗斯主导的通往欧洲的油气管道。其辐射区域便是中东、北非。印度洋的西海岸是蕴含丰富石油天然气的非洲东岸。

　　近年来，正当世界将关注点集中于亚太的时候，印度开始主导构建印度洋版的“APEC”；欧洲则加紧了对非洲传统势力范围的战略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似乎开始“向西回摆”。奥巴马政府能否在2014年完成阿富汗“无痕撤军”，撤军后又向何处“转进”，似乎充满了新的不确定变数。因此，美国的重返亚太似乎更有全球战略重构的属性，中国对此如何选择应提上战略日程。

　　应该认清的另一点是，金融危机后，“安全和货币”是美国关注的两大主题，以日本企图构建的“东亚共同体”为代表的太平洋西岸的“排美性”力量的整合，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安全隐患。日本企图主导该地区秩序的做法，引起美国高度警觉，是刺激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动因。

　　在美国看来，目前日本主导的“东亚制度日本化”，以及潜在的“日元汇兑本位制”，无异于地区制度的重构，无异于对美元体制的分割，直接导致东亚力量结构变化，对美国主导的秩序构成潜在威胁。所以，虽然美国推动TPP、瓦解东亚共同体并不是具体针对某一个国家，但日本主导推动的“东亚共同体”和背后的“日元体制”被美国视为对美元体制的挑战，美日货币体制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而人民币尚不具备国际货币的功能，中美矛盾以及中美货币矛盾仍属于次级矛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