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维和不能回避的话题

　　爱洒利比里亚

　　(北京军区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白妙春)

　　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西南濒临大西洋，面积仅有11.1万平方公里。我们维和二级医院坐落在利比里亚的绥德鲁市。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不仅经济倒退，而且疫病流行，加上湿热多雨的气候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维和医院没有义务为当地居民看病。但是我们经常到周围村庄义诊，并为找上门寻求帮助的百姓提供服务。

　　8月15日上午，我们接诊了地方医院转来的一名孕妇，由于失血过多，孕妇已处于休克状态，命悬一线。转诊信上写着该孕妇怀孕8个月，胎儿已死月余。

　　该孕妇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救治范围，并且我们也没有妇产科医生和专用仪器设备。但是，如果我们把病人推出去，明摆着孕妇只有死路一条。孙天胜院长没有片刻犹豫：孕妇生命要紧，马上准备抢救！

　　急救室内开始忙碌起来，心电图监护、紧急止血、输液……

　　抢救过程中，我们突然发现胎儿仍然存活。抢救小组立即拨通了国内总医院优生优育中心温主任的电话，请求技术支持。温主任听完情况介绍后，建议做好剖宫产手术准备，并介绍了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

　　化验结果显示，病人血色素下降，有活动性出血，如不尽快输血，孕妇可能有生命危险。在没有血源的条件下，经检验配型，我们把病人家属提供的450ml血缓缓地输进病人的血管。

　　对症治疗四小时，病人病情稳定下来。入院六小时，产妇出现宫缩。在医护人员协助下，孕妇顺利分娩，产下2.5 公斤健康男婴，母子平安。

　　得到这个喜讯，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这对母子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我们把这对母子送回当地医院时，该院所有医护人员夹道欢迎。很快，中国二级医院成功抢救母子的消息在当地传为美谈。为表达对中国二级医院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母亲为孩子起名“利华”。

　　除了为政府和到医院就诊的百姓服务，我们还经常走出去，为当地百姓义诊，送医送药。临回国前半个多月，我们第三次来到了甘柏村进行义诊。

　　在这里，有病的得到了诊治，没病的也得到了清凉油、风油精等常用防护药品。临走时，我们还为孩子们发放了本、笔等学习用品。

　　当我们正在收拾东西装车准备返回时，忽然看到走来了一群打扮怪异的村民，他们的脸上、身上涂满了白色的花纹，有的戴着富有非洲特色的面具。随着简陋的乐器奏响的富有节奏的音乐，村民开始为我们表演舞蹈。不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的姑娘，表演得都非常卖力，也很投入。他们摇摆着黝黑的身躯，脸上洋溢着欢乐，目光中充满了喜悦。虽然我不懂舞蹈，却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感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饱含了满足感的幸福与感激之情。(文字整理：郭治武李峰)

　　友谊之路

　　(北京军区赴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李春堂)

　　位于托镇至科特迪瓦边境10.3公里的道路，是联系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两国边境的重要陆路口岸，对促进两国经济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埃塞俄比亚维和部队边境执勤的主要通道。

　　由于这条道路并不在中国工兵任务范畴之内，长期无人维护，道路损坏非常严重，已无法通行。2006年6月20 日，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利团)四战区司令朱热准将亲自致电给我，请求中国工兵能够派兵修复这条道路。当时，联利团为帮助新选政府稳定局势，正极力推动利比里亚国家和平重建，在这种大趋势下，我们迅速组织了对该条道路的维护施工。

　　26日傍晚，当施工分队正准备收工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维和部队第十营营长阿贝特中校及副营长特泽拉少校，找到我说，科特迪瓦边境哨位上，有一名士兵得了重病，急需运送治疗。

　　我与分队的其他领导进行研究后，马上通知施工分队连夜组织施工，在八个小时内开通了道路，为挽救友军士兵的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后，我们针对利科边境大型货物车辆较多的情况，加宽了路基，拓展了道路视线，使道路更加有利于利科两国边贸往来。道路开通后短短一个月，托镇由原来的“照明点油”，发展成为有了七盏电灯……

　　2007年2月1日，胡锦涛主席访问利比里亚期间，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高度评价了中国维和部队为利比里亚战后重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4月12日，她亲临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营区慰问，并欣然题词：“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十分感谢和赞赏中国工兵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我们与中国工兵分队心心相连，利比里亚永远是你们的家。”(文字整理：郭治武李峰)

　　徐志达

　　出国维和，一个常人不愿意提及的话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死亡。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维和人员在出国前必须写好遗书。

　　与死神搏斗半个月

　　第一次带队去东帝汶(2000年)，我第一个与死神搏斗了半个月。当时，可能是过于劳累，精神又处于紧张状态，加上水土不服，到达任务区不到一个月，我就染上了当时任务区最危险的疾病——登革热。因为这种病无药可救，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它。最初几天的高烧是非常危险的，体温持续在40度左右。在联合国的卫生所，医生给我服用了号称全球最好的退烧药，但一个小时过去了，温度计仍然定格在40度。那位孟加拉国医生很有经验，马上让护士帮我脱去衣服，用湿毛巾帮我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这个办法果然有效，15分钟后，我就昏沉沉地睡着了。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同死神搏斗了超过24小时，精疲力竭。当时部领导听说此事后，对我非常关心，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回国治疗。我在非常糊涂的状态下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是无药可治，在哪里都一样！哪能刚刚出国，就失去了领队！我当时也正是血气方刚，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我战胜不了的困难，死神也一样，它奈何不了我！不管温度多高，我坚持吃饭、喝水，然后就闭上眼睛，坦然地去体味那种痛苦。几天后，四肢皮下出现紫色的血点，我确信我就要胜利了。因为如果这种血点出现在内脏上，那就必死无疑；出现在四肢上，说明热毒在向外散发。果然，经过一周的低烧，我艰难地闯过了鬼门关。尔后，又有几名中国同事得过此病，都相继痊愈。

　　让人虚惊一场的报告

　　在东帝汶时，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有一次接到报告：一位分配到任务区最艰苦的警察局欧苦西飞地的中国民警失踪了。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两位联合国民警在欧苦西游泳时失踪，一位是马来西亚民警，一位是中国民警。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几分钟后，我才回过神来，联系直升飞机，准备马上赶往出事地区。

　　一小时后，我又接到后续报告，中国民警找到了，安然无恙！这是那一年中我所接到的最令我高兴的消息。

　　事后了解，危险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一批联合国警察(其中有中国两人)乘坐澳大利亚海军军舰外出执行任务，经过一个岛屿时，他们决定上岛检查是否有非法移民。但他们并不熟悉该岛情况，贸然采取了这次行动。据当地渔民讲，那个岛屿是有名的死亡之岛。当军舰距离岛屿还有不到50米的距离时，可能由于深度原因，军舰无法靠岸，指挥员贸然决定一起泅渡上岸。海军战士与大批警察纷纷脱衣跳了下去。没游多远，大家发现不对了：表面平静，清晰见底的海水，下面是汹涌的暗流。海军官兵受过类似训练，告诉大家不要慌张，要像鱼一样摆动着游。这一着果然奏效，多数人有惊无险，安全游向岸边。但一位马来西亚民警与一位中国民警动作稍慢，等他们入水时，第一批人员已经游出很远了。当他们感觉到暗流后，心里自然就慌了。马来西亚的民警挣扎了没有多久，就被冲进了浩瀚的太平洋。而我们中国的民警陈金宝同志临危不乱，奋勇向岸边游去。终于在被冲到岛屿尾部时游到了岸上。由于他被冲出去的距离较远，同事们一时找不到他，就向司令部报告了失踪的情况。几十分钟后，他终于同大家汇合了。可贵的是，经过那样的生死考验，陈金宝同志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自动要求在那个最危险、最贫困的地区坚持工作，一直到结束任务回国。

　　最危险的不是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

　　今年上半年，在科索沃任务区，一辆维和民警的警车下，被不明身份的人安放了炸弹，一名民警被当场炸死。血淋淋的照片被传到世界各地，全球骇然。时隔不久，一位警察的车轮下，又被安放了反坦克地雷，所幸该民警机智老练，上车前先对整个车辆周围进行了检查，发现可疑，立刻通知工兵部门，及时将地雷排除，否则，定是车毁人亡。一时间，各任务区人心惶惶。

　　但出人意料的是，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在任务区，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各种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而是各种疾病与交通事故等。以东帝汶任务区为例，维和部队在丛林中与民兵作战伤亡的人员有十几人，但死于各种传染疾病的却达几十人之多。不久前，中国驻东帝汶武官也因患热带病不幸去世。

　　在非洲，各种传染病更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在利比里亚任务区，两年多的时间内，已经有60人死于各种热带疾病。在执行维和任务的一年中，我们深受其害。作为警队队长，我几乎是不断地处在煎熬之中。25个中国队员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过热带传染病，不断有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一位来自武警学院的民警，三个月内两次发疟疾，持续高烧40度左右。这位强壮的蒙族汉子，在医院输液的过程中，曾一度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在利比里亚，我们有一个中国维和部队的二级医院，另外，我们的工兵和运输分队也都有医务室。别看只是二级医院和医务室，那里的中国军医却个个是从国内选派的高手，既有博士也有专家。就连级别较高的约旦三级医院，有时也要请他们前去会诊或做手术。因此，我们的民警一旦生病，首选的是中国医院。

　　有一次，一位在外县(距首都不远)工作的中国民警，突然发高烧，从症状上看，大家都怀疑是疟疾。但中国运输队的医生却从大腿内侧的红肿部位诊断出，他是被毒蜘蛛咬伤，严重中毒，并马上对他进行输液解毒。由于诊断正确，抢救及时，终于使我们的民警转危为安。据医生说，如果再耽误几个小时，我们的民警就非常危险了。在非洲，带有剧毒的动物、昆虫非常之多。这里不但有眼镜蛇、毒蜥蜴等大型剧毒爬行动物，毒蝎子、毒蜘蛛等昆虫也名目繁多。有时，即使被一只小小的蚂蚁叮咬，也能导致发烧。在条件艰苦的外县工作，被毒昆虫叮咬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们的一位民警在不知不觉中被什么昆虫叮咬，胳膊上立刻出现大片青肿，并迅速扩散，症状十分恐怖。他被紧急送往中国医院，医生迅速采取措施，才将伤情控制住。几个月后，皮肤的颜色还没有完全改变。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有位中国民警的脚上竟然长出了虫子。据说，那是一种非洲蝇叮咬后，在上面产了卵。

　　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

　　刚刚到达利比里亚任务区后不久，大家发现这里的生活、居住条件比想像的要好些，精神上有些过于乐观了。但没过多久，一位乌克兰警察因患疟疾不治去世。我同宿舍的几位民警情绪都一落千丈。大家真切地感受到，死亡原来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有一次，我意外地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位朋友，他是到利比里亚参加维和的一位民事人员。见面时，他满脸憔悴。原来，他的一位英国同事也刚刚因疟疾去世了，此人曾在东帝汶参加维和，认识许多中国人。讲到昔日战友，这位外交部的朋友仍然满怀悲伤。

　　我常告诫大家，要经常喷药灭蚊，注意防范疟疾；同时，一有症状，马上吃药。因为治疗疟疾最怕的是耽搁时机，等疟原虫大量繁殖之后，再进行治疗就来不及了。

　　但在非洲防蚊子，谈何容易！在家里可以，在办公室也凑合，可到外面或居民家里调查案件时怎么防？有一次，我去村子里走访一个证人，等我做好笔录，身上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回来之后，我腹痛难忍，并有些发烧，据说这也是疟疾的症状。我不敢轻视，马上按要求大剂量服用青蒿素(抗疟疾药)。但它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两肾酸疼，坐卧不宁；浑身困乏无力，反应迟钝。没办法，要保命，就得坚持服用下去。这个任务区已有l000多联合国人员患疟疾。疟疾是非洲的一个残酷杀手，谁都拿它没办法。而且虐疾的潜伏期很长，离开任务区，有时几个月后还会发作。

　　长期同疟疾的斗争，我们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甚至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我有个战友小纪，到欧洲去旅行，按规定携带了所有必备药品。到了欧洲的第一天，感觉非常疲劳，随便拿出体温计塞到腋下。五分钟后，一看体温计，把他吓了一跳：39度半！赶紧找出青蒿素狂吃。吃完后感觉自己并不发冷或发热，使劲甩甩体温计，再试，36度半！猛然想起，这个老式水银体温计是前几天一个发疟疾民警刚刚用过的，上面的温度没有复原，自己白白吃了一大堆青蒿素！

　　另外，在非洲工作，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艾滋病。在利比里亚，成年人的艾滋病毒携带率在25%以上(这在非洲并不算高)。艾滋病的一个传播渠道是血液，而警察是很难回避流血的。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不知道谁有艾滋病毒，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威胁。我们有个中国民警，买了几条鱼让当地保安帮助收拾。当他把收拾好的鱼放进冰箱里的时候，他的手不小心被鱼翅划破。这位细心的民警立刻到院子里找到了保安，发现保安的手也曾在收拾鱼时被划破，这位民警马上带他到医院进行艾滋病检测，发现那位保安确实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他就存在通过血液被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后来，虽然中国医疗专家告诉他这种情况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但这位民警还是非常紧张。

　　值得自豪的是，在利比里亚任务区，虽然我们的民警经常生病、发烧，但由于我们组织治疗及时，关心照顾细心，都一一化险为夷，安然康复。

　　摘自作者《我代表中国维和》一书，有删改，题目、小标题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