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9次参与筹备香山论坛，作为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专家，赵小卓经常代表中国军队在国内外媒体上发声，但是他本人的经历却极少见诸媒体。

　　赵小卓（右）

　　赵小卓，1964年出生，1979年入伍。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

　　“我当兵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当时是想当一个飞行员。70年代末是什么情况？人们都吃不饱饭，当飞行员就能吃肉，据说还有配餐，还有水果，简直是天堂般的日子。而且，飞行员在人们眼中是非常神圣的。我们县那年就招了我一个，走的时候，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县委书记还把我抱起来，说，‘我看看这个飞行员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飞行员的选拔培养向来实施全程淘汰。赵小卓入伍第二年，就因身体原因离开航校，被分配到西藏。他边工作边学习，通过自学考取了大专文凭。

　　“那时候学习主要靠自学，尤其是英语学习非常困难。我原来那个单位，八几年的时候订了《中国日报》，放在那个地方没人看，我就每天拿来看。开始看是很难的，因为都是生单词，拿个字典翻过来翻过去，一版能看半天。看了几个月之后就很快了，一版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看完了。”

　　1994年，出于对世界军事的关注，也源于对英语学习的热爱，30岁的赵小卓考上了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思想专业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走上了军事学术之路。

　　“这时候它（英语）就不是一种爱好了，那是具体的工作。每天要读大量的东西，做一个课题要穷尽那里面所有的资料，中文的、外文的，外语就变成一种必需的工具了。”

　　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迸发出更大能量。1998年，刚果（金）爆发了非洲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卢旺达等6国卷入其中。2001年，交战各方达成初步停火协议后，联合国从世界各国征召军事观察员，中国派出10名军人参加。赵小卓成为第一批联合国派驻刚果（金）的军事观察员。

　　赵小卓在刚果（金）担任联合国观察员

　　“10个人分散在不同地方，每天跟联合国报告情况。我们是中立方，看到什么报什么。我们所在的中间停火带有很多地雷，埋地雷的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埋的。只要我们开出一条道，之后你就沿着那条道走。经常有人死，观察员死过，当地老百姓死得更多。很多次，要么我们去核查的时候，要么是在营地里边待着的时候，当地老百姓过来报告，哪个地方有人被炸死。我们要去查看现场，还要拍照，看完之后回来，我们要给联合国写报告，把这个情况报上去。”

　　赵小卓说，那时真正让他感到后怕的不是地雷，而是疾病。

　　“有天早晨醒来之后就觉得有点冷，老觉得有风从我后背吹过来。我就把我的毛巾被全部都裹上，把衣服能裹的全裹上，还是冷，摸了一根温度计量了一下，拿出来一看39.5℃。当时心里边开始有点慌了。到了医院之后，大家一说疟疾，就开始住院。于是我就吃药，吃了那个药之后，每天生不如死，睡不着、吃不下，特别难受。前前后后两三个星期，我才慢慢恢复。”

　　赵小卓在刚果（金）担任联合国观察员

　　2001年，911事件爆发，正在刚果（金）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赵小卓，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9·11当天我在非洲，在联合国维和，做刚果（金）的观察员。一个外军的观察员，他自己架了一口锅，装了一个电视，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这个电视画面。当时，我脑子里边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美国的历史，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再没有过大的战争，150年之后突然有了这么一起事件，这个事情对美国的震动会非常大。果然，后来就有了阿富汗战争。”

　　非洲维和经历，让研究外国军事思想的赵小卓对外军有了更多感性认识。回国之后，阿富汗战争余波未尽，第二年美国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赵小卓跟踪研究了这些热点事件，编著了《伊拉克战争研究》等学术专著。

　　2010年底，已经晋升大校军衔的赵小卓得到了赴澳大利亚国防大学战略班进修的机会。这是为澳大利亚培养将军的课程，全班42名军官一半来自澳方，其余21名来自16个国家，赵小卓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

　　如果说在非洲赵小卓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战争与疾病，那么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我在澳大利亚待了一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我们上了整整一年课，无论上什么课中国基本都要被提到。台湾问题要讲，南海问题要讲，讲日本的时候要讲中日关系，讲美国的时候也要讲中美关系、中印关系等等。总而言之，中国是那个“房间里的大象”，不断地被提及。只要是涉及中国的，本能确定你是有问题的，再开始给你慢慢地找证据、找理由。因为讲中国比较多，他又经常有偏见，如果我不主动站起来，有人就会说，这个地方有中国军队的一个大校，让这个大校来回答一下。你就必须得站起来，给他点评，你刚才讲的哪不对，为什么不对。”

　　在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学习的一年间，赵小卓几乎每天都在回应来自其它国家对中国的质疑。毕业时，校长评价他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

　　“我回来时的评价是校长给我写的，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大使，英文用的ambassador这个词，就是‘做一些工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从澳大利亚回国第二年开始，也就是2012年，赵小卓每年都作为军队代表团专家组成员参加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2014年10月，他还作为军队代表团成员赴美国五角大楼参加“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谈判。

　　“在那个班上待了一年，再参加任何国际会议，再讨论任何敏感问题，第一，你心里边一点都不怵；第二，你也不觉得那个东西多敏感，因为后来的很多问题都是过去那些问题的重复、发展和衍生。”

　　2006年，第一届香山论坛在北京举办，赵小卓开始把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逐渐用在参与和筹备香山论坛的工作上。2014年，香山论坛从传统的“二轨”升级到“一轨半”，由学者对话机制升级到了官方与学者共同对话的机制。2018年开始，赵小卓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我每一届都参与了，角色不一样。有时候我是作为会议代表，有时候是作为工作人员，现在我是负责筹划、组织工作。我有很多经历，比如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经历，参加若干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经历，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经历等等，这些对我怎么办好香山论坛有不少帮助。”

　　赵小卓参加第8届北京香山论坛

　　如今，香山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安全与防务对话平台。谈及多年来研究国际防务关系的感悟，赵小卓说，最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

　　“我讲中国的军事透明度，放了两张图。我说你看一下中国的房子，看一下西方的房子。西方的房子有一个特点，它基本没有围墙。我说你看中国的房子，我就把四合院拿出来了，主人一般是住在最后边的，而且中国的房子还有个照壁，你必须绕过这堵墙才能进到院子里。这个透明度背后有个问题是‘文化’。讲完之后，他们听懂了，好几个人都上来跟我握手，说你把东方的东西讲出来了。所以，关键是我们这个道理是不是都讲到了，让他切切实实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