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赵刚

　　《解放军报》12月2日9版刊发署名张兆垠的文章《坚持不懈地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提出解放军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9日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该文作者现为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新颖的思想加上作者的身份，令该文引发广泛关注。

　　备战打赢是军队天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名言，已得到举世认同。军队是战争的主体(或曰主要参与者)，军队的政治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其承担的使命上。

　　对于这一点，张兆垠在文中作了精辟阐述。即：军队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存在，自军队产生以来，战争形态因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作战方式因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更新，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一直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军队建设始终都应围绕提高如何打赢战争这一核心能力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军委曾多次强调，我军首要任务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军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须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建军理念需与时俱进

　　“建什么样的军、怎样建军，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归根结底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决定的。一国的建军理念绝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而是应随着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例如，美国每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以及美军的《作战纲要》等文件中，所勾勒出的美国军事战略演变就体现了此等原则。

　　几十年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历经三次大的调整：

　　第一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军的建设理念定位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第二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随之做出变化，军委依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任务。

　　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新判断，做出了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要求解放军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裁军百万，走上质量建军的轨道。

　　综观中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强盛民族的背后，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强大的军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强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使强军成为必须。为了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必然要加强军队建设。

　　在忧患意识中谋打赢

　　张兆垠的文章发表后，引来国内外、军内外人士的很多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作者的身份、文章发表的时机等。于是，转载、热炒、猜测接踵而至。凡此种种，大多是对该文的误解。

　　作为一名军人，笔者认为，“摒弃和平建军理念”绝不意味着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所谓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理念，指的是应摒弃“和平时期建军，建和平性质军队”的理念，这与我国目前的军事战略是一致的。正如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日前在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就要遵循“后发制人、服从大局、灵活机动、开放合作”的四大原则。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并非“周边无战火，四邻无纷争”的太平盛世，军队建设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强自身实力以确保和平。回想鸦片战争，当时清王朝兵力90万，而英国参战兵力仅数千人，就从广州一直打到天津。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后承平日久，军队既缺乏实战经验，又缺乏严格训练，最终一败涂地，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所以，军队作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坚持突出“战斗队”的核心职能，绝不能偏离“勤备战、谋打赢”这条主线，以强大的实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作者为解放军某部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