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言]

　　以外交为最大亮点的安倍晋三政权在日本执政七年零八个月后，正式退出，菅义伟成为新的首相。

　　安倍曾经追求日美关系的“对等”，但从美国对日本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逼迫日本大量购买美国武器等方面看，安倍自己也不会认为这是日美关系“对等”的结果。

　　他对俄罗斯的期待，是普京能够把千岛群岛中靠近日本的几个小岛送给日本。但这个期待，在执政期间也没有实现。

　　在日韩关系上，因为安倍政权始终强调日本要在半导体方面打压韩国，让两国关系倒退至二战后的最低点。

　　日朝关系呢？在安倍主张的朝鲜“绑架日籍人员”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获得半点进步。

　　作为安倍内阁大主管（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比其他自民党议员更清楚地了解安倍外交的失败，更知道日本外交有多难。但作为安倍政权的继承人，菅也不擅长外交。

　　虽然不能说“安倍经济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七年多时间里，股价的提升、日元汇率的贬值、失业率在新冠冲击到来前的降低等等，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的。

　　在国内经济方面获得新的进展，也是菅成为新首相后的最大诉求。

　　菅是通过自民党议员的394票及代表日本各个地方的141票当选为总裁的，之后在国会通过议员的选举成为内阁首相，所以，他并不是经过全党、全日本选举出来的总裁及首相，其“合法性”存在太多可质疑的地方。

　　“一个月后的10月，菅解散议会，将会通过国民的选举，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好几个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从东京发来了这样的观察结果。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清菅最后会拿出哪些政策来。这里仅仅想通过二、三件事，谈谈菅义伟的政治背景，对华态度及今后可能推进的政策。了解了这些也许能从侧面对菅内阁的大致走向作出某些判断。

　　菅义伟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也将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资料图/新华网）

　　曾经的总务大臣

　　菅义伟在成为官房长官前，政治上的最大亮点是做过小泉内阁的总务省副大臣（2005年10月~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内阁的总务省大臣（2006年9月~2007年8月）。

　　日本的总务省主要负责的工作为：行政、公务员、地方自治、选举及政治资金、信息通讯、邮政等。可以理解为日本官员及邮政信息方面的主要负责机关。

　　比较一下日本与中国、美国等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特点，会发现中国、美国有诸多的咨询机构，这些咨询机构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各种报告，国家经过选择，通过国家机关立法的形式，将制度推行出去。日本虽然也有咨询机构，但其最大的政策建议人是中央及地方的各种行政官员。

　　总务省管理着全日本的官员。在安倍入主内阁前，日本官员的升迁主要通过官僚内部的机制自主运行，政治家基本上不能干涉。这保证了行政的独立，在各种制度、法律条文的制定上，让官员有了很大的自主独立性。

　　安倍成为首相后，很快成立了“内阁人事局”，高级官僚的任免最终由这个局做决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局长以上的高级官僚，立即变成了时任内阁的忠实奴仆，其一举一动必须符合首相及大臣们的意愿，否则影响升迁。

　　安倍主持内阁期间，不论发生森友丑闻、加计丑闻，国家的赏樱会一定程度成了安倍选举动员会或者犒劳会的私人活动。这些都和官员拍政治家马屁、揣摩（日语为“忖度”）政治家意图有着紧密的关系。

　　人们看到，2014年5月30日成立内阁人事局的时候，日本媒体上刊登的照片中，中心人物是安倍首相，其身边为菅官房长官，另一侧则是安倍内阁中思想特别保守的两名政治家。

　　作为管理过国家官员的总务省大臣，菅在人事局的设立上功不可没。但其后日本官界的死气沉沉、国家行政机构的私人化倾向，菅也有责任。

　　日本在疫情紧迫的时期，用发棉纱口罩的方式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在确诊人数暴增的时候，推行“Go To旅行”活动。此等对策的出台，和日本最大的咨询机构——国家官僚体制的弱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菅作为直接管理过信息通讯及邮政的大臣，对日本在通讯技术方面的落后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出任官房长官后，在手机话费的下调等方面，直接发出的指令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了获取民心，而是因为菅更了解，过高的通讯费用、僵化的国内通讯体制、技术不能跨出日本国门的窘境。

　　改革通讯、邮政体制，菅做的工作效果超出了以往的大臣。做官房长官后，他在这方面的动作依旧频繁，并且获得了民众的好评。

　　“排除华为”的宣言人

　　在美国将中兴通讯（ZTE）、华为技术等中国5G企业列为封杀对象后，日本迅即与美国呼应。2018年12月10日，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在日本宣布，“为了防止机密的泄露，在政府采购中将排除中国生产的信息通讯机械。”以后日本软银等通讯运营商不再使用华为的基站产品，诸多企业中断了与华为的业务往来。

　　和美国有着巨大不同的是，美国尽管在进入特朗普时代将封杀中国5G企业定为一种国策，但美国企业与华为等保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让美国在执行封杀国策的时候做得很不彻底，这包括每次对华为的封杀都有120天的缓期执行的时间，缓期执行期间过后，又会以各种说法再度延长执行，美国的国策在执行层面很不严谨。

　　日本自2018年底宣布“排除”华为后，却一直坚定地执行着决定，不曾有半分迟缓，也不见媒体或者企业出于商业利益的需求，向政府申请缓行。

　　曾经的菅总务大臣深知在4G及5G阶段，日本与中国拉开的距离有多大。在其任总务大臣的2006年，日本在通讯基站方面占据着世界最先进的地位，认为与中国的华为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技术水平上。

　　但十年之后，世界基站中，日企的总量也就占了市场份额的1%左右，在5G等技术专利上更不能和华为比。

　　技术上的落后，让日本一直在寻找打压华为、重新保有先进通讯技术的机会。特朗普对华为的打压，让菅感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只是宣布“排除”华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对NEC或者富士通等5G基站等设备的制造企业给予研发或者税收上的补贴，也仅仅是严格限制了与中国企业的业务往来，在更多更广的层面，限制技术上与中国的交流。

　　无论专利还是论文数量，日本这些年完全不能和中国站在一个层级上，限制本国企业、学术机关与中国的交流，到底对日本的研发有利还是有害，人们并不能从菅的相关言论中找出答案。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一个不太显眼的亮点：“数字厅”

　　菅义伟深知，日本的落后，不仅仅是5G一个领域的落后，是在整个IT平台上缺少了美国FAANG、中国BATH这类的企业，在数字经济上严重落后。

　　安倍辞职后，在自民党三名总裁候选人中，菅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自己当选后，会成立“数字厅”，争取在数字经济方面让日本迅速赶上去。

　　这个“数字厅”与安倍经济学中强调的金融手段、财政支出及投资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三支箭”政策不同，更集中于数字经济，要解决日本经济中最为吃紧的问题。

　　明眼人都看到了在东亚国家及地区中，通过IT技术追踪新冠患者的行踪，切断患者与非患者的联系，能够防止传染的扩大。日本有自己的IT技术，但就是没有在全日本使用某种IT手段来防止疫情的传播。

　　这里有民众、舆论对个人隐私的严密保护要求，有对国家在数字管理上的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更有对战前军国主义统治下国家对民众支配的反省。

　　但几乎不考虑使用IT手段控制疫情，也没有健康码等措施，日本至今每天依旧有数百人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9月10日确诊人数为689人）。

　　9月9日，自民党三名候选人进行了竞选辩论。原以为菅会在设立数字厅的问题上，发表新的见解或者计划，但人们听到的是对控制疫情、使用疫苗的坚定信心（可惜同一天，英国等国的9家疫苗开发企业发表共同声明：把安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对各国争相推出疫苗表示了担心）。此外，菅表示要将不孕的治疗等纳入健康保险。原先谈及的“数字厅”，仅仅在宣布继承安倍经济学的时候，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数据化等新目标方面，我们将集中进行改革及必要的投资，再度实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

　　没有过分强调“数字厅”的设立问题。

　　当然，菅作为安倍的继承人，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谈“数字厅”，难免有和安倍划清界限的嫌疑。不过分强调“数字厅”不意味着菅当政后不去大力推进。毕竟菅做过总务大臣，强力在日本实施过排除华为的政策，现在到了通过新设数字厅来集中推进日本的数字经济的时候了，如果再不走这一步，日本经济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只是排除了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日本的数字经济真的能发展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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