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兹比拉天、史蒂夫·列维茨基：美国民主还能再抢救一下吗？

　　导读

　　1月6日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事件，提醒了我们美国民主的溃败。目前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二元对立，是美国自宪政制度重建以来史上最深刻的两极化，引发了现在的打破规范、挑战美国民主制度的瘟疫。

　　本文节选自《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书，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组织核心空洞化导致了美国目前的政治危机，通过分析德国基民盟的建立，试图为美国的危机寻找出路。由于两位作者受限于立场，仅仅从民主党的角度出发对共和党进行批判。然而美式民主积弊已久，拯救之路任重道远，作者对于民主党寄予的厚望是否能成真，依然有待时间的考证。

　　[文/丹尼尔·兹比拉天、史蒂夫·列维茨基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美国，政治学家们提出过[1]许多种选举改革——仅举几例，终结重划选区不公、开放初选、强制投票、选举国会议员的替代规则——这可能缓和美国的党派敌意。然而其效力的证据仍很隐晦。我们认为专注在驱动美国两极化的两个潜在力量会比较有价值：种族宗教重组和恶化的经济不平等。我们认为，处理这些社会基础必须要重新洗牌美国政党所代表的东西。

　　共和党[2]向来是两党裂痕的主要驱动者。二〇〇八年起，共和党有时在掣肘、党派敌意与极端政策立场方面表现得像个反体制政党。它的二十五年右倾过程是组织核心空洞化造成的。过去二十五年来，共和党的领导架构被掏空了精华——先是因为资金充裕的外围团体兴起（像是Americans for Tax Freedom、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其他许多），他们的募款能力让他们多多少少能主导许多共和党民选官员的政策议题，接着还有福斯新闻等右翼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像柯赫兄弟等富裕的外部金主与有影响力的媒体名人，比共和党自己的领袖更能够影响民选的共和党官员。共和党仍在全国各地胜选，但是以前所谓的共和党‘建制派’如今变成了幽灵。如此空洞化[3]让党很容易被极端派掌控。

　　柯赫兄弟（资料图）

　　减少两极化必须靠共和党改革，甚至直接解散重组。首先，共和党必须重建自己的体制。意思是在四个关键领域夺回领导阶层控制权：财务、草根性组织、宣传和提名候选人。唯有党内领袖摆脱外部金主与右翼媒体的掌控才能进行自我改造。这需要重大的改变：共和党人必须排除极端元素；他们必须建立更多元的选民结构，让党不再重度依赖萎缩中的白人基督徒铁票；他们也必须设法不靠白人民族主义，或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弗雷克所谓的‘民粹、排外和煽动的食糖亢奋’[4]诉求赢得选举。

　　重新建立美国主要的中间偏右政党是个苦差事，但是这种转变是有历史先例的——而且在更艰难的情境中成功。只要成功，保守政党改革[5]会触发民主的重生。特别戏剧性的例子是西德在二次大战后的民主化。这项成就的核心是个被低估的发展：德国的中间偏右基督教民主联盟（CDU）[6]从丧失信用的保守与右翼传统的废墟中组成。

　　一九四○年代之前，德国从未有过组织良好、能胜选的保守派政党，而同时是既温和且民主。德国的保守主义[7]长期被内部分化与组织缺陷摧残。尤其是保守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激烈分化制造了极端派与专制势力可利用的中间偏右政治真空。这个趋势在希特勒掌权时达到最低潮。

　　一九四五年之后，德国的中间偏右在不同的基础上重建。基民盟远离极端派与专制派——主要由具备‘无懈可击的’反纳粹资格[8]的保守派人物（象是康拉德·艾德诺）创立。该党的成立宣言表明它直接反对旧政权与其代表的意义。

　　基民盟党魁赫密斯（Andreas Hermes）曾形容断层规模之大，在一九四五年评论说：‘旧世界沉没了，[9]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基民盟提供了德国民主未来的清晰愿景：[10]拒绝独裁体制、拥抱自由与包容的‘基督徒’社会。[11]

　　基民盟也把基本盘拓展与多元化，招募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这是个挑战。但是纳粹与二次大战的创伤说服了保守天主教与新教徒领袖们克服曾经分裂德国社会的长久歧异。如同某基民盟地方领袖所说，‘天主教与新教徒的密切合作，[12]以前只发生在监狱、地牢与集中营，终结了旧冲突并开始建造桥梁。’

　　当天主教与新教的基民盟新领袖们在一九四五到四六年创立期挨家挨户到信徒家，他们实现了即将重塑德国社会的中间偏右新政党。基民盟变成了德国战后民主的支柱。

　　美国在鼓励基民盟成立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美国今天要从这些成功案例学习，帮助抢救自己的民主，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言明在先：我们无意把川普或其他任何共和党人跟德国纳粹画上等号。

　　但德国中间偏右的成功重建提供了共和党一些有用的教训。就像德国经验，现在的共和党人必须从阵容里排除极端派，与川普政府的专制与民族主义倾向划清界线，在白人基督徒之外设法拓展党的基本盘。

　　基民盟或许提供了一个模型：如果共和党放弃白人民族主义并软化其极端自由市场意识型态，广泛的宗教保守诉求能让它建立可以长久的基本盘，例如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时也潜在吸引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选民。

　　德国基民盟新任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在胜选后致意（图源：新华网）

　　当然，德国保守主义的重建是在重大灾难之后。基民盟别无选择只能自我翻新。现在共和党面对的疑问是这种翻新能否在我们掉入更深刻的危机之前发生。领袖们能鼓起远见与政治勇气在造成进一步伤害之前重新调整越来越失能的政党吗，或是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才能引发改变？

　　虽然民主党不是美国加深两极化的主要动力，还是可以扮演角色去减轻它。有些民主党人提议过让党专注在重新吸引所谓白人劳工阶级，或没受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这是希拉蕊在二○一六年惨遭败选创伤之后的显著议题。

　　伯尼·桑德斯和一些温和派[13]强烈主张民主党必须赢回在锈带、阿帕拉契山脉等地失去的蓝领选民。许多意见领袖认为，要做到这点，民主党必须从拥抱移民与所谓‘认同政治’的立场退让——这个定义含糊的词汇通常包括促进种族多元性，还有最近的反警察暴力倡议，象是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在《纽约时报》的特约社论中，潘恩（Mark Penn）和史坦（Andrew Stein）[14]敦促民主党人放弃‘认同政治’并软化对移民的立场以赢回白人劳工的选票。虽然很少明讲，核心讯息是：民主党必须抑制少数民族影响力才能赢回白人劳工阶级。

　　这种策略或许能减少党派两极化。如果民主党要放弃少数民族的要求或把他们放到议题的底层，几乎确定会赢回某些中低收入白人选民。实质上，党会回到八○到九○年代的样子——公共面貌是压倒性白人而少数民族选民顶多只是次要伙伴。民主党会名符其实地开始显得像共和党对手。而且当他们在移民与种族平等方面靠向川普的立场（意思是，两者都要削减），他们会显得对共和党铁票比较没有威胁性。

　　我们认为这是个馊主意。我们必须极力强调，寻求削减少数民族团体在党内的影响力不是减少两极化的正途。这会重演我们国家最耻辱的一些错误。美国开国先贤们让种族宰制保留，最后导致了南北战争。

　　当民主党与共和党终于在重建失败之后妥协，他们的和解方式再度以种族排斥为基础。六○年代的改革给了美国人第三次机会建立一个真正多种族的民主国家。虽然这个任务格外困难，我们非成功不可。如同我们的政治学者同僚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写的：

　　此事的简单真相[15]就是世界上从未建立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达成没有特定种族团体占多数、政治平等、社会平等与经济全民共享。

　　这是美国的大挑战。我们不能逃避。

　　但是民主党还有其他办法帮助重新建构政治环境。现今美国党派敌对的强度[16]反映出不只种族日益多元化还有经济成长趋缓、所得分配阶层下半部的工资停滞、贫富越来越不平等的综合效应。现今种族色彩的党派两极化[17]反映了种族多元性在一段经济成长趋缓的期间急升（一九七五年至今），尤其对低收入底层者而言的事实。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变化[18]让工作越来越没保障，工时加长，升迁机会减少，带来社会仇恨升高的结果。憎恶推动了两极化。所以，克服我们深化中的党派分裂的办法之一就是，真正去处理长期被忽视的部分人口的生计顾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

　　随着企业在美国各地重新营业，许多工人为自己的健康担忧。（图源：npr）

　　以解决经济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加剧也可能纾缓两极化，看怎么安排而定。不像其他许多先进民主国家，美国的社会政策一向很依赖资产审查——只把利益分配给落在某收入门槛以下或符合其他资格的人。

　　资产审查计划制造出许多中产阶级公民认为只有穷人从社会政策获利。又因为种族与贫穷在美国历史上有重叠性，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种族污名化。反对社会政策者通常用种族指控的措辞反对资产审查计划——里根说到用食物券买牛排的‘福利女王’[19]或‘小富翁’就是个主要例子。因为觉得受惠者没资格的认知，福利在美国变成了贬义词。

　　相对的，北欧国家抛开僵化的资产审查而采取比较广泛的社会政策目标[20]模式可能对我们的政局有和缓效果。造福每个人的社会政策——主要例子是社会安全系统与联邦医疗保险——可能帮助减少憎恶，在美国选民的裂痕间建立桥梁，确保社会支持更长期的收入不平等政策，而又不会带来种族反弹的话柄。

　　全面的健保就是个明显例子。其他例子包括更激进的提高基本工资，或普遍性发放基本收入——曾经被认真考虑过，甚至被尼克松政府送交国会的政策。另一个例子是‘家庭政策’，[21]这个计划提供父母有薪假期，补贴双薪家庭的子女托育，让几乎所有人享有学龄前教育。美国政府在家庭的支出[22]目前是先进国家平均的三分之一，跟墨西哥与土耳其差不多。

　　最后，民主党可以考虑[23]更全面的劳动市场政策，象是加强职业训练，补贴工资给受训与升等训练的员工，高中与社区大学毕业生的在职进修计划，还有外地员工的交通津贴。这类政策不只可能降低促成憎恶与两极化的经济不平等，还可能有助形成一个广泛、长久的大联盟，把美国政局重组。

　　当然，采用政策解决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在政治上很困难——部分是因为政策企图解决的两极化（造成制度性僵局）。我们对建立多种族大联盟——包括少数民族与蓝领白人的障碍——没有任何幻想。[24]我们无法确定普遍性政策会提供这种大联盟的基础——只知道这代表比现行的资产审查计划更有机会成功。不过，虽然艰难，民主党还是必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毕竟这不只是社会正义问题而已。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全就靠它了。

　　比较我们目前的困境与其他国家或历史上的民主危机，美国很明显跟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宪政体制，虽然比历史上其他国家古老又茁壮，仍然可能被其他地方扼杀民主的同样病征侵袭。所以到头来，美国民主要靠我们美国公民。没有任何政治领袖能终结民主；也没有任何领袖能一手拯救它。民主是个共有企业。它的命运要靠我们所有人。

　　在二战中最黑暗的时代，美国的未来岌岌可危，作家E·B·怀特受美国联邦政府作家战时委员会（Writers’ War Board）请托撰写对‘什么是民主？’的简短解答。他的答案很谦逊但是启发人心。他写道：

　　委员会当然知道民主是什么。[25]就是走路靠右边。就是不要推挤的‘不要’。就是拆穿绣花枕头的漏洞；就是高帽子上面的凹陷。民主就是不断怀疑过半数的民意有过半数的机率正确。就是在圈票亭里的隐私感，在图书馆里的共同参与感，到处都有的活力感。

　　民主是报纸的读者投书。民主是九局上半的比数。是尚未被证明错误的点子，歌词还没写坏的一首歌。是热狗上的芥末与配给咖啡里的奶油。民主是战时委员会的要求，在战争中某天的早上，想要知道什么是民主。

　　E·B·怀特，美国作家、世界联邦主义者，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担任着《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资料图）

　　E·B·怀特所描绘的平等主义、文明、自由理性与共同目标，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民主的精华。如今不只在美国还有整个工业化西方，这个愿景正遭受攻击。光是恢复逝去年代的自由派民主理想不足以复兴现今的西方民主国家。

　　我们不仅必须恢复民主规范，还要把它延伸到整体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上。这是个吓人的挑战：历史上很少社会能够种族多元化又真正民主。但是有个先例与希望。一百年前在英国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劳工阶级曾被成功整合进入自由民主的制度——几十年前这种事还被许多人视为不可能呢。

　　在美国，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负面预测，早期的几波移民——意大利和爱尔兰天主教徒、东欧犹太人——也被成功吸收到民主生活中。历史教导我们民主与多元化是有可能协调的。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欧洲与美国的前几个世代作出了非凡的牺牲，捍卫我们的民主制度，对抗强大的外部威胁。我们这个把民主视为理所当然长大的世代，现在面临着不同的使命：我们必须防止它从内部死亡。

　　注：

　　1。政治学家们提出过：举例，参阅佩尔西利（Nathaniel Persily）编辑，《美国政治对立的解答》（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共和党：哈克和皮尔森，《偏离中坚：共和国革命与美国民主的侵蚀》（Off Center：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Haven， C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曼恩与欧恩斯汀，《比表面看起来更糟》；格罗斯曼与霍普金斯，《不对称政治》；巴柏（Michael Barber）和麦卡提（Nolan McCarty），〈对立的成因与后果〉（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佩尔西利编，《美国政治对立的解答》。

　　3。如此空洞化：佩尔西利，〈更强大的政党是政治对立的解答〉（Stronger Parties as a Solution to Polarization），收录于佩尔西利编，《美国政治对立的解答》，p。  123。

　　4。‘民粹、排外和煽动的食糖亢奋’：佛雷克（Jeff Flake），《保守党的良心：拒绝毁灭性政治以及回归原则》（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 A Rejection of Destructive Politics and a Return to Principle》（New York ： Random House， 2017），p。 8。

　　5。保守政党改革：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保守政党与民主的诞生》（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6。基督教民主联盟：麦尔（Charles Maier），〈两个战后年代与二十世纪西欧的稳定〉（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 no.2 ， pp。 327–52。

　　7。德国的保守主义：齐布拉特，《保守政党与民主的诞生》，pp。 172–333。

　　8。‘无懈可击的’反纳粹资格：赫尔夫（Jeffrey Herf），《分裂的回忆：两德的纳粹过往》（Divided Memory ：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70。该党早期的某些人物与纳粹政权有关系，让党在这方面一直受到批评。

　　9。‘旧世界沉没了’：凯利（Noel Cary），《通往基督教民主的道路：从温特霍斯特到艾德诺的国天主教与政党系统》（The Path to Christian Democracy ： German Catholics and the Party System from Windthorst to Adenauer）（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p。 147。

　　10。基民盟提供了德国民主未来的清晰愿景：普雷德姆（Geoffrey Pridham），《西德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 in Western Germany）（London ： Croom Helm， 1977），pp。 21–。

　　11。‘基督徒’社会：同前，p。 32。

　　12。‘密切合作’：引述自同前，pp。 2–28。

　　13。伯尼·桑德斯和一些温和派：潘恩（Mark Penn）和史坦（Andrew Stein），〈民主党人，回到中坚〉（Back to the Center， Democrats），《纽约时报》，二○一七年七月六日；桑德斯（Bernie Sanders），〈民主党如何停止败选〉（How Democrats Can Stop Losing Elections），《纽约时报》，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亦参阅里拉（Mark Lilla），〈身分自由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纽约时报》，二○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14。潘恩和史坦：潘恩与史坦，〈民主党人，回到中坚〉。还有里拉，〈身分自由主义的终结〉。

　　15。‘此事的简单真相’：艾伦（Danielle Allen），〈夏洛蒂镇不是旧战争的延续，是新的意义〉（Charlottesville Is Not the Continuation of an Old Fight。 It Is Something New），《华盛顿邮报》，二○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16。党派敌对的强度：皮凯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现今种族色彩的党派两极化：戈登（Robert Gordon），《美国经济成长的起与落：从南北战争以来的美国生活标准》（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p。 13。

　　18。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变化：克雷默（Katherine Kramer），《怨恨的政治：威斯康辛的农村良知与史考特·沃克的崛起》（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p。 3。

　　19。‘福利女王’：罗培兹（Ian Haney Lopez），《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社会政策目标：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家庭政策’：克鲁曼（Paul Krugman），〈改革者的下一步是什么？〉（What’s Next for Progressives？），《纽约时报》，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22。美国政府在家庭的支出：同前。

　　23。民主党可以考虑：维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美国政治经济的全球展望》（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 225。

　　24。我们对建立多种族大联盟没有任何幻想：这样何时有效的范例，参阅席克勒（Eric Schickler）对新政大联盟的修正记述，《种族重组》。

　　25。委员会当然知道民主是什么：怀特（E。 B。 White），〈民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Democracy），《纽约客》，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