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巴基斯坦赋予超7战机正式名字“佩刀”2

　　三方博弈：夹在中美之间的巴基斯坦

　　中国人对于费用的预估超出了巴基斯坦的最初设想，萨利姆回国以后转而向格鲁曼咨询，要求能否就巴基斯坦的要求尽量简化设计试飞方面的费用。格鲁曼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把注意力放到超7项目上来，按照设想是他们主导设计和工程，中国方面只需要提供必要的飞机结构和气动资料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完全重新设计飞机。最简单的方法是将F一20机头直接移植到J-7M机身上，估计只需要3架飞机就能完成试飞，总费用不会超过2.5亿美金。这让我们安心不少，本来选择格鲁曼就是为了借重他们在战斗机上的先进技术和实力，中国人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很大差距。尽管波音公司进度较慢，而且还游移不定，但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和他们打交道。波音公司没有退出竞标，他们提供的商业管理计划比格鲁曼清晰而且详细，项目管理工作显得更为出色。不过，波音给我们的感觉是工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6个月来没有什么实际进展，战斗机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他们长期从事的都是大型轰炸机和攻击机的生产、改装，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和我们高层的关系不如格鲁曼密切，不那么让人放心。因为这个项目他们是没有多少利润可以赚取的，随时都有中途退出的可能，存在很大风险。另外，他们提供的选择太多，明显增加了费用和研制的时间。

　　中国方面再次向我方索要F404和航电系统的详细资料，他们说这是美国国防部已经许可由设备定购方提供的。但实际上巴基斯坦并没有向这些设备的生产商索要过设计资料，这些东西都委托给格鲁曼处理，他们并没有交给巴基斯坦。相反，他们建议巴基斯坦向中国索要J-7M的全套资料，或者提供一架样机，由格鲁曼来完成总体设计。这个建议更接近我们最初的想法，所以我们答应和中国人谈谈这个问题。格鲁曼开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所需资料清单，涵盖了飞机的方方面面。格鲁曼认为这些资料都是过时飞机的，对格鲁曼也没什么意义，中国方面应该提供。但萨利姆感到这种方式有一定难度，觉得中方可能对此举怀有戒心，因此要求副总参谋长法鲁克一同前往成都，希望凭借部长级会谈，将索要资料的任务从上而下的达成。果然，会议在资料问题上陷入泥潭，中国方面坚持资料是有偿的，不能交付给我们，特别是美国多次推诿中国所需资料的前提下，中国人说不希望自己参与了计划以后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了设置障碍，他们为图纸开出了120万美金的价格，这让我方措手不及。显然在最终的风险评估和工作分配以及研制预算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是没有打算为任何东西付钱的，空军也没有这一笔预算。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中国人感到被欺骗了，所以态度很严厉，僵持了2天，会议没有任何结果。我们飞到北京寻求更高层的帮助，中国高层没有坚持付费的说法，但是要求资料的平等交换，即中国人付出一部分设计资料，美国方面应该交付同等含量的设计资料给中方。超7的所有设计应该在巴、美、中三方完全透明化，不能由美方撇开中方单干，或者是无力的单向透明，这个问题必须要等到巴美中三方会议时才能解决。中国坚持要得到美国方面的正式承诺，此外，中方要求在下一次会谈时必须明确谁该为中方的工作支付报酬、怎么付和付多少。经过5天谈判，几乎所有的目的都没有达到，最后只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可行性研究由三方共同完成，巴方必须为中方支付一部分先期工作的费用，并且日后量产以后的飞机机体必须是巴方向中国订购，并直接支付费用。

　　1986年6月，美国和中国正式宣布开始“和平典范”计划，格鲁曼作为主承包商负责改进52架J培B战斗机。这意味着美国国防部批准了那些敏感设备对中国的出口权限。到了7月，波音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计划以外，空军参谋长贾玛尔上将对中国和美国的谈话中都明确确认由格鲁曼

　　作为美方合作者，但这并不是正式宣布。中国人在不满意格鲁曼对资料不平等态度的情况下，和波音加紧了合作，意图压制格鲁曼，他们甚至有单干的倾向。很早中国人就向我们表示了他们有一种推力达到7000公斤的涡喷

发动机，它是由WP一13F发展而来的改进型号，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在J-7M的机体上，甚至不需要特别的改装。另外，他们向罗罗公司索要了RBl99发动机的资料，认为必要时可以用它作为备用，以免引进计划失败。雷达和航电方面，英国是J-7M的合作国，他们设计了一种更新的SSR“超级空中徘徊者”雷达，完全可以取代美国雷达。之所以他们能够迁就巴基斯坦，完全是希望由我们出资来走完这一段风险最大的路，同时希望获得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欧洲的设备性能上总之还是有差距的。

　　中国人的急躁态度让他们急于看到事情的进展，我们则一切都望着美国，因为离开了格鲁曼，军事援助的渠道很有可能就会消失，这样即便计划进行下去也没有意义了。负责“佩刀”2项目的中航技总裁李国民先生于7月21日来到伊斯兰堡，空军副参谋长法鲁克会见了他们。李带来中国和波音研究的成果，征询我方是否能够吸纳波音进入改进计划。法鲁克立刻回绝了这个要求，并声明由格鲁曼公司合作是一早就制定下来的计划，也向政府递交了申请，并且费用已经得到批准。如果波音进入则必须要重新提出申请，这是不可接受的。除非波音能提出特别优秀的方案，也只能在国务秘书的许可下让他们承担可行性研究。并且巴方已经准备在8月14日前后宣布谁是最终的承包商了，现在再来提出与波音合作并不合适。况且波音的方案基本没有提及新鲜的东西，仍然是老一套，模糊的地方依然模糊，进度也远远落后。中国人听了法鲁克的意见以后，继续拜访了国务秘书和副总参谋长。在得到巴基斯坦官方一致的承诺后满意地离开，他们实际上只是打算敦促我们尽快落实工作，并不太在乎波音是否能参加进来。

　　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招标结果，中航技和格鲁曼分别在列。8月17日，我们奉命前往北京，签署中巴合作双边协议，协议明确了中巴间的合作关系。8月19日，格鲁曼在总裁的带领下也抵达北京，展开第一次正式的三方会谈。这一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协调三方工作关系，既要让格鲁曼明确设计上的领导地位，又要满足中国人在机体改进上的主导地位。不过，会议的激烈程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格鲁曼带来了他们的2个设计草案，但是遭遇到中国方面的激烈批评：第一个方案，格鲁曼提出将F一20的前机身和J-7M结合，两侧进气道在座舱后，贴合米格一21原来进气通道的位置。中国方面以全尺寸J-7CP的金属模型为资料，明确指出F一20和J一7两者完全没有对接的可能性，改进机头的工作中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不需要再为此耗费无谓的精力。美国人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让双方激烈辩论了几十个小时。最后勉强同意中国方面对前机身设计方案，但提出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另一个方案有气动上的变化，在机尖增加了“响尾蛇”导弹发射架，翼根向前伸出一块，延伸到改进后的进气口侧，形成一个后掠角为70。的小边条。中国人认为J-7M机翼根梢比很大，加上采用了相对厚度很薄的高速翼型，在那么小的弦长尖端增加挂架，恐怕机翼外段的强度无法支撑。这些意见最后都被双方纪录并确认，同时中国也提供了他们的设计，当然还是基于J-7CP，自然也受到美方的批评。格鲁曼的设计师认为这样的改进幅度太小，根本无法达到巴基斯坦设计要求，特别是气动布局，如果不改变机翼设计，即便是发动机变得更强劲飞行性能将不可能有多大的变化。经过激烈讨论，三方达成协议，需要对气动布局做一定的修改。中国需要派遣设计师和工程师前往纽约长岛的格鲁曼总部，由双方共同展开新布局的设计。三方协议最大的基础，是认可了巴基斯坦将研制经费限制在2.5亿美金以内，中国也接受了美国人提出制造3架样机来完成所有的试验计划。剩下的一些细节问题各自提出解决报告，留待下一次三方会谈时解决。

　　这次会谈基本确定了超7计划需要耗时6年，第一架原型机将会在1991年开始试飞，需要3架样机，设计工作将分两个部分进行，由格鲁曼公司负责总体设计，成都飞机公司承担大约85%的机体结构设计，飞机结构、材料和J-7M相比将有超过70%上以上的不同，气动布局需要较大变化，并等待中国风洞试验完成和格鲁曼的总体设计确定方向，计划研制总共将耗费2.5亿美金。

　　1987年2月，巴基斯坦空军为超7战斗机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佩刀”2。这是巴基斯坦空军确认装备这种飞机的一个正式态度，此后在对外宣传中都统一使用“佩刀”2的称谓。不过，由于超7的名字和宣传做得较早，中国和美国人还是习惯用超7来称呼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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