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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合时代的中国军队 将解决这些固有顽疾

大联合时代的中国军队 将解决这些固有顽疾
2020年11月16日 10:55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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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者网一周军评:大联合时代的人民军队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世纯]

  据新华社11月13日报道,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于2020年11月7日起施行。

  本次发行的《纲要》是“顶层法规”,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我军第一部有关联合作战的纲要,《纲要》将以总纲和要则的形式规范军队联合作战建设,规范军队在联合作战条件下军事斗争准备。正如报道里讲的那样,《纲要》是“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层法规”,从制度层面回答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重大问题,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对巩固深化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成果,对推动我军联合作战能力解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纲要》重在宏观指导上提纲挈领进行总体规范、明确联合作战组织实施的基本问题,及统一作战思想、厘清权责程序、指导作战行动。

  联合作战对于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它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和全面战争的基本形式。我国目前三个重点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都是以联合作战的形式出现的。虽然“联合”这个词略显高端,但联合作战的定义很简单:两个以上军兵种在同一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下共同实施作战,就是联合作战。

  虽然定义简单,但目前联合作战是我们军事斗争时面临的重点难题,在联合作战上依然存在筹划和执行上的差距,依然难以让各军兵种“合众为一”地发挥联合作战效能,难以实现指挥员和统帅部意志。

  我国目前两个重点方向,都要准备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 图源:高原战士 中国军网

  我们今天面临的联合作战上的难题,主要分为两点,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技术问题比较好理解,空军没有精确制导弹打不了部分地面目标,海军舰艇上不了陆地占不了山头,各军兵种受当前军事技术限制,各司其职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有改变。

  但联合作战体制问题的原因却比较复杂。体制问题体现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各军兵种“各自为战”的情况。我军各军种在军改前,“各自为战”的现象较为明显,“海军只负责制海、空军只负责制空、陆军只负责陆战”的情况较为严重。这当中既有技术原因带来的军种建设问题、有军种利益带来的“山头主义”问题、有国防指挥架构带来的指挥问题,还有资源限制带来的先后顺序问题,情况比较复杂,这也是《纲要》试图解决的问题。

  就拿大家惦记许久的空军对地能力来讲,空军不采购卫星制导炸弹,既有军种建设缺失和弹药品控带来的技术问题,也有山头主义等体制问题 图源:社交媒体

  就拿空军轰炸机/歼轰机队打战舰举例子,造成空军长期不重视对海打击的原因有很多,有技术原因,也有体制原因。在技术原因方面,我国航空工业在1984年定型轰-6丁前,没有空对海导弹载机,因此空军对海作战是一种字面意义的“无米之炊”,在1984年前技术上是行不通的。而空军第一款合适的空对舰载机,需要等到“飞豹”定型的90年代末期了。这种技术上的原因,比较好解决。

  但在21世纪初期,我国军事工业解决了空射反舰导弹技术困难以后,空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没有进行大量对海突击的训练和相关装备建设,这个原因就是体制原因。歼轰-7A立项之初就是一款以携带大量反舰导弹为主要目的的超音速歼轰机,空军2006年在接收歼轰-7A以后,当年就由28师83团的“飞豹”进行了空军首次鹰击-83A的试射。然而空军在铺开歼轰-7A以后,长期将歼轰-7A作为反辐射弹、激光制导炸弹和空地导弹的载机,不进行对海突击训练。

  这种能力训练上“空白”来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是当时处于战备斗争当中的空军种建设上的桎梏,2006年的南京军区空军依然要面对残酷的台海军事斗争准备,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首要追求是保障制空权,优先消灭敌军空军和地导力量,保障后续战役进行,其次是对地精准打击,在防区外发射精准弹药消灭部分台军高价值目标。而部分能力,包括近距离对地支援、遮断打击和对海作战,都因为资源的限制无法优先考虑。

  此外,还有指挥架构的原因,在2006年前,空军的海情保障能力不足,加上海军和空军的信息通讯不顺畅,空军即便想挂弹突击敌军海军舰艇,也会面临海情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挂载大量鹰击-83A进行对海突击是海军航空兵的专业 图源:中国军网

  而在空军入列大量预警机、长航时无人机,能够保障重点方向空情海情,甚至主要负责保障空情海情以后,在军改前依然没有给轰-6K常态化加挂鹰击-12K,给“飞豹”和其他歼击机加挂空舰导弹,则是较为纯粹的体制问题——条件改善但是资源有限的空军也不愿意在对地对海投入过多资源。长期追求制空成为内部的“政治正确”,甚至演变成某种“本本主义”、“山头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军改”,来明确各机构权责问题,改变各军种“各自为战”的问题。在“军改”后,追求“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空军,开始常态化地给轰-6K加挂鹰击12K巡航,也是本轮军改的部分成果。

  轰-6K加挂鹰击-12 图源:国防故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国防态势的变化,让几个重点方向都必须优先考虑联合作战,而技术落后和长期积攒的体制问题,为旧的指挥架构带来了改革的需求。传统上,我国受技术装备和国防态势需求的限制,几个重点作战方向都以单纯的陆地战役、海军战役为主。各军种只需要“各司其职”,就能解决潜在的国防需求。过去的“军区”架构,以大陆军为主,辅助以军种司令部的架构,确实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对巨大部分国防问题。但随着时代变化,当代我国几个重点方向面临的国防威胁,都不再是传统的“陆地战役”、“海军战役”或者新兴的“空军战役”能够解决,而需要一个更加复合的战役手段来解决军事斗争问题。

  就拿我们现在重点战略方向,东海方向举例,在未来的祖国统一战争中,陆军不仅要为登陆后的陆地战役“战略决战”进行长期准备,海军和空军也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制海、制空、空对地和以海制陆等复杂联合作战需求。而传统的军区架构,显然不适用于日趋复杂的军事斗争。举个例子:如果陆军需要跨海峡进行纵深打击作战,那么显然陆军无法独自做到信火电一体,需要空军开辟电磁走廊,但是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军区联合司令部层级明显不适用于陆空军这样的协调,这就对我们构建联合司令部提出了自上而下统筹全局的改革需求。

  陆军纵深打击也需要海空军战机开辟电磁走廊,这是过去的指挥架构难以完成的 图源:社交媒体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民军队就只能改革。人民军队自2015年起,就经历了脱胎换骨的重塑,通过“军改”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现代化联合作战的指挥建设架构。在脖子以上的改革中,“军改”取消了4大总部制,军委机关从4总部变为15个。为了应对多个军事态势不同的战略方向,我军将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作为本战略方向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可以统一指挥战区的所有军种部队,落实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委管总”的原则,为未来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了确保“全域作战”,我们还单独建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这两支部队的架构,是完全依赖于“联合作战”指挥组织架构的,是我军新军事学说的反映。

  举例而言,辖有空降军、83集团军等快反力量,掌握全军大部分战略运输机队和空基核反击力量的中部战区,司令员是空军上将乙晓光;而辖有海基核力量、重点方向在南海方向海空一体战的南部战区,司令员则是海军上将袁誉柏。这种架子的搭建,为我军一个司令部指挥诸军种联合作战打好了基础。

  国庆阅兵中震撼出场的五大战区指挥员 图源:新华网

  而在脖子以下,我们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陆军战区-集团军-合成旅-合成营的编制体制改革以外,空军也进行了基地-旅制编制体制改革,建立起了“战役方向空军合成指挥机构”,进一步增强了各兵种部队合成作战能力。而火箭军方面也根据“核常兼备”的原则,重新确立了新的基地-旅制度,大幅度提高了核导和常规导弹部队编制和作战范围,作战能力。

  海军作为“小三军”,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编制体制改革:将海军陆战队独立成军、采用基地-旅制度,取消传统的“三大舰队”,变为“战区海军”等。这种编制体制的大改革,为我军联合作战人才培养、联合作战战役规划和实施打好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空军、海军在本轮脖子以下改革中也十分激进,新的体制更加适合现代作战 图源:社交媒体

  就拿我们熟悉的陆军合成部队联合作战举例子。过去,受限于通讯设备和数据链,三军数据链不融合,需要将不同的数据集中到上级首长司令部来处理。而上级单位,比如军区空军是空军驻各大军区的战役军团,归空军建制,受空军和军区的双重领导。如果陆军战役单位(机步旅或摩步师)需要呼叫上级海空二炮火力支援,需要通过基层单位-旅指挥部-集团军指挥部-军区指挥部-军区海空二炮军协调单位-军区海空二炮司令部-海军二炮基地/舰队/航空兵师-基层单位等。

  这种例子中最夸张的一个,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军区步兵86师炮兵团与空军炮兵侦察机联合举行的侦察校射演练。当时,炮兵团想要通过炮兵观测机校正射击诸元,需要通过前述一大串流程,才能拿到有关的数据,从请求到拿到诸元用时需要接近15分钟。尽管当时炮兵师通过专项研究,改进各流程耗时的方式,将这一大长串流程的耗时缩短到了1分钟,但现代战争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法和自动指挥,不可能通过同样的“笨方法”节约时间。

  这段故事至今还在该旅的旅史馆,而数年以后就是紧张的台海危机…… 图源:央广军事

  在本轮“军改”中以后,我们基本建立了扁平化指挥体系,军兵种直接利用数据链和通信系统直连战区联合指挥司令部。但是这种多域作战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程序和指挥权责上的问题,陆军打击部队希望配合空军开辟空中电磁走廊,那么两个军种之间协调的机构是什么?负责协调的机构是下放还是上移?具体的协调程序是什么样?各个军种的权责是什么?这都是本次《纲要》要明确的问题。

  “军改”以后脖子以下的改革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新增的人才编制解决了过去参谋部层级过高的问题,但随着参谋层级从过去的集团军、基地下沉到营、旅等单位,这带来了更高的人才培养需求,同时对指挥员和指挥机构的要求也急剧增加。为此,在本轮“军改”中,原大军区拥有的人事管理权交给新成立的军委军种领导机关,帮助指挥员能更加注重打仗问题。但如何系统性地培养大量有高价值人才,这些高价值人才掌握什么技能,也是本轮《纲要》要明确的部分。

  比如空军引导员从空军下沉到陆军合成旅,就需要统帅部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 图源:美军

  此外《纲要》将要指导我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装备建设。我军在前20年用两个军事建设周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以准备军事斗争为核心采购了大量的装备,实现了全军普遍的换装。到2020年末,陆军装备59式坦克等一代装备的单位不超过5个旅/团、空军装备歼-7系列战机的不超过10个旅、海军换装情况较好,已经基本完成驱逐舰和护卫舰船团的换装。这样一支以二代半、三代装备为主,少量四代装备为先锋的军队,已经基本上可以实现“立足现有装备,打赢未来战争”。

  然而,我在年初的军评写到过,进入第三个周期以后,得益于此前“装备一代,预研一代”的长期规划,一系列下一代战场装备,如055舰、歼-20、东风-17等第四代战场系统已然厚积薄发,而更多的第四代战场系统正在路上,即将定型列装部队。而这些高技术兵器,其战斗力生成模式与以往的军事装备“大相径庭”,需要专门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也是本轮《纲要》的重点——军改以来,各种试验的联合作战改革成果,包括新训练大纲确立的各种军事研究成果,各种新武器能力带来的新军事理论,都要在本轮《纲要》后以军事法规和条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并确保每个指战员都能理解和执行。

  比如空军最新的作战理论,制电磁权、制网络权等,都是需要专门学习,且军事理论会不断创新

  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纲要》还要在通用性和避免装备重复建设上下功夫,避免资源浪费,同时要做到1+1>2的效果。举例而言,在防空武器方面,海军、陆军、空军和火箭军都有自己的需求,但同时也追求装备的通用性和互操作性,诸军种和诸兵种需要在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协调下,才能做到防空武器建设上的互补和不浪费,同样在制电磁权上,陆军的装备建设、空军的装备建设、战略支援部队的装备建设有互补性,双方在发展上需要“各取所需”,才能在未来的联合作战电磁领域斗争中统筹协调。

  随着我军在2020年完成军事改革初步目标,中央军委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施行《纲要》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将明确我军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面对未来15年的远景军事目标,2027年的建军百年建军目标和“十四五规划”中的建设目标,《纲要》的发行将规范我军部队联合作战建设、明确联合作战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相关的联合作战理论、明确阐明联合作战和准则,向各级指战员提供现代化军事斗争的军事指南。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是之前统帅擘画的强军练兵之路。本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我们人民军队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大门面前,前方是一片光明而又未知的殿堂。越是在这种时候,进入大联合时代的人民军队,越需要清晰的指引。而围绕“仗要怎么打赢,仗就如何打”的联合作战纲要,无疑是围绕实战进行的新一轮思考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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