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建交史，有一段著名的前奏：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当时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打开了交往的大门，基辛格也因此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众多关键时刻力挽中美关系。 随着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中美关系再次走向低谷，大家又想起了这位“老朋友”。本文为《外交政策》高级通讯员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一篇书评：《欢迎回到基辛格的世界》（Welcome back to Kissinger’s world）。这本最新传记《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记述了这位前国务卿的历史，从他作为纳粹德国难民的童年，到他几十年来将“现实政治”学说应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赫什看来，中美关系需要回归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依靠务实政策达成目标，而不是抱有天佑美国的幻想。但不可避免地，作者如大多数美国精英一样，带有对中国的偏见，对中国的发展抱有警惕。本文有删节，转载供读者参考。

　　[文/ 迈克尔·赫什]

　　新保守主义已经消亡，自由国际主义名誉扫地。也许现在是时候是回到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之一的思想的时候了。

　　巴里·葛温（Barry Gewen）在其精辟的新知识分子史《悲剧的必然性》关于基辛格的章节中这样写道，你可以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可以认为他是恶魔，但是唯独不能忽略他，尤其是现在。事实上，我们不仅不能忽视这位在今年5月份度过自己的97岁生日的老政治家，而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准确地说，我们迫切需要基辛格如何八面玲珑于这个世界的想法和直觉，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好，并且可能一直如此。

　　特别是从白宫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又再一次变得基辛格化了。美国的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或者说最多就是在其废弃的基础上被腐蚀和崩溃了。威尔逊式的十字军主义将理智的冷战遏制变为一场徒劳无功的，反对共产主义一元化神话的妄想之战，最终在越南惨淡收场；然后它在后冷战时代重新觉醒成为新里根主义的号召，用以结束“邪恶”政权，在伊拉克以悲剧收场后这种十字军主义已经完全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再愿意改造世界，以至于美国人把一个坦率的新孤立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送进了白宫，这样他就可以把美国与世界隔离开来。

　　冠状病毒危机加速了特朗普进程，并激发了新一波“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甚至提及以往时代的权力集团，他酝酿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以摆脱中国。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民主党人对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刺骨，该党的总统提名人拜登（Joe Biden）时常因特朗普偶尔称赞中国国家领导人而攻击他。而作为一个党派，民主党正在前所未有地质疑源于自身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美国还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切。当然，美国的外交官们也还没有想出办法。值得庆幸的是，源于四分之三世纪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自由国际秩序和联盟体系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继续利用它们。但若盟友之间不信任彼此，则合作几乎无法存在，每个国家似乎都倾向于走自己的民族主义道路。当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全球霸主的时候，像联合国和WTO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只希望能够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以攫取一些政治利益。

　　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或者说至少是处于深度冬眠状态。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见证了君主制、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每一个主义都是一次尝试并且被证明他们终究会走向灭亡。

　　而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同样也在经历着民主制的失败。在很多地方，民主制似乎正在两极分化并陷入瘫痪，就像现在的华盛顿一样，它已经淹没在错误信息中，然后被俄罗斯等恶性外部势力的黑客攻击。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虽然其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比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更胜一筹，但是它亦被证明在社会公平方面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这个全世界青睐的社会体系倾于继续坍塌。

　　非常明显的是，现在美国的权威是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特别是在特朗普主导下的国家分裂、两极分化的第一个任期之后。例如最近在国际社会谴责特朗普面对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最大城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拘留杀死后爆发的抗议活动中采取的野蛮行径时，对美国权威的唱衰达到了顶峰。”

　　除此以外，总统幼稚的斤斤计较和对冠状病毒的笨拙反应只是在自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开启的美国名誉毁灭之路后画上的一个句号。现在很难记得在不到20年前，也就是2001年9月10日，美国的威望有多高。在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观察到，这个唯一的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统治力甚至超过了古罗马，而这一切又是如此迅速地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在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误导里，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教唆者（从概念上讲，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把本应是一场全球统一的打击国际社会现存的犯罪分子——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斗争，变成了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在这一过程中暴露了美国地面部队和空军最严重的弱点。此后布什还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同样的损害，这以华尔街的崩盘和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指的是08年金融危机）告终。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并将其货币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不断增加其影响力，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s）（现任匈牙利总理）、纳伦德拉·达摩达尔达斯·莫迪（Narendra Modis）和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s）则各走各路。而美国人对自己被严重误导深恶痛绝，他们的选择是先选出了一位新生参议员（奥巴马），他因称伊拉克为“愚蠢的战争”而崭露头角，随后又在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的问题上摇摆了8年，最终美国人接受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义。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不免想到基辛格、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基辛格的导师）以及眼下激烈地缘政治的紧迫性。全球无政府状态在招手，不断增强的大国竞争需要精明、强硬的战略外交，而这种外交正是摩根索在理论上的设想以及基辛格在现实中的实践。这正是葛温这本书的主要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现在反华情绪激增、北京以牙还牙的时期。葛文写道，现在的中国，不可忽视。

　　葛温认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未来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的答案可能就在过去。基辛格和他的哲学观在美国软弱无力的时候撑起了美国外交，在越南战争、内乱、水门事件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期间，外交官们必须在大国之间找到共同点和平衡点，这并非是个小巧合。因为现在衰弱无序的华盛顿所处的位置就和当年的中国一样，而中国是基辛格最喜欢的课题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需要重新回到久经考验的现实政治中去，这种现实政治将足够灵巧地将大国竞争转化为稳定与和平的生活方式。正如近距离观察中国崛起的中国问题学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文章中所写道。“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和美国的国力在此次危机中会大打折扣。无论是一个新的‘中国和平’还是一个新的‘美国和平’都不会从废墟中崛起。相反，这两个大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会被削弱。其结果是世界将继续缓慢但稳步地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是这种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削弱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条出路。首先要认识和接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这是一个永久灰色的世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自二战和冷战以来的几代人，他们已经习惯了美国处于无可置疑的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正如葛温在书中精彩记录那样，虽然除了学术圈无人知晓摩根索，但他在70多年前的现代现实主义著作《国家间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预言的正是这个混乱的21世纪的世界。基辛格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此进行了扩展。摩根索预见到了目前关于人类社会进步信念的崩溃，他说，理性主义者渴望完美治理下的人类社会，否认了“悲剧的必然性”，（这恰与葛温的主题不谋而合）。

　　《纽约时报》书评的长期编辑葛温写道（他偶尔会在公开渠道给我评论），这是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知道的“他面临的选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在糟糕与不那么糟糕之间”。这描述了基辛格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对中国的开放，1973年中东停战甚至是以混乱与血腥结束的越南战争，上千条生命压在基辛格的良心上。

　　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曾秘密访华（资料图）

　　正如葛温相当详细地指出的那样，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督导了迫使河内就范的残酷行动，在柬埔寨投下的炸弹比二战中盟军投下的所有炸弹还要多，这最终导致了数十万无辜者的死亡。他们对柬埔寨的政策以及他们对1971年孟加拉国种族灭绝的漠视还有对智利政变的明显支持，这激起了一代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从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基辛格是一个偏执狂和战争罪犯。他的信仰和他的动机总是有一种两面性，他知道美国人不会为了，用他的话说，“维护权力的平衡”而战斗。（葛温指出，基辛格早在1965年访问后就得出结论，即越战是打不赢的，但他仍然支持战争）。葛温试图将基辛格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起置于逃离大屠杀并被魏玛民主的失败所困扰的德国犹太思想家的谱系，尽管他这里的说服力不够强。因为施特劳斯的一些思想后来启发了新保守主义者，而另一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欧洲难民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née Korbel，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美国国务卿），最终成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硬派威尔逊主义者。

　　但基辛格的思想在现在更有共鸣，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显然类似于70年代美国软弱的时期，当时的外交政策精英们考虑的不是胜利而只是生存，现在也应该如此。尤其是美国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和当年一样让人焦头烂额。也许本书最大的败笔在于，在花了几百页的篇幅深入研究基辛格细微的、受希特勒式现实主义的传记和历史渊源之后，作者并没有把它更多的应用于当下而只是在中国问题上浅浅带过。因为对基辛格现实主义最大的平反莫过于21世纪头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华盛顿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将中国纳入冷战后的全球市场和新兴民主国家体系会逐渐将这个国家推向启蒙运动的规范，基辛格曾拱手称其为“古老的美国梦，即通过改变对手来实现和平”，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抱有这样的幻想。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这符合基辛格对这个他访问过大约100次的国家的强硬观点。他对中国的评价可以追溯到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如果基辛格的分析是正确的，可能事实正如此，美国和中国只要努力把意识形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就能达成共识。

　　葛温写道，后冷战的胜利主义者不明白的是，苏联解体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主不是解决眼前问题的良方”。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更糟。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后现代的现实，即对社会和治理的完美性的所有希望都已落空；不再有任何伟大的事业可以为之发起革命。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之球”（ball of liberty），美国人曾期望它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滚动，但最终却落得个阴沟里翻船的下场。自由之家最近的《国家转型报告》记录了“令人震惊的民主崩溃”，尤其是中欧和东欧以及中亚的失败。他们说“今天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比1995年推出年度报告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历史将继续蹒跚前行，类似阿富汗的弱国将继续失败，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仍将不断竞争。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再自欺欺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产生某种伟大的目的论结果，即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优于另一种的结论。

　　因此，正如基辛格曾经解释的那样，“几乎每一种情况都是一个特殊案例”。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通过与美国对抗来寻求国家或地区认同”。事实上，今天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正在像苏联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回应华盛顿，通过强调来自外敌的威胁来巩固国家内部控制。而全球范围内的新民族主义应该用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建议那样，用柔术（jujitsu manner）来处理苏联问题。

　　关键是不要反应过度。葛温写道：“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选择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不管怎样，要么是接受外交妥协的思想演变，要么是伤筋动骨，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他们所珍视的特殊主义以换取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Westphalian system）的国际多样性体系和一个更温和却令人不舒服的平衡。”此外，美国和中国还需要拉拢其他世界大国来接受这种新的力量平衡。

　　葛温写道，基辛格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已经预见到里根时代和冷战结束不会像新保守派（neocons）和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希望的那样，证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开端，反而其更多地带有夕阳余晖的性质。虽然基辛格依旧承认，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将继续定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他写道，他承认强调人权一定程度上是赢得冷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权深刻的影响了苏联的权力集团），美国领导人也必须阐明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维护世界上几个地区的平衡，而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来选择伙伴”。

　　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场关于中国能在国际主导地位上走多远的争论，而中国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上的谨慎态度（即使中国不常这么表现）令人鼓舞。在所有这些自我怀疑和对“极限”（基辛格最喜欢的一个词）的相互探究中，蕴含着中美拥有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即使两个经济体解除了在供应链和金融的合作。因为如果没有聪明的、积极的外交手段来寻找新的力量平衡，就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失败。特别是，基辛格（也许他是对始于维也纳会议，止于1914年8月的百年和平记忆最深刻的学生）担心着美国会从一战前的地位落入侵略者的角色，这在核时代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预测。像今天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人一样，当时的欧洲领导人轻率地认为“冒险是一种有效的外交工具”。

　　解决中美问题对美国人来说很难消化，但其本质上相当简单。基辛格说，双方需要在某些基本信念上达成一致意见。美国人永远不会放弃对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承诺，而中国人也不会停止将主要精力放在维持其庞大人口的稳定上，从而对人权和自由给予忽视。在道德和文化上，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僵局。在经济上只能通过外交来调和。乔治·W·布什政府的另一大败笔是忽略了援引世贸组织的反倾销规则来缓解矛盾，而特朗普的贸易摩擦对这件事毫无用处。我们将来怎么办？糊弄过去？或者正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找到一种“实务主义的共存”（pragmatic concept of coexistence），而不是像冷战时期采取缓和政策。当时的美国被越战拖累，滞胀缠身没办法进行意识形态的讨伐，而是在与莫斯科谈判军备限制的同时，与中国搞好关系。聪明的外交家们一向如此，在外交上不断施压，但在根本问题上弄虚作假。因为另一种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无法承担，即在南海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并有可能走向核战争。基辛格说，“有时模棱两可是外交的命脉。”

　　基辛格和摩根索都预见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的民粹性越强就越不能进行可靠的外交政策。摩根索后来因为反对越战而与基辛格决裂，从中他看到了民粹民主对专业外交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可太明显了，民粹同样影响了一直摇摆不定的奥巴马和布什政府。基辛格在2001年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以及2018年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葛温将其描述为“作为一个自封的美国公众教育者的最后一课”。在信息空间的发展中，基辛格察觉到“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他将其等同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世界秩序的前景越来越远，……并且在他看来，信息化的世界鼓励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思维，这种思维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有害于理性判断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灾难性的。”

　　2018年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片来源：新华网

　　葛温写道，在做出这一评价时，基辛格展现了他的一个侧面，他的许多诋毁者会感到难以置信，即基辛格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网络空间的算法和数据积累（有对有错的信息）有可能破坏甚至摧毁基本的常识。基辛格认为，“外交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要求有感知未来从而掌握未来的直觉能力”。美国人必须不断重新学习预测未来的陷阱更多依靠务实的常识而不是天意。即使是国父们也看到了天意在他们这边，后来的美国领导人如罗纳德·里根也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基辛格很欣赏里根反对苏联的原则立场，但他也讽刺地提到了里根非常崇拜的前现实主义者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一句话，他说：“一个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听上帝的脚步声，抓住他的斗篷下摆和他一起走上几步路。”基辛格呼吁的不是上帝，而是一种 ”形而上的谦卑”，”当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危险游戏时，作为人类永远不会知道一切。”

　　这种缺乏确定性的做法听起来很奇怪，但总比宁折不屈要好，一个词，傲慢。狂妄自大、缺乏谦逊和过度道德化导致了美国现代外交政策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即入侵越南和伊拉克。葛温在回顾入侵越南和伊拉克的争论时描述的一些细节，揭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拥有上帝授予的正义性过度自信的可悲程度。（布什为入侵伊拉克做最后辩护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是：“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里根是否如许多保守派所认为的那样赢得了冷战？就连基辛格也承认，里根的对抗方式与缓和政策相比“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40年的战略耐心，即遏制政策，并终将得到回报。（里根自己一定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因为他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还在拼命地与苏联谈判裁减军备，这让强硬派大为震惊，甚至在苏联体系内部崩溃的时候也是如此）。基辛格本人和其他人一样预见到缓慢而稳健的做法最终会赢得冷战竞赛。就连遏制之父凯南也曾说过，基辛格“比白宫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观点”。

　　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基辛格对威尔逊主义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但依旧承认它仍然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如果威尔逊主义者接受美国的主权和硬实力是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美国第一”主义者能够接受美国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尽管存在缺陷，但它仍将是保护者而非竞争者。他们就有可能达成共识，尤其是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多数人的共识，并有助于消除华盛顿仍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的原始优势，防止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形成替代性力量集团。

　　基辛格曾写道，“公开争取美国的霸权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国际秩序不被视为公正的，任何国际秩序都无法存在。”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主导趋势必须是将权力转化为共识，从而使国际秩序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而不是勉强的默认。虽说主导权残缺不全，但作为这一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美国在这里还是占了上风。或者正如基辛格所写的那样：“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道德共识，这种共识可以使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具有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现在的任务更加艰巨。”

　　（翻译/ 黄雯嫱，德国汉堡大学欧洲学院19级研究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