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1月16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这场将近4个小时的、充分且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引发多方热议。
双方就台海等热点问题释放出的信息,暗藏哪些玄机?美国决策圈当下的对华政策为何左右摇摆?观察者网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美国虽老调重弹,但加塞了不少私货”
观察者网:对于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各方有很多说法。《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会晤时透露称“这次会晤是在拜登的要求下安排的”,拜登则在推特上直言是为了“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您怎么评价这次会晤的时机和意义?
金灿荣:此次中美首脑视频会晤,按照王毅外长13日跟布林肯通话时的说法,“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王毅外长把它定位得这么高,也有一个原因,给国际上想看中美关系笑话的人一点提醒。有些国家、地区希望中美发生冲突,结果中美能坐下来谈,让他们有点失望——让他们失望就对了。
确实是美方比较主动地提出举行这次视频会晤。美方比较主动,主要就是因为拜登当局现在处境比较困难。
内政方面,现在美国国内新冠疫情仍很严重,经济又不太好,三季度GDP增长率跌至2%,而通胀压力又特别大,10月份的通胀率达6.2%,这是31年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另外,民众对拜登的支持率继续下滑,现在非常低,民主党人在弗吉尼亚的州长选举中落败,在传统蓝州新泽西也只是险胜。再这样下去,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丢掉国会某个院的可能性还挺大的。如果中期选举输了,这意味着拜登在后面两年执政会是“跛脚鸭子”。
外交上,美国现在也不是很顺利。阿富汗撤军撤得很糟糕,搞的美英澳三方机制(AUKUS)又把法国给得罪了,而且把美国的联盟体系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对它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很好。
我的直觉是,拜登大概现在也想清楚了,他反正不太可能再连任了,而来过一趟白宫,没有留下点历史遗产还是很遗憾的。不论是内政外交,还是个人想获得成就,都需要与中国合作,离不开中国的帮忙,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举行这次首脑会晤。
当然,拜登主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台湾问题比较紧张。拜登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要竞争,但要避免冲突;为避免中美关系出现大问题,他要搞一个“护栏”。
白宫现场图
我们之所以答应他的要求,也有我们的理由。
我们这边观察到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很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想恢复中美关系,特别是华尔街。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控制通胀、维持供应链稳定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市场总体还是很有魅力的——中国今年非常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他们想和中国缓和关系,所以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的动作,比如让孟晚舟回国、美国商务部考虑豁免部分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中美在格拉斯哥大会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等等。另一方面,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又紧追不舍,一天到晚在那说新疆“种族灭绝”,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动作频频。
中美关系呈现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后面是美国决策圈的分裂,也就是经济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分裂。
因为我们很重视中美关系,所以我们两手对付,根据中国的利益得失,该斗争就斗争,能合作就合作。在我看来,这一次我们同意举办首脑视频峰会,实际上是鼓励与拜登团队中、美国决策圈里比较有建设性的一派对话,进而寻求合作。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现在这次“1+5”人员安排里,这应该是您说的我们同美方有积极意义的一派接触的体现之一。
金灿荣:对。耶伦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关税确实不利于美国政府控制通胀,所以他们在考虑取消部分关税;不过她也提了一个条件,叫“对等取消”。这点需要中国的配合,不过中国现在挺淡定的,让他们有点下不来台——毕竟他们仍是老大,老大单方面让步,面子上不好看。
最右白发者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图/美联社)
观察者网:除了耶伦,这次中美的“1+5”人员安排,还透露了哪些信息?
金灿荣:这次人员安排,有负责总体战略的,美方派出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有负责经济的官员,美方是耶伦,咱这边是刘鹤;还有专业官员,美方安排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号称“亚洲沙皇”的坎贝尔及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咱这边派出了负责美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总体而言,双方人员安排呈现出三个特点,就是战略性、经济性和专业性。
观察者网:在这次会晤里,台海问题可以说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热点,毕竟前阵子中美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交锋。这次拜登表态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结合他数周前说过的美国会协防台湾,这算是在反复横跳吗?
金灿荣:其实美国历届政府都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它的“一个中国”政策跟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
你看美方在会晤后发布的新闻稿,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其实不是很好,把《台湾关系法》放第一,三个联合公报放第二,也提到六项保证——以前他们不会在正式场合提六项保证。而且他们还提到,“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为”,这里面有一点伏笔——台海的和平与稳定由它来定义,它和台湾方面再怎么闹,大陆不许动手,这才叫“维护台海和平”。
美国新闻稿中对台海问题的描述
换言之,美国这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虽然是老调重弹,但实际上他们在其中塞了不少私货,加了一些对我们不太有利的内容,增加了对我们的约束。
这次,习主席的表态相当清楚且坚决,提到“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所以,在台海问题上,表面上看中美双方那个仍在维护“一个中国”,但我们要看实质;“魔鬼在细节”,细节一抠,实际上双方的立场是拉大了的,潜在的冲突并没有缓和。
观察者网:拜登的一番讲话里,确实有不少是老调重弹。比如他还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说是“坦诚且直接”,这话又能信几分?
金灿荣:拜登能有这表态,是个好事,至少说明他知道一些做法不太好。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这话让不少中国人很迷惑——怎么突然表示对中国的尊重了?实际上拜登可能终于意识到,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想改变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的体制,这想法很荒唐。不过表态归表态,具体我们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观察者网:这次对话,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打不起来了?
金灿荣:暂时不能下这个结论。拜登的一些表态虽然听上去挺好,但美国的历史记录比较糟糕,所以现在的这些保证未必靠谱,我们不能完全信他。
比如气候变化议题,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开篇就替特朗普道歉,说前任政府的行为耽误了一些国际合作好几年。他这一道歉,很多人又担心,如果三年后特朗普又回来了,到时美国又退出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一手。
·“美国新一代决策者对中国的戒备,比老一代还厉害”
观察者网:鉴于这几年中美冲突日趋明显,不少美国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过往美国同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米尔斯海默就认为美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还提升了热战的风险。您接触过的美国学者、官员对于接触政策是怎么个看法?他们会不会也觉得这所谓的接触政策失败了?
金灿荣:就个人来讲,米尔斯海默这人挺好的,跟中国学者交往时还挺有礼貌的,我两次拜访他,他都主动安排吃饭等等——要知道,美国学者挺抠门的,很少主动请人吃饭。人虽然相当nice,但他也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比较固执,一天到晚推销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中国不信任,认为美国不可能影响中国,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一定是跟美国走一个轨道,即先增长综合国力再谋求势力范围。
现实是,米尔斯海默的这种观点,如今的市场比之前要大一些。10年前,美国学术界、战略界可能会有2/3的人仍觉得通过接触影响中国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估计已经低于50%了。
现在多数人承认美国改变不了中国,而这观点之下又分两派:
一派认为他们当初就错了,就不应该想着“我美国比你强,我是你的老师,通过接触,你学我,我改变你”,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对的。“中国5000年前已是大国”,而美国才200多岁,这不是孙子要教爷爷怎么吃饭吗?而且双方这么些年的接触,也是互利共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方面恩赐,外资流入中国,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美企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18.6%,而他们在世界别的地方的投资,平均回报只有6%,不及在中国的1/3。
还有一派就是以米尔斯海默、《百年马拉松》作者白邦瑞为代表,认为中国人狡猾,欺骗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搞韬光养晦,天天跟美国人讲“我不行,我确实不行”,把美国给忽悠了,所以现在对中国非常失望。这种观点在右翼中很占上风。
观察者网:他们这些人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有没有什么想法?
金灿荣:看他们政治上得不得势,如果2024年共和党赢了,特别是共和党内的特朗普一派赢了,那么认为中国战略欺骗、中国单方面受益这一派就会占上风。现在拜登是不听他们的,中美关系未来怎么走,还要看美国下一步国内政治的变化。
观察者网: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美国这几年似乎处于迷茫阶段。和中国“接触”,却不是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改挥大棒,但看这几年的施压结果,也没能成功。
金灿荣:目前他们应该也是在摸索。特朗普试过脱钩,结果脱不了,所以戴琪说了“再挂钩”(recouple);按米尔斯海默想的搞遏制,也不靠谱,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量比苏联大多了,所以跟中国竞争与跟苏联竞争大不一样。而且,当下美国的整个社会、联盟体系也都未能形成共识,社会内部现在是分裂的,联盟也不那么团结。所以,他们现在肯定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观察者网:马凯硕先生在他近来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一书中有谈道,“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如果说是因为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以前也是存在的,但以前华盛顿对于苏联、中国的战略决策相对统一且持久;如今华盛顿内部似乎失去了这部分能力。
金灿荣:马凯硕的这说法是对的。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行了,还是结构决定的。
中国1979年刚改革开放时,与美国力量差距悬殊,那时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十倍左右,人均GDP更是不得了。当时他们对我们不在意、无所谓,用英语来形容,就是“who cares”。再者,我们市场化改革,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向他们学习,是在向他们靠拢。而且当时中国有战略价值,美国需要中国帮忙对付苏联。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容易让美国社会形成跟中国建交、保持交往进而影响中国的共识。
到了2015年,一些变化开始显现。我记得2015年5月,研究中国问题非常优秀的戴维·兰普顿教授在(David M.Lampton)卡特中心有个演讲,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实际上我们能从中观察到美国精英层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感觉到原来对付中国的那套策略不对了,至于后续该怎么做,他们也很困惑,一直摸索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兰普顿教授(资料图)
中国政府倒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就是合作共赢。这背后是中国自信,笃定中国只要自己不犯错,未来肯定是发展的,鼓励美国把中国发展当成机会,而不是危机——美国你瞎折腾搞得大家痛苦,这没什么意义;但如果合作,双方肯定都可以获益。问题是,截至今天,不少美国人不想继续“接触”中国。
观察者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决策层主要是从冷战时期过来的一代,所以仍保留一定的冷战思维,等这一代过去了,就会有好的转机?
金灿荣:其实跟新老关系不大,新人对中国也是挺厉害的,就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一书的印度裔美国人杜松如(Rush Doshi),他挺年轻的,但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
我曾有个观察,美国七八十岁那一代人,他们对中国的敌意小于对俄罗斯的敌意。因为他们20来岁大学毕业时正好是冷战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们的整个经验都是怎么跟苏联斗。这一代人我接触过很多,他们内心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做梦都在害怕,因为天天跟老毛子斗,吃过很多亏。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在帮美国,而且中国那时比较弱。1980、1990年代,这代人正值壮年,做到处长、局长级别,来中国访问时,中国人对他们热情极了,不断招待好吃的等等,他们待得很高兴。
现在这波人都退休了,轮到四五十岁的一代成执政主流,比如布林肯(1962年)和沙利文(1976年出生)。这帮兄弟就不行了,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正好是中国崛起、俄罗斯衰败的时候;他们到了北京,也不再是那么“受宠若惊”,相反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土”,所以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戒备其实比上一代还厉害。
美国对华决策圈,除了军工集团、华尔街集团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代际转换问题,而这波代际转换对中国不太有利,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至于中国的应对策略,跟之前说的一样,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往建设性方向发展,但是对中美关系当中存在的矛盾冲突点及潜在的战略颠覆,我们也要有相应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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