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南极举起五星红旗　

　　2017年12月中旬，笔者从北京出发，在香港与同行者集结，经过约16个小时飞行，在南非开普敦补给一天，再经过5个多小时飞行后，降落在由中国人参与建设的南极狼牙冰面机场上。这也是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降落南极。接着，笔者一行乘运输机抵达营地，简单休整后，在“南极点”上空气候与风向的最佳时间窗口再次启程，经5小时飞行后在南纬83度营地加油补给，再经过近3小时飞行，即总计约35小时、六段航程后，终于抵达地球最南端的“南极点”。作为自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南极科学考察队以来，国内为数不多、曾到达过“南极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笔者沿途就地缘、经济、旅游、产业等领域做了一系列针对性调研，深刻感受到南极洲战略意义之重大，也体会到中国加大南极科考与商务力量投入的迫切性。

　　冒险：我与“史前文明”亲密接触

　　“南极”是地球上第五大洲“南极洲”的简称，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寒冷、最荒凉、最干旱、最孤立的大陆，除少数科考人员季节性地工作逗留外，没有任何常住居民。南极大陆被一片白茫茫的冰川与海洋包围，年平均气温零下25℃，内陆平均气温零下52℃左右，历史上测量到的最低气温曾达零下89.2℃。

　　南极还是地球上风力最大的地区，观测到的最大风速记录是“100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狂风会吸干人体热能，直至死亡。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1960年10月，日本南极“昭和”科考站一名研究人员在走出基地喂狗时，突遇暴风，瞬间失去踪影，7年后其尸体在距站区4公里外被发现。南极许多地方年降水量近乎零，比撒哈拉大沙漠还干燥，是名副其实的“白色荒漠”，紫外线与反射光极其强烈，在户外想睁开眼睛几乎无法不戴墨镜。

　　过去半个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南极国际旅游业逐渐拉开，除了科考人员，近年来抵达南极旅游的人数年均已超3万人，但限于各种条件，大多数抵达南极的人都只是在南极洲海岸线或南极圈之外的南极半岛一带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能够抵达“南极点”的人员约300人，中国人一般不超过50人。有人调侃说，如果将“去南极”比作“去北京”，绝大多数人最多只是到南极“六环外”转一圈就回去了。

作者乘坐运输机DC-3赴南极点的飞行途中持续吸氧写作。　

　　笔者此次体会到了这种“一切听天安排”的行程。大风、冰面、阳光、气温、生态等大自然因素，会随时改变一天的行程。本次笔者参加的南极科考团由海航集团组织，某顶级英国极地公司参与协助安排，团组邀请了企业、宗教、智库、旅游、餐饮界等共22人，但限于运输能力与气候变化，仅有一半人员成功抵达“南极点”。所有人除对南极风光感到震撼外，均感叹行程的不易。

　　在赴“南极点”途中，飞机一路都在离地面仅3000米左右的低空飞行，没有增压设施，大家都觉得呼吸困难，被迫持续吸氧。在南纬83度营地休整的那个晚上，大家只能住简易帐篷，帐篷外温度将近零下30度，帐篷内也只有零下十多度，两个人同用一个帐篷，帐篷内仅有硬板垫与睡袋御寒。身下就是冰面，所有通信与物资都被切断，完全是“史前文明”的感觉。

作者在南纬83度过夜时的帐篷。　

　　即便如此，随行的加拿大助手、在南极工作数年的安东尼笑道：“这已经是五星级豪华行程了，毕竟还有热水，帐篷内有马桶，有经验丰富的数位助手，不需要上百公里的长途步行，有重型羽绒服着装等。”

　　“如果能在国家允许与支持下，运输资源与工具由中国人来主导与建设的话，这段旅程可能会更高效、更舒服”，一位随团的海航高管感叹道。目前，到南极旅游的中国人人数已位居全球前三，但中国却没有南极旅游规则、资源与制度的话语权。中国没有具有南极旅游运营资质的南极游船与空中航线。中国人要到南极，只能靠外国公司。

　　这位高管透露，经过长达十年的调研考察及起降试飞，此次组团代表中国民企决心尝试开创中国旅游在南极的新事业，提升南极游的质量与效率，满足中国人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作者亲历中国商用飞机首次登陆南极，背后是由海航拥有的公务机650。　

　　回看：那场“亡命时间之旅”竞赛

　　笔者亲历这段由中国民企组织的南极商用首航行程，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南极风光，而是对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现状远滞后于中国发展“新时代”的焦虑。

　　如果以1772-1775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借助两艘独桅帆船三次穿过南极圈为人类南极探险的起点，以1984年“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和“J121”号打捞救生船对南极和南大洋进行科考为中国人探索的起点，那么，中国人晚了世界二百多年!如果从1959年12月美英澳等12国签订《南极条约》，中国在1985年10月成为该条约协商国算起，中国人在参与南极国际规则制定上落后了25年。

　　这种滞后，与近代以来中国官方缺乏与民间配合互动，没有敢于对全球未知公域进行全面探索有很大关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教授大卫·戴在其“人类探索南极的代表作”《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一书中，描述了数十位伟大的欧美航海家，全书以他们为民族和国家而奋斗的豪言壮语为标题。这本500多页的巨著，仅有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到中国。

　　该书几乎全篇都在讲各国对南极探险者的支持，以及探险者对国家忠诚与尊严的追求。最令人感叹的是第七章“像绅士那样死去”。20世纪初，“谁最先到达南极点”成了白热化的国际竞争，该章讲述了挪威人阿蒙森与英国人斯科特“为了国家荣誉奋勇向前”的扣人心弦而悲壮的故事。那是在冰天雪地、冰山绵延、每天靠雪橇与狗至少推进30公里还不知道终点确切方向的“亡命时间之旅”。

　　最终的胜利者是阿蒙森，他与同伴找到了“南极点”，用雪杖竖起挪威国旗。一个月后，斯科特才在“南极点”周围看到对手留下的雪橇、雪板的印记。更糟糕的是，他与四个同伴返程穿越极地高原时，坏血病、冻伤、挫败感彻底击垮他们，收集的14公斤岩石样品成了难以承受的回撤之重。大卫·戴用两页篇幅描述斯科特与同伴一个个悲壮地死去。

　　此后，英国以近乎狂热的宗教情结塑造斯科特这样的民族英雄，推动英国人一步步欲将南极锁定在大英帝国版图内的战略。但英国人没有成功，飞机等科技发展使得美国后来居上，也让各国对南极的争夺趋于平等化，最终促成《南极条约》出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是晚了，但根据2017年的《中国的南极事业》政府白皮书，中国已迎头赶上。30多年来，中国开展了33次系统的南极考察活动，测绘和编制覆盖南极近30万平方公里的各类地图400多幅，命名了300多个南极地名，回收陨石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三。2009年1月，随着中国在南极内陆“冰盖之巅”建立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中国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第一方阵”。

　　然而，笔者抵达“南极点”后，还是心情复杂——庞大的“阿蒙森一斯科特”美国科考站建筑群就屹立在“南极点”边上;“南极点”标牌旁竖着美国旗，竟不允许任何人挪动;“南极点”纪念球的周围竖立着12面国旗，象征当年签署《南极条约》的最初12国，里面没有中国国旗。此时，“中国人需要更多挺进南极”的想法在笔者脑海中变得愈加强烈，笔者的同行者同样如此，作为虔诚佛教徒的海航董事长王健在“南极点”情不自禁地许下“世界和平，国家强盛，海航强大”的弘愿。

作者在南极攀登冰川。

　　期待：挺进南极，我们不能再“迟到”

    在笔者看来，南极的潜在重要性被中国人远远低估了。以资源为例，南极洲拥有全球80%的淡水资源，石油、煤、铁蕴藏量都是全球第一。尽管最初探索南极的国家已暂停领土要求，但英、美、澳等国以科考、生态、旅游为名在南极“跑马圈地”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南极周边的智利、阿根廷也在过去30多年多次安排女性国民在南极分娩，制造“南极诞生的本国国民”的既定事实。

    协助笔者此次南极之行的英国极地公司，其老板派粹克是一位探险家，曾在英国政府与各大公司支持下，步行两个多月抵达“南极点”，后来他在南极洲的海岸线边上创立公司，盖起几栋简易房屋，雇用各国探险家，协助全球商务团与旅行者来南极观光调研。类似的极地公司还有几家，是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他们建造可供极地运输机起降的简易飞行跑道，设立可供居住的驻地，还通过商务模式可持续地长期运营。而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设立类似的极地公司。

鸟瞰南极   

　　南极拥有可供食用、高营养的磷虾资源，对这类重要的公共经济利益，中国同样参与不足。据统计，2012年中国磷虾捕捞量仅为挪威的4%、日本的25%。再以旅游为例，目前南极旅游业年产值超过100亿美元，且每年有两位数的高增长，而中国出境消费市场还远远未开发出来，中国旅游资质与能力根本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绝大多数利润被国外公司占有。

    随着国家发展壮大，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断提升，中国人的南极旅游热情与人文关怀一定会不断高涨。通过南极，中国可以进一步关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地缘政治、经济价值、资源开发以及未来中国作为全球强国在南极的应有权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参与不仅将极大提升当下与中国全球地位不匹配的作用和影响力，还将扩大世界各国在南极的代表性，更好地推进南极科考合作、环境保护与相关国际条约的履行。

    毕竟，中国参与南极治理不会重复过往欧美国家的三大谬误。一是不会有无谓杀戮。过去一百多年，欧洲国家对南极洲“原住民”鲸、企鹅等的血腥屠杀，丝毫不亚于当年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二是不会有领土要求，目前仍有多个国家觊觎南极领土。三是环境问题。据科考论证，南极上空出现地球上最大的臭氧层破坏，主要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工业排放积累。

    或许有人会说，根据《南极条约》，不允许商业开发。的确如此，但基于笔者阅读的大量资料，在目前利益导向、技术保障与气候变暖三大背景下，南极开发肯定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的问题。一直以来，参与捕捞、旅游开发最猛烈的，是那些早期签署条约的国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信息化革命的时代机遇，通过架建通信机站、搭建提升旅游者舒适度与安全感的环保简易房屋，为南极提供更优质的运输力与机场跑道，解决优化垃圾处理与生态保护等南极面临的各类问题，再借助G20、“一带一路”、年度南极公约协商机制等国际平台，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好全球治理方案的中国，怎能缺席下一个阶段的南极治理？（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作者所在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国内首家抵南极点调研的新型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