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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 散文】铁马英风最堪忆——追忆杨业功将军的军旅往事

【夜读 · 散文】铁马英风最堪忆——追忆杨业功将军的军旅往事
2020年07月02日 20:00 军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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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七月,夏花灿烂。16年前,就是这个季节,我尊敬的老首长、师长和兄长杨业功将军告别战友,英年早逝。16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和我们之间的军中往事,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却时时涌现于心头,让我久久难忘。

  铁马英风最堪忆

  ——追忆杨业功将军的军旅往事(一)

  “搞作战的,要清楚每个阵地的点位”

  1984年在基地机关车队

  1984年2月14日,我与杨业功第一次见面。其时,他39岁,我25岁。他是基地作训处新任职的处长,我是下属支队(相当于旅)作训科刚上岗的参谋。

  我跟着支队参谋长在部队营院门前迎候他。远远就望见疾驶的吉普车,停车就看到捧着地图从副驾驶位跳下的他。简单几句问候和握手后,他就展开1:5万军用地图现地对照、查看起来。他边作业边说:“我们是搞作战的,到哪个地方,都必须先把作战阵地搞清楚”。嗬,这风风火火、认真精细的作风真带劲。

  随后几天,我们陪着他走遍支队所有阵地。

  他不仅将点位都标绘到携带的地图上,还对照部署图,发现和纠正了以往的几个不精准之处。接着,我随他勘选基地导弹训练场。他的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让我进一步领教了“杨处长之严”。

  为追踪一条没有标记的山路,我们逶迤前行,硬是驱车至山路尽头,把它标上了军用地图。高兴之余才发现,车已经没油了。

  为设计训练场观礼台,我们爬上城市的汽车站亭上进行测量、勾画、计算,引来路人疑惑的目光;为找到合格的封闭训练环境,我们逢山沟必钻、遇岔路就进,过筛子般的查遍预定地域,遴选出多个方案。为尽快完成勘察任务,我们早出晚归,带上水壶干粮,每天累得筋疲力竭,收获却总是满满的。

  私下相处时,他亲切、幽默、没有官架子、全无距离感。我们常在静寂无人的山沟里边走边唠家常,周围只能听到两人说话的回响和脚步声;我们常在临时营地畅谈工作,很难分清谁是领导、谁是兵。

  “我们是来工作的,绝不能在发射场上鬼混”

  1984年秋,他来我所在支队代理支队长,率队赴西北高原执行导弹试验发射任务。

  当时的高原已很寒冷,部队驻扎的旧营房四面透风。他不顾生活环境的艰苦,紧紧抓住任务的组织计划和部队的精准操作等关键工作不放,严要求精训练。他要求支队机关与上级机关、研究部门、武器生产厂家加强沟通,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按倒计时筹划、制定留有冗余的工作计划,并亲自参加重点工作的研究和磋商,做到吃透上情,掌握工作总进度。他深入一线,了解掌握部队的素质状况和实际操作能力,并与重要指挥员、关键号手倾心交谈,做到熟悉下情,了然于胸。

  他带头学习导弹技术,从保密室领来全套导弹专业书籍和型号改动资料,将5张大大的控制系统电路原理图挂在办公室兼宿舍里,有空就看看、学学,来人就问问、考考,还作了许多笔记;他坚持跟进导弹各要素工作,掌握发射全过程情况,不懂就虚心求教,下班后还继续探讨,常常与人切磋到深夜。他要求机关的同志都要到一线、到发射场,去摸情况、解难题、搞服务。他每天都要听取大家的汇报,作出点评和提示。

  在一次凛冽寒风中的点名会上,他批评个别机关干部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绝不能在发射场上鬼混!”由此,“鬼混”成为他批评不好好工作现象的常用词。

  试验发射总有风险,确保部队操作不失误是底线。

  他狠抓测试前强化训练、上岗前考核鉴定、测试中的“三岗”分级把关和“双想”(预想、回想)活动,将操作风险控制在最低级。这时候,我是训练计划的制定者、考核鉴定的协调者、责任落实的监督者和“双想”情况的收集者,是他指示要求的具体贯彻者。

  他对技术骨干了解、信任、敢用,勇于为他们承担责任和风险。临近发射前,发射阵地测试设备出现故障,厂家提出要更换器件并由北京发货,但时间己经来不及。这时,操纵员小顾提出了自己修理的建议。杨业功慎重考虑后,说:“行,你大胆干,我当你的靠山。”他来到小顾身旁,稳定他的紧张情绪,陪着他精心操作,终于顺利地排除了故障。

  在难得的近距离学习和跟随中,我开阔了眼界、拓展着思路,学习到他抓关键、抓落实的工作方法和勇于担当、大胆作为的品格与精神。我深深感到,他没把代职当做临时性工作,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导弹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发射结束撤场时,驻地大降温,最低气温降至零下几十度。装载那天,我们携带的车辆装备,除一台牵引车能启动外,都趴窝了。杨支队长看到后立即现场指挥:“快,利用这台牵引车,一拖二、二拖四,把全部车辆都拉起来”。很快,营区内到处响起车辆的轰鸣声。装载前,我在列车平板上施划车辆行进线,那个冷哟,至今令人难忘。

  任务结束返回驻地的第二天,我即接到调往基地作训处的命令。见他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是说知人才能善任吗?我知道你,所以要你来。”哈,他把我私下探讨问题时的“豪放话”当真了。

  “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进步!”

  1985年至1988年,我在杨业功处长的直接领导下,在基地作训处工作了整整4年。

  1986年在基地机关

  初来乍到,看着基地的高参们成了自己的同事,心中感到庆幸,也有些惴惴不安。我能行吗?能赶上他们的工作节奏、达到首长的要求吗?我在自问。杨处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及时地鼓励我,说:“不要怕,本事都是逼出来的。不会的可以学,没做过的要敢于试。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进步!”他既这样要求我,也这样培养我。

  是时,司令部首长正抽调一些有专长的同志,攻关研制发射营指挥训练模拟系统(时称“兵棋”)。我被指定管理这个小组并负责内外联络协调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因为与外人打交道非我所长。但杨处长鼓励我不用害怕,放胆去干,摸索着学。一年间,我先后15次独自或率队赴上海、西安、北京、南京等地,或组织参观学习、或联系找请专家、或洽谈合作业务、或争取研制资金,终于在规定时间内,与研制组一起完成了研制任务并达到设计要求。1986年,该项目在二炮召开的军事训练现场会上演示获得极大成功,后来还被评为军队科技进步奖四等奖,我与研制组的战友们也得到了首长表扬。

  1987年9月荣获第二炮兵优秀论文证书

  杨处长常说,看一个人写的文章,就能了解他的基本素质。他给我工作加码,让我担任二炮《长缨》杂志社驻基地特约通讯员,协助《长缨》在基地组稿并撰写战备、训练方面的文章;他视我若知己,常把自己的文章拿来让我修改,而在看到我写出的满纸修改意见时,又往往露出欣喜与赞叹的神色;他助我倾全力,手把手教我写文章,与我一起趴在招待所的床上炼标题、提观点、找论据,架构提纲、推敲词语;他给我请老师,安排从地方大学中文系学成归来的老参谋与我结成帮学对子,助我打牢文化基础。我就这样被激励着、引领着、推动着,迅速地提升了文化素质。

  1985年底,新上任的基地首长对新年度训练工作有了新设想。而这时,高参们大多下部队任职,我被推上了工作第一线。一天下午4点,杨处长带我去受领任务。首长们提出了新年度训练工作的基本设想与打算,要求立即按此意图,制定新的年度军事工作要点和军事训练计划,并于次日上班时送审。

  这是个不眠之夜。我精细梳理列出要点提纲,之后开始撰写正文主体。凌晨3点前,完成初稿;5点前,修改后誊写成定稿。6点前完成训练计划制定,6点半,将成稿交给杨处长。8点钟,将处长审改后的文件呈报基地首长。中午就得到了反馈:首长很满意,稿子一次通过!

  1986年5月在第二炮兵战备建设现场会与作训处参谋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杨业功,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首战告捷,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从这之后,基地军事训练的主要文电均由我起草,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担当了主力角色。这个阶段,是我军旅生涯中收获最大、素质和能力提高最快的一个阶段。1985年、1986年,我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并被基地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和司令部的优秀共产党员。

  “见荣誉能让,才是有大胸怀”

  1987年底,我第二次随杨处长执行导弹发射任务。

  这是基地前指率某导弹旅新兵训练营及相应保障部分队进行的训练发射。杨处长是基地前指的总协调,我是主力参谋。

  1987年在处长办公室

  训练和作战行动,准备工作很重要,尤其是部队之间,需要周密协调、行动一致。出发前夜,杨处长忽然想到,有个团的主官曾长期从事导弹技术工作,可能对处于洞库存放状态的车辆性能了解不够、困难预想不足。马上让我打电话提醒他:“务必选最好的司机进行车辆准备和驾驶,明晨要尽早出发。”

  但这位团长对我的提醒不以为然,回答说:“没事,他们(指驾车司机和基层干部)都说没问题。”

  杨处长忍不住接过电话对他说:“老X啊,可不能大意呀,一旦你们不能按时到达,将影响整个任务部队的行动啊!”放下电话他对我说:“怎么能只听他们说呢?你团长自己就不去检查判断吗?”

  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团可能会出问题,让我连夜做案头准备,提出一个铁路输送计划的调整备案,并在次日持续关注这个团的行动。果然,该团的车辆在开进途中抛锚了。当这个团到达部队铁路输送集结地时,其它部队的装载早已开始。还好,由于基地首长即时采纳了我们提出的“后队变前队,X团改第三梯队出发”的备用输送方案,才没给整个部队机动造成更大影响。

  这种因一辆车影响一个团的行动,进而影响整个列车梯队和所有任务部队行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基地首长对该团提出严厉批评,并通报所有任务部队。

  训练发射机会难得,既要充分利用难得时机多多摔打部队,又要尽可能集中全力确保导弹发射成功。如何拿捏和把握好这两者的工作关系,始终考验和检验着组织者的智慧和能力。

  大多数时候,基地首长和杨处长都是主训派,想以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强度从严训练部队。这就难免与一些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在理念上发生冲突。

  每当这时,杨处长总是保持冷静,他不着急、不武断,总是耐心地作出解释,基地首长也适时居间调解,我则主要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碰撞和相互磨合,大家的认识终于逐渐趋于一致,工作也顺利了许多。

  1987年11月在导弹发射现场(右一为杨业功)

  实弹发射那天是个阴天,寒风凛冽、阴云密布。大家为了操作方便都穿得很单薄,但士气旺盛、精神饱满。当导弹扶摇飞升后,发射场上飘起了纷扬的雪花,场面壮美、令人窒息。由于部队的精准操作,这枚导弹打出了少有的高精度,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任务总结时,组织准备为我报请三等功。杨处长会后找到我说:“你能否让一下,把这个名额给X参谋。这样对他好,对你也好。”又说:“见荣誉能让,才是有大胸怀。”是的,对这个问题我想得通、也看得淡。我觉得,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让功了,它更是一次人格的修炼。我愉快地接受了杨处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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