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4月22日 星期三 晴

　　封城第四十篇日记。小小的自夸一下：还是颇有自豪感。不过实事求是的讲，这要拜西方难以置信、层出不穷、令人震惊的丰富现实所赐。

　　今天继法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经过几天的延迟，也终于加进西方的“问责”团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应该透明地公开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初期扩散。只有这样，全世界才能吸取教训，情况才会好转。”

　　此前默克尔曾表示，德方感谢中方提供的及时和宝贵帮助。图片来源：Pixabay

　　至此，面对中国战胜疫情、自己表现混乱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西方打出了所有的三张牌：不怕出问题的制度、以话语权和引导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媒体战、盟友牌。

　　西方在中国争取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后，竟然无法避免疫情的爆发，而且什么都没有准备：口罩、医疗物资、检测试剂、药品。瑞典干脆放弃检测，英国不仅鼓励继续跑马拉松还发明出群体免疫，美国政府干脆连数据都不公布了，政治人物则多次表示要牺牲老人换取经济发展，英国和德国对老人不检测、死亡也不统计。法国疫情爆发后仍然在3月15日号召数千万人去投票，然后16号就完全大转弯宣布封城封国。

　　就是这样的表现，这个体制也丝毫没有被撼动，令人称奇，堪称政治学史上的奇观。

　　虽然西方表现差，但媒体战却打的有声有色，碾压中国。隐瞒真相、没有言论自由、产品质量、借援助搞地缘政治扩张、病毒发源地，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的轮番炒作。

　　不仅如此，美国《财富杂志》还搞出一个全球25大抗疫领袖排名。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入围的三个人都是非官方人士：一位殉职的医生、两位商人。而美国政府虽然表现这么差，但3名州长和3名市长以集体名义上榜，甚至一位前州长排名第二；另外一名官员则是美国负责抗疫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这个排名延续了西方只能肯定中国人民，绝不能肯定中国政府的逻辑和套路。

　　唯一上榜的政府首脑是德国首相默克尔，理由是她制定了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并以身作则，在医生确诊新冠肺炎后，进行自我隔离。“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可是中国的发明啊。难道《财富》杂志忘记了德国扣押意大利、瑞士的口罩了吗？难道忘记了德国是欧洲最早禁止医疗物资出口的国家吗？这就是德国对全球的贡献啊。

　　试问，这上榜的人有一个能比得上第一个确认病毒人传人特性的钟南山，和第一个提出封城建议并被全球采纳的李兰娟两位院士吗？

　　但西方就是有能力搞出这样的排名。

　　除了美国，伦敦的智库“深度认知”（Deep Knowledge Group）也搞出一个“安全国家”排名，以色列第一，德国名列第二，第一个战胜疫情的中国竟然排名第五。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别忘了，韩国可是中国的好学生啊。

　　伦敦智库“深度认知”（Deep Knowledge Group）的“安全国家”排名，图片来源：网站截图

　　疫情爆发后，连口罩都短缺、直到现在民众都不能戴上口罩的德国安全竟然排名第二，远超中国。请问，现在如果让全球民众在德国和中国进行选择，他们会愿意去哪一个国家呢？

　　西方如此荒唐，但却能如此的设置议题，引导议题，令人叹服。

　　这两个排名还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朝鲜。朝鲜在2003年的非典和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中表现都非常出色，简直是创造了奇迹：都是零输入零感染。表现这样优越的国家为什么把它漏掉了呢？既然可以有韩国为什么不能有朝鲜呢？

　　当然，你可以说，朝鲜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不开放的国家。可这是评选疫情下的安全国家指标，不是评选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开放，就应该回到指标本身。朝鲜的表现是当之无愧的，但谁都明白西方为什么无视朝鲜。

　　西方的第三张牌就是盟友牌，而且都还是很有分量的盟友。这一次是英法德美澳五国联手。应该说盟友牌是中国的一个弱项，中国到现在也确实没有西方这么大规模的、有份量的盟友圈，中国还需要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组成对中国“问责”联盟，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现在整个欧美疫情处于平台期，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这时候它们认为下一步就会面临民众和反对党的质疑和指责。肯定会问为什么有前面中国这个榜样，为什么有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西方还没能够避免疫情的爆发，也没有做好任何准备，连口罩医疗物资都短缺？这是它们无法回避的，因此为了避免被质疑被问责，所以它们需要甩锅中国，也是为了继续连任。《纽约时报》19日分析说：“美国共和党认为除了强烈提出中国责任论外，无法避免舆论的矛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批准了这一战略。”

　　第二个原因就是到了平台期之后，西方感到自己的医疗资源可以承受疫情了。对中国的依赖就降低了，这个时候它们也就敢批评中国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

　　第三个原因，遏制中国因为战胜新冠疫情、同时西方表现得非常糟糕所带来的软硬实力的崛起，西方国家之间是有共识的，这是它们的共同利益，因为只有这样遏制中国才能够维持住它们体制的合法性。

　　所以说这三个原因使得现在西方国家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联手针对中国。

　　虽然西方有这三张占有优势的牌，但是中国并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绝招，那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短期看这三张牌让中国没有办法取得和自己做的成就相对应的话语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不断地解决问题，而西方不断地被问题所挫败，最终它们就会丧失这三张牌的优势。因为归根结底衡量一切的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中国媒体、智库和学者也要反思，何以中国故事这么好却讲不出去，西方故事这么差我们却无力去讲？

　　这次疫情，中国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对西方国家的本性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其实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国这样子，不妨想想：美国是怎么对待欧洲盟国的？德国是怎么对待盟国意大利的？包括对瑞士？疫情下它们互相之间是怎么对待？它们之间尚且如此，对中国则更不可能手软。我们再想想，英国法国德国对老年人不管不问：不检测，不治疗，死亡也不统计，对本国的人民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其他国家呢？

　　昨天的日记发表以后，有一位学者在微信里质疑说中国官员能力很强，那贪官污吏你怎么看啊？

　　首先，贪污腐败与官员的能力不是同一个问题。腐败和经济发展水平、法治程度、道德水平密切相关。由于腐败涉及到制度问题，是西方一直用来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借口，因此我对腐败问题有比较长时期的研究。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据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国的腐败程度均超过中国，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的自然是中国制度模式的优势。

　　中国正在加强海外追逃的力度。图为中纪委官网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图片来源：中新社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作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从现实来看，许多西式民主国家也都是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

　　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谓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了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这标志着中国跨越了中上发展水平国家的门槛。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有助于遏制腐败，我可以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曾经有一个朋友违章停车，结果他被贴条了，按照他以前的做法就是找朋友找熟人，就把车就领出来了，罚款也不用交，这就是腐败嘛。但是后来他一想如果找关系，请客送礼花的钱都会超过罚款，那还不如就把这个钱交上了，这就是经济发展可以遏制腐败的例子，就是说它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

　　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事实也证明了，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大规模反腐败，中国的廉洁指数已经明显上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干部队伍会越来越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