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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这位皇帝曾曾中原霸主 三年后众叛亲离被杀

五代时期这位皇帝曾曾中原霸主 三年后众叛亲离被杀
2018年07月03日 17:24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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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势力:残唐五代时,河东节度使辖地包括太原府及其周边军州,是当时最为兵强马壮的藩镇。因此,在时局动荡时,河东节度使的向背,往往会影响位于开封的中央政权稳定。中央和河东地方的角力,贯穿整个五代时期。

  如果要列举前期英明,后期糊涂或前半生与后半生反差特别大的历史人物,后唐庄宗李存勖肯定会位列其中。

  唐李克用立像,故宫南熏殿旧藏

  他在24岁的时候继承父亲李克用的晋王与河东节度使,之后于三垂岗、柏乡连败曾一直压制其父亲的世仇朱温,让后者发出“生子当如李亚子”的感慨与哀号。

  他骁勇善战,长于谋略。成为晋王后的15年时间里,他南击后梁、北却契丹、东取河北、西并河中。同光元年(923)四月,他在魏州称帝,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同年十二月,他突袭汴梁城,灭亡后梁,尽取河南、山东等地,定都于洛阳,终结了长达数十年的梁晋争霸混战,成为五代十国初期的中原霸主。

  然而,仅仅3年后,这个本可提前结束五代军阀混战的皇帝,却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并于同光四年(926)四月死于“兴教门之变”,时年43岁。

  唐代骑兵。1。未披甲的弓骑兵;2。披甲骑兵

  “兴教门之变”的缘起还要从后唐灭蜀开始说起。同光三年(925),李存勖在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的建议下出兵征讨蜀地。前蜀军队在后唐攻势下不堪一击,不过70日前蜀政权便告覆灭。就此,后唐政权得凤翔、汉中及两川之地,领土达到极盛。可谓东接大海,西括陇右,北靠长城,南至岭南。

  可是,正所谓盛极而衰,后唐灭蜀的辉煌胜利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统治危机。

  首先,参与伐蜀的郭崇韬因宦官向延嗣、李从袭的谗言,被李存勖疑有异心,最终被刘皇后遣李继岌诛杀。在郭崇韬被杀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随后赶赴成都接管了军务,稳定了局势。

  其后,大将朱友谦又被诬与郭崇韬合谋造反,其全家遭到唐庄宗的诛戮。随朱友谦归降的河中兵听闻朱友谦受诛,立刻哗变。尽管其后河中兵哗变被迅速镇压,但后唐无疑在主力在外的情况下出现了军事力量的损耗。

  结果,在同光四年(926)二月,于后梁末期时转投晋军的魏博牙兵在贝州掀起了叛乱。当时,其戍期已满,即将返镇。李存勖恐因邺都空虚而被魏博牙兵乘虚而入,所以拒绝其返镇,结果引起了魏博牙兵的反叛。之后,邢州、沧州也相继发生兵变,河北大乱。而庄宗遣派大将李嗣源率一支亲军(号“从马直”)前往平叛。结果,当李嗣源兵至邺都时,城外的平叛军也发生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叛军联合。之后,李嗣源也加入叛军,并抢占了汴梁城。

  四月,在洛阳的李存勖决定亲征平叛,结果指挥使郭从谦也发动叛乱,火烧兴教门,李存勖在带亲兵攻击叛军时,身中流矢,死于绛霄殿,史称“兴教门之变”。根据记载,李存勖死后,“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廓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

  一个曾威震中原的马上皇帝,最后死的如此凄凉,自然引起了后世诸多的感慨与思考。宋代的欧阳修就专门为此撰写了《伶官传序》:“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旧五代史》也批评李存勖,“忘栉沐之艰难,徇色禽之荒乐”,“伶人乱政、靳吝货财、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

  显然,欧阳修等古代知识分子将李存勖当成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反面典型了。

  后唐庄宗李存勖像,故宫南熏殿旧藏

  后世也为李存勖总结了多条败亡的因素:

  比如居功自傲。

  李存勖灭梁后,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曾亲自到洛阳朝觐。他返回荆南后,对麾下将佐说道:“新朝百战方得河南,乃对功臣举手去,‘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高季兴认为李存勖会跟部下离心离德,自己也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再比如纵容皇后干政,宠信宦官伶人,甚至被伶人打耳光都不生气。他还让宦官、伶人奉命各地挑选美女充实后宫,曾一次性掠走青年妇女3000人,连魏博兵士的家属也难以幸免。

  当然,还有“昏君”必备属性:猜忌排挤功臣,如猜忌李嗣源、冤杀郭崇韬、朱友谦。

  这些原因罗列下来,看起来李存勖真的是活该败亡。

  但现代历史研究者,却通过对史料的再分析,得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李存勖快速败亡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快速败亡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削藩,而被以河东沙陀军事集团为代表的藩镇势力所抛弃!

  其实,李存勖在灭掉后梁后,就开始着手对地方藩镇进行限制和削弱了。

  比如宠信宦官伶人,其实是让依附于皇权的宦官与伶人去藩镇给节度使当监军,参与军政决策,削弱节度使权力。

  同时,李存勖还加强了租庸使(负责财务)的权力,让他们在藩镇绕过节度使执行公务。“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贴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

  而根据朱玉龙先生的《五代十国方镇年表》考证,后唐庄宗朝的37个藩镇中,除去定州、延州、夏州、凤翔、泾州、灵州六个世袭藩镇,鄜州有三年为高万兴所控制外,四年共150人次任节度使。其中,大部分职位皆被李存勖亲从及所接纳的后梁节度使与降将占据。河东沙陀军事集团除李存勖亲属与亲信外,仅有18人次出任过节度使。显然,李存勖刻意想压制河东沙陀军事集团,以免其尾大不掉。而这些行为在史书里则更多被记载为猜忌和排挤功臣。

  结果,河东沙陀军事集团选择了新的代理人李嗣源,而抛弃了李存勖。《论后唐庄宗明宗嬗代事》一文就认为,这才是李存勖快速败亡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李嗣源的被猜忌,郭崇韬、朱友谦的被诛杀,未必如史书所记载的那么无辜。甚至有人认为,后唐攻灭前蜀的军事行为,其实也是河东沙陀军事集团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按史书记载,当叛乱发生时,李存勖的长子李继岌曾想率领驻扎在蜀地的后唐军队回援,结果因为路途遥远和遭遇阻隔,而没有及时赶到。

  总体来看,李存勖败亡的根本原因还是被河东沙陀军事集团所抛弃。而从之后的历史看来,河东沙陀军事集团确实有着这样的能量与力度。因为除李存勖之外的其他河东节度使,比如孟知祥(建立后蜀)、李从厚(即后唐皇帝位)、石敬瑭(建立后晋)、石重贵(继后晋皇帝位)、刘知远(建立后汉)、刘崇(即刘旻,建立北汉),往往也会成为五代时期的新皇帝。这也使得五代乱世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被称为“沙陀三朝”。

  简单说,在五代乱世里有这样一个现象,谁得到了河东沙陀军事集团的支持,谁就能成为中原的霸主,甚至新的皇帝。这一现象也被史学家们总结为“河东现象”。(作者署名: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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