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有这样一个兵种，他们的职责不是杀敌，而是救人。“卫生员！”只要听到这三个字，不论冒着多么密集的炮火与子弹，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到受伤的战友身边为他们治疗。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卫生员老战士赵增江说：“我们卫生员很少摸枪。从另一个角度看，急救包、夹板、绷带这些东西就是我的‘武器’。”

▲赵增江参加完抗美援朝战争后回国留影（受访者供图）

　　参军第一战冻坏一只脚

　　1948年，年仅18岁的赵增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38军112师335团卫生队担任卫生员。赵增江第一次参加的战役是平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的兵力对天津发起了总攻。

　　“当时天津城的护城河不仅宽而且非常深，我们部队很长时间没攻进去。最后想了个办法：把坦克开到水底后，上面再加一辆坦克，战士们脚下踩着两辆坦克，手上托着木板当桥。”赵增江回忆，由于刚参军没有经验，过桥时自己的鞋袜都湿透了也没去处理。

　　“入九的天气很冷，当时巷战非常激烈，伤员很多。包扎所里忙不过来，一直在抢救伤员。从白天忙到晚上，夜里休息时由于疲劳没注意保护，等发现时左脚的两根脚趾已经发黑，如果不手术，坏死的将会是整只脚。”最后，赵增江左脚的第二、三根脚趾被切除。

　　赵增江在养伤的几个月时间里，部队即将南下。考虑到赵增江的伤还没完全好，组织上让他暂时留在后方。赵增江却等不及了：“我的伤虽然没完全好，走不快，但我保证跟上部队的节奏。”就这样，赵增江随着部队一直南下，来到了广西。赵增江回忆：“后来的渡江战役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通常是没战斗多长时间，就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了。”

　　特制“松叶水”治疗夜盲症

　　1950年10月，38军作为首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赵增江回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服装。”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面对的是装备更精良、气焰嚣张的美军精锐部队，入朝作战注定是一场硬仗。

　　在医疗设备上，美军的士兵都配发止痛用的吗啡，而志愿军战士的急救包里没有药品，只有一些止血带。“当时我们前线卫生队的包扎所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和骨折固定。”赵增江说。

　　志愿军战士们为有利作战，经常选择在夜晚行军。但由于当时战士们的伙食大多是缺乏绿叶蔬菜的压缩饼干和炒面，导致很多战士得了夜盲症。赵增江在行军时得拉着一二十名战士一起走，免得他们走丢。最后没办法，为了能喝到绿色的“蔬菜汁”，在夜晚急行军结束，大部分战士们都休息后，赵增江还要和战士一起去摘松叶、折松枝。“朝鲜漫山遍野的松树，我们卫生员用被单包着摘下来的枝叶，没一会儿就装满了。”赵增江说，战士们喝了这“松叶水”后，夜盲的症状有所减轻。

　　惨烈战场上保持乐观精神

　　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在战场上见证流血和死亡最多的卫生员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更深重。赵增江坦言，第一次见证伤亡的确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冲击。“但是在高强度的战争状态下是不会给我们卫生员太多时间去适应的，即使遇到重伤，也要很快调整好情绪，赶快去给战友处理伤口。”

▲赵增江近照（受访者供图）

　　生理上的创伤由卫生员来医治，心理上的创伤则由战友情来医治。抗美援朝作战时战友们的一次插科打诨让赵增江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都是隐蔽在山洞里，看到侦察敌机慢悠悠地爬升，驾驶舱里的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看到他在那儿洋洋得意地嚼口香糖。当时我的战友就讥笑他：‘这美国空军开着飞机也想下来抓俘虏了？’”赵增江回忆，此言一出，战友们都笑了出来，紧张的气氛瞬间轻松了起来。

　　“就在这么惨烈的战时状态我们战士还能有这么乐观的精神，这乐观精神的背后是靠强大的爱国信念做支撑。”赵增江觉得，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关键。

　　赵增江离休后发挥余热三十年，担任西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他将抗美援朝的战役和自己的经历写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为孩子们讲述保家卫国的历史，先后几百次到学校、社区宣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人物简介]

　　赵增江，1930年出生，辽宁大连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飞虎山战役、第二、第三次战役），历任卫生队卫生员、文化教员；先后获得“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1955年退役后在大连西岗区工作；1990年离休，离休前系大连市西岗区卫生局副局长。

　　原文刊载于《参考消息》10月18日特别报道版，原标题：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老兵访谈录（48） |“急救包就是我的‘武器’”——记志愿军卫生员赵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