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美快速蔓延，确诊及死亡病例持续攀升。严峻的疫情形势之下，加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权威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美国枪械销量历史性激增。观察者就疫情之下的美国枪支贩售以及华裔自身安全问题，采访了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枪支问题专家蒂莫西·里顿（Timothy·Lytton）先生。]

　　（采访 观察者网/武守哲）

　　观察者网：里顿先生你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采访你的机会。三月中旬以来，美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随着疫情的逐渐严重，枪支弹药的贩售量在美国各州暴增。亚裔美国人由于担心遭受排外和种族歧视，也不得不选择买枪自卫，您对亚裔美国人目前的处境有什么想法？对他们来说，买枪是不是一种最现实的选择？

　　里顿：美国白人歧视亚裔，对亚裔实施各种非法暴力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是美国的耻辱史。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执政团队一直把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和中国紧密关联起来，后果会直接导致在美亚裔和华裔遭受社会性歧视和敌意。

　　再观察一下过去几十年非裔美国人和部分犹太人的遭遇，我们就会发现在美国一旦发生某种危机，种族歧视的现象就会和危机一起泛滥蔓延开来，而且在某些特殊时刻，暴力的烈度会上升，尤其是当大家都觉得不安全，纷纷买枪的时候。目前华裔就处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3月11日，一名亚裔在加州某枪店里选购枪支（@美国广播公司ABC）

　　对此，我建议在美华裔和其他某些社区族群联合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公民权益而斗争，而且必须要敢于发声，对目前政治集团发出明确信号：将新冠状病毒疫情种族歧视性的污名化不符合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实际上很多普通美国人也对执政集团把疫情的扩散和某一特定族群相关联而感到震惊，并且通过公开渠道表达了反对意见。

　　至于你提到的华裔买枪的人数上升，他们当然有权利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一样，通过合法渠道取得枪支提升自身安全感，不过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枪支使用状态不同，很多人之前没有接触过火器，如果要买的话，我建议他们尽快加强培训枪支使用教程，在短时间内学会如何安全使用枪械。不管如何，对华裔来说，现在是时候拿起枪来保护自己了。

　　观察者网：两个星期之前，特朗普说疫情之下的枪支应该被定义为“生活必需品”， 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正式表态称枪店应该和药店和日用品店归到同一类，可以继续照常营业，这可不可以说是拥枪派和游说集团的一大胜利？

　　3月中旬，美国某枪店前，购枪者排起了长队

　　里顿：把这件事仅仅视为支持枪支一方的游说胜利，就有些狭隘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私有化对公有领域的一种反噬，所以支持枪店正常营业的绝非游说集团，很多普通民众也认为私营枪店应该和药店和日用品店归到同一类的这种理念。

　　尽管如此，有关这种现象的讨论，长期来看依然会深化美国对枪支自由权益边界到底在哪里的讨论。这个行政决定视枪支为“生活必需品”，对广义上的拥枪权利支持者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胜利。

　　观察者网：疫情之下，目前美国的有些州禁止了线下售枪，但依然允许枪店网上销售。网售状态下，卖主如何对买者进行背景调查？

　　里顿：枪支零售商在进行线上售枪时，依然有责任对买家进行背景调查，但私下进行的单线的枪支交易，比如枪支拥有者对二手枪的处理等等则很有可能规避背景调查，而且每个州的规定很不一样，情况比较复杂。

　　奥巴马时代，有关网上贩售枪支的背景调查问题就被广为诟病，目前对此管理也越来越严格。

　　拉斯维加斯某枪店门前，某美国华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认为美国不同于中国，拥枪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

　　网购枪支并不是刷卡支付，然后“外卖”直接到家这么简单，而是需要通过联邦认证过的合法分销商，也就是持有联邦火器执照（Federal Firearm License，简称FFL）者才能对平民合法出售武器。一般来说，平民都要通过FFL买枪。FFL在枪支交易之前就要进行比较详实的背景调查，还要收取25-50美元不等的调查费用。

　　观察者网：枪支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关系如何？如果枪店缺货，可以从军火制造商那里直接拿货吗？

　　里顿：是的，零售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进货或者预定某些型号的枪支，前提是零售商已经拿到了美国联邦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

　　观察者网：您在接受一些美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疫情之下的民众不安全感，刺激了枪支贩售的火爆。大家觉得情况不好，社会秩序会崩塌，警察无法再保护自己，于是只能持枪自卫。这一套行为逻辑，可否可以说美国的社会文明比较脆弱？最终来看，枪支未必是提升自我安全感的最好方式？

　　里顿：我不能完全确定我理解了你这个问题。没有人强制任何人去购枪，这是个人选择。极少数情况下，当社会秩序失效的时候，人们确实需要强制自卫，但是如果要下一个论断，评估美国社会是否很“脆弱”，这个需要很多社会学的研究，找一个共通的基准线和理性的维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进行比较，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宏大的工程。你有你的想法，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议题，还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

　　观察者网：中国是一个严格控制枪支管理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反对拥枪私有化，您刚才提到，在美国拥枪绝不仅仅是个政治议题，还是个文化现象，可否再展开谈谈？

　　里顿：是的。提到美国的枪支管理，就不得不提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美国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奴隶制，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但尽管如此，美国有一个现象很独特，就是基本上不曾有过一个过于强大的集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伤害（这一点，你可以参照一下欧洲、亚洲和非洲）。从美国建国之初，宪法的行文规范就一直很警惕出现独裁和集权的情况，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最核心的政治文化。

　　所以，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手上拿的那支枪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即美国民众无法容忍一个独裁者的出现。当然，对很多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人来说，他们也非常反对“拥枪就一定能代表个人自由”这个理念，而且他们还极力反对枪支贩卖自由和私有化。但是对于私人拥枪的拥护者来说，这项权利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信仰。

　　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社会秩序崩坏，新奥尔良市出现严重骚乱

　　观察者网：美国高层政坛的人事变动也会极大影响枪支贩卖的情况。特朗普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各种权威数据显示枪支的销售数量变低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里顿：现实就是，如果执政团队带有比较强烈的收紧枪支管理的倾向，那么枪支火药之类的就会卖的比较好，因为很多人怕管得紧，反而会加速武器囤货；而特朗普很显然不会收紧枪支管理规则，所以喜欢拥枪的人没有了后顾之忧，枪店在特朗普当政之后，生意反而不怎么好。

　　观察者网：您曾经写过一本书《枪支业诉讼案例》，在书中您提到，饱受枪支暴力困扰的受害者，民事诉讼过程中客观上提高了枪支弹药研发的合理性，让其变得更加安全。您是否觉得，目前市场上贩售的枪支的安全性对首次拥枪者来说已经足够高了？

　　里顿：枪械研发的安全性包括降低偶发因素，比如擦枪走火的概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悲剧，而且还要降低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致死率等等。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你们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拥枪辩论以及相关法条的争论时，不能急于片面化地，漫画式地嘲讽私人拥枪是多么的不合逻辑、疯狂和无知。我们双方都必须承认，中美两国有着迥异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由于理解偏差，双方之前都造成过很多误会，造成了不必要的偏见和冲突。

　　整个三月份，美国卖出了接近200万支枪，稍低于2012年奥巴马连任后的Sandy Hook小学枪击事件时（数据来源：纽约时报）

　　粗浅且浮夸的英语媒体的对华相关报道，会对中国网民产生一些偏差性的解读，也会遮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同样地，如果中文媒体过度简化且缺乏共情地报道美国枪支问题，也会误读美国。所以这篇采访发出来之后，我希望能进一步启迪两国的网民，增进双方的了解，如果效果相反，加深了对方在文化上的刻板印象，那这篇采访就算彻底失败了。

　　今年三月份，里顿先生在杜克大学法学院发表了有关对枪支管控问题的演讲

　　所以我再次恳请中国网友要深度理解美国人对拥枪自由的渴望和呼吁。就我个人来讲，不是个枪支拥有者，不支持也不反对私人有枪，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人员，我的工作旨在厘清美国有关枪支私人存废的文化和法律问题，尽可能阐明这个长期存在且会一直持续下去的火器贩卖辩论，无论对支持禁枪者还是支持拥枪者，他们之间的辩论都在不断推进美国法律法规继续完善。所以希望这次我和观察者网的对话，能对此起到一定作用。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