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我们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再一次回顾了那个激荡人心的年代，一群觉醒者和领路人如火炬一般，在黑暗中摸索、探寻救国图存的真理和道路。剧中不仅再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中共领导人追求真理的历程，也生动讲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父亲陈独秀之间起伏变化的特殊亲情。陈氏兄弟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们心系天下，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陈乔年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草木葱郁的烈士墓地中，静卧着一对同胞兄弟，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二人。他俩都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陈独秀的儿子。在1927年7月到1928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革命者先后牺牲在上海龙华，后被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

　　“一代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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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延年（左）、陈乔年

　　陈延年（1898—1927）为陈独秀长子，陈乔年（1902—1928）为陈独秀次子。据陈家亲戚潘赞化在《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概述》记载，陈家是安庆城内有名的书香门第，历来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陈独秀格外重视陈家后人的思想教育和人格养成，他虽因常年奔走革命，与子女聚少离多，但很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据陈独秀回忆，在孩子们幼年时陈就“设出种种的法子，一面和他做游戏，一面就是教他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兄弟二人天资聪慧，并且勤奋好学，自幼博览群书，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

　　陈独秀

　　1915年9月，自日本返沪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得知安庆陈家遭到袁世凯党羽、反动军阀倪嗣冲的搜查。为保护两个儿子，随即令兄弟二人来上海求学，进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受陈独秀“自创前途”家风的影响，两人逐渐半工半读，自谋生活，晚上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堂店的地板上休息，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大饼，穿的是发白的粗布长衫，身形消瘦。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但两人却一直清贫乐道，于1917年双双考入震旦大学深造。

　　单衣粗食、面有菜色的二人，连陈独秀的家人和朋友们见了都规劝连连，多有责怪陈独秀之意，但深谙人生艰难的陈独秀则坚持“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兄弟俩也坚持“少年人宜使苦，苦则志定”，多次婉拒祖母谢氏的接济，自力更生，初立鸿鹄之志。当父亲挚友潘赞化询问二人对于父亲因五四学潮被捕入狱之事看法，兄弟二人给予肯定“既做就不怕，怕则不做”“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的牺牲而不得”，可见已经具备大局观。

　　《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1919年1月，二陈兄弟在上海与黄凌霜等组织无政府主义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6月11日至9月16日陈独秀被北洋军警逮捕入狱期间，二陈兄弟则受“工读”新思潮的影响，筹划赴法深造，探求救国真理。他俩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亲笔介绍信，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并直接赴法上学。

　　1919年12月25日，兄弟俩登上法国邮轮“安德烈朋号”轮远赴法国，经过近40天的漂泊，于1920年2月3日抵达法国。起初，兄弟俩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号，依旧是勤工俭学，做工学习两不误。凭借着流利的法语以及扎实的文化功底，二人考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计划待学业有所长进再报考巴黎大学，此时却陷入勤工俭学危机。受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过河拆桥地宣布与勤工俭学的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工读学生奔波流浪。虽然兄弟二人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但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的接济，属于半官费生。相较于依赖成性、因经济拮据而意气消沉的其他学生，在上海过惯了清贫生活、辗转异国的兄弟二人依旧能够勤勉互助，并且意志坚定地自力更生。

　　此后，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法华教育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21年间，“二二八”运动、6月拒款斗争、9月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相继爆发，中方负责人竟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迫害中国学生，强行逮捕并遣送100多位示威学生回国，最终致使个别留学生（如熊志南）精神失常惨死异国，导致绝大部分留学生激于义愤而与吴稚晖等人彻底决裂。全程目睹此事并亲身经历迫害的二陈兄弟俩幡然醒悟，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挣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束缚，与吴稚晖等人一刀两断，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斗争行列。

　　在参与生存斗争的过程中，陈延年和陈乔年结识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并得到他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渐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最终与其父陈独秀殊途同归。1922年夏，兄弟俩学习了法国共产党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主动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中国书报社，广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随后参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第一批少共成员。

　　陈延年被选入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少共机关刊物 《少年》月刊的编辑和刻蜡版。由于经费短缺，兄弟俩分工协作，一个刻字，一个油印，经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在成员们共同努力下，《少年》杂志渐渐成为学生和工人中热火朝天讨论的话题，而后被称赞为巴黎的《新青年》杂志，促使少年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急剧提高。

　　《少年》刊物

　　二陈兄弟的出色工作受到少共领导们的一致赞许，同年秋季，经旅法越南马克思主义者阮爱国（胡志明）介绍，两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消息传至中共中央，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也倍感欣慰。为了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发展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中共中央经调查研究后，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此后不久，《少年》杂志更名为《赤党》，由陈延年兄弟俩与邓小平等主持编辑出版，进一步提高了共产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影响力。

　　1923年春，中共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派员前来苏俄学习的通知，经商讨，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肖三（肖子暲）等赴俄学习。清明节前后，一行人抵达莫斯科，与中共旅莫支部会谈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相较于法国生活的艰难，苏联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十分优越。陈延年感慨：“我一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须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于是兄弟俩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扎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汪洋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陈延年因生活简朴和学习踏实，曾言“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被同志们戏称“小列宁”。生性开朗的陈乔年与同学肖三共同翻译了《国际歌》，两人根据歌词的原文并参考俄译，意译为汉文后教同学们学唱，并且极快流传开来，更加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几乎同一时期，身处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瞿秋白也不约而同地翻译了《国际歌》，因而陈乔年、肖三、李大钊、瞿秋白四人成为《国际歌》的第一批中文翻译者。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刊载在《新青年》上。

　　在苏俄的系统学习，使二陈兄弟不仅深谙马克思主义对于救国的重要性，而且理论水平也突飞猛进，实现了当初远赴异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宏大目标。1924年1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因国内革命形势空前高涨，4月21日，由莫斯科赴北京的维经斯基针对中国革命的需要，致信拉斯科尔尼科夫，要求派遣数名学生回国参与革命工作。

　　7月下旬，陈延年等同志奉命启程回国，随后奔赴中国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与周恩来同志共同管辖两广、福建和香港事务。而一直与哥哥延年共同生活的陈乔年则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学习，直至1925年初奉命回国赴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兄弟俩从此分身南北，鲜少团聚，但都投身革命洪流，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奋斗。

　　“父子委员”

　　上海——法国——苏联，学有所成的陈延年和陈乔年，自回国后相继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为中国革命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父陈独秀坐镇上海，长子陈延年在广州主持中共两广区委工作，次子陈乔年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父子三人分处三地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日常工作联系主要依靠通信，居然互以“同志”相称。尤其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不仅成为陈家父子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一时在党内传为佳话。

　　《觉醒年代》剧照，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

　　1924年10月，陈延年被派赴广州工作，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由于工作出色，他随即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由于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广东区委所处的地位格外重要，面临的局面也极为复杂，因而特别检验和考量领导者的工作艺术和领导能力。但由于陈延年和中共广东区委的出色工作，至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经拥有9000多名党员，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最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5年在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发生后，陈延年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了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震惊全国，鼓舞了中国人民，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促进革命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同年6月，陈延年和广东区委团结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反击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污蔑和破坏。廖案发生后，在陈延年推动下，中共广东区委联合国民党左派率领广东工人武装平息了广州军阀的叛乱，使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省港大罢工

　　其时，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对中共广东区委开展领导工作。父子之间难免发生工作联系，或书信往来或出席党的会议，但一直互称“同志”，保持着平等的关系，并不因为父子辈分和上下级关系而影响工作。面对父亲所犯错误，陈延年敢于坚持原则，直接提出批评：“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甚至仿效其父文章中“找不到一件事实”之语，驳斥陈独秀为蒋介石说话。但当陈独秀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失去数月联系、一度杳无音讯之际，作为儿子的陈延年慌忙奔走四处打听，最终得知父亲安然无恙之时才放下心来。由此可见，父子之间虽表面淡薄，但还是血浓于水的。

　　而奉派北京直接协助李大钊工作的陈乔年，也因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接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他不仅工作极为投入，经常深入斗争一线，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并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因而这位北方区委最年轻的领导人逐渐崭露头角，得到了大家的信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蓬勃发展的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这白色恐怖之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月15日，时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的陈延年等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在特别委员会议上，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开始转入地下斗争，与敌人周旋，积极领导党和工会的组织恢复工作，因此没能参加中共五大，但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一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汉市武昌召开，陈独秀、陈乔年父子以及毛泽东、瞿秋白、刘少奇、邓小平、蔡和森等82名党员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继任总书记，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7年6月26日上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与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上海区委所在地，秘密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会间得到消息，已有人被捕并泄露了大量情报，需要紧急转移。下午3时，因担心秘密材料的处理情况，避免给党组织带来更大损失，陈延年和郭伯和等人冒险返回，不幸被上海国民党警备军警发现，虽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但因寡不敌众被捕。据7月7日上海《申报》发表的《二十六军捕获共产党经过》记载：“双方扭打，以致精疲力竭，头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结果，被逃二人，捕获四人。”7月2日，坚持留在上海开展革命斗争的赵世炎也不幸被捕。

　　赵世炎

　　由于叛徒的指认，加之韩步先贪生怕死，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陈延年、赵世炎及郭伯和的真实身份，致使三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死亡面前，陈延年、赵世炎及郭伯和虽饱受杨虎折磨，却没泄露党的任何情报，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处决三人。在1927年7月4日（另一说在6月30日之前）的上海龙华塔下，陈延年英勇就义，壮烈牺牲。行刑时陈延年不愿下跪受刑，竟被敌人乱刀砍死。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居然拒绝亲属收尸，一代天骄最后却是尸骨无存。

　　图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噩耗传出后，国内外一片哀悼，而陈延年的亲人们更是悲痛欲绝，中共中央随即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文《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两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广大革命同志深感悲痛，表示要坚决继承烈士的遗志，更加坚定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殊死的斗争。陈乔年也因此性格大变并身患重病，陈独秀更是誓与蒋介石抗争到底。

　　发表在刊物《布尔塞维克》上的《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

　　1927年冬，陈乔年奉命调到上海，先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此举不仅是对陈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和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陈乔年曾多次登门看望陈独秀并劝慰他要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权威，顾全大局，服从指示，但效果并不理想。

　　1928年2月16日，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部长会议和酱园路召开的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因叛徒唐瑞琳泄密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陈乔年、郑复他和许白昊等同志被捕，被拘押至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陈乔年，凭借着机敏，在与敌人的周旋中还保存了生还的一线希望。他的被捕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想方设法积极展开营救工作。与陈乔年同时被捕的郑复他和许白昊经过反复商量，决定让周之楚冒名顶替。周之楚虽家境优渥，但投身革命以来一直顽强斗争，被捕之后遭到敌人严刑逼供，但他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紧急关头，迫于无奈的郑复他和许白昊告知了周之楚他们的计划，周之楚毫不犹豫地应下，准备慷慨就义。

　　在后来的审讯中，由于周之楚鼎力相助，改变了敌人原先的判决。就在此时，变故突生，周之楚的父亲知道唯一的儿子被捕后，用重金打点一切并向上海警备总司令钱大钧表明了儿子的真实身份，从而使陈乔年的身份完全暴露，生命危在旦夕。

　　图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陈乔年的表现是勇敢的。为获得更多的机密，敌人对乔年实施各种酷刑，严刑逼问妄图获得有关党组织的更多情报，但乔年一直咬紧牙关，不屈不挠，生性乐观的他在狱中还一直鼓舞同志们的士气。然而，1928年6月6日，凶残的敌人最终在龙华塔下（这里也是1927年陈延年等一批烈士的就义之地），枪杀了陈乔年等三名共产党人。据回忆，在就义的前一刻，陈乔年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伴随几声罪恶的枪响，三位优秀的共产党战士壮烈牺牲。噩耗传出，党的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文章沉重哀悼。

　　“英名永存”

　　风雨激荡的革命岁月早已一去不返，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却在历史上挥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那崇高乐观的精神，坚毅果敢的意志，慷慨就义的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为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中国革命的英雄，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毛泽东同志曾赞赏：“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周恩来同志也曾高度赞许：“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也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郑超麟在起草哀悼赵世炎和陈延年的文章中称赞陈延年为“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指导者”。长期与陈延年共事的赵世炎也称赞他：“延年同志的生活非常俭朴，他是个只知工作不管其他的人。”

　　亲友们一直怀念着陈延年、陈乔年兄弟。1958年夏之栩撰写《回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一文表示缅怀。汪原放也写诗纪念英年早逝的兄弟俩：“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二陈兄弟的胞弟陈松年之女陈长璞时常怀念起自己的伯父，她曾说：“伯父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证书

　　他们的墓前“开满”了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