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阿拉伯之春”十年,欧洲终被反噬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如果不特意提醒,恐怕很多人都忘了今年是“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十周年纪念。
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前,我来到埃及,正值示威者终结穆巴拉克统治后的全民亢奋期,政治运动此起彼伏,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见证历史。2013年末,我离开埃及来到德国。当时,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已被军方领导的“二次革命”赶下台数月有余,西方世界普遍将这场大众广泛支持的“政变”看做“阿拉伯之春”在埃及、乃至整个地区的终结。
(图源:路透社)
此后数年间,我几乎每年都来埃及看一看,感觉在塞西这位新一代强人总统的领导下,埃及国内秩序趋稳,民心思定,经济虽看不到大的希望,但至少有局部改善。去年夏天和今年年初,穆尔西和穆巴拉克相继逝世,走在车水马龙的开罗街道上,也觉察不到社会情绪有丝毫波澜。
2014年我在柏林安顿下来不久,偷渡入欧的中东、非洲、阿富汗和巴尔干难民激增。“阿拉伯之春”导致利比亚内战,从非洲经地中海进入南欧的门户就此大开。同时,叙利亚从2011年开始陷入长期动荡,大批国民被迫逃往土耳其、黎巴嫩等邻国。后者和一些北非国家利用难民潮作为筹码同欧盟讨价还价,一言不合便以放松边检、甚至“门户开放”相威胁。而这又鼓舞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偷渡者和整条地下产业链的发展。2015年4月,五艘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没,导致一千多人丧生,国际舆论哗然。
(图源:新华网)
西欧诸国并非不知晓难民问题的利害。早在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的示威活动爆发伊始,意大利和希腊就对北非局势动荡和非法移民入欧发出过警告。但主导欧洲政治的英法德三国,或是出于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狂热心理,或是试图借政权更迭扩展自身势力范围,最终将安全和稳定利益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致罗马方面一度公然质疑英法煽动利比亚内战居心何在。
难民危机爆发后,意大利和希腊自知财力不济,且认为欧洲大国理亏,索性放宽管制,任由偷渡者入境——反正后者也不想在南欧停留,而要北上到更富裕的国家定居。
如果说2011到2013年是欧洲列强赤膊上阵,干涉、改造阿拉伯世界的三年,进入2015年以后,“阿拉伯之春”对欧洲的反作用力日益凸显。难民危机对欧洲影响深远,其反噬效果不仅局限于我们已熟知的社会治安和民族认同领域,更是加速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和反思。
以接受难民申请最多的德国为例,面对偷渡大军压境,默克尔和德国政客并非出于慈悲心发作才对大量非法移民给予庇护,而是为了保住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民意支持率,为主流舆论马首是瞻。危机爆发之初,德国民众圣母心爆表,纷纷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各路官员和主流媒体因此随波逐流,生怕因悖逆民意而失去选民支持。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非法移民入境数居高不下,财政负担、族群矛盾和安全隐患凸显,社会舆论转而批评默克尔当初行事武断,考虑不周。于是政府又开始调转风向,党派、官员之间借难民危机处理不当相互攻讦,不惜夸大移民入境的危害性,为社会上蔓延的恐慌、排外情绪火上浇油。
(图源:新华网)
难民涌入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助推了英国脱欧公投,加速了极右翼势力在全欧崛起。2015年以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日渐盛行,到特朗普上台达到高峰。奉行中间路线的主流党派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冲击,这是它们当初做出接纳难民决策时始料未及的。
伴随这些问题应运而生的,是一些人对体制运行的质疑和思考。民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像难民危机所展示的那样,各路政客为了保住选票,讨好民意,放弃理性思考和担当吗?过去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认为有了民意制衡,政府就会少犯错,然而民粹主义泛滥下的主流舆论就一定能代表公众的最大和长远利益吗?如果政府的决策过程更像随波逐流,甚至是哗众取宠,又比非西方国家优越在哪呢?
特别是进入社交媒体时代,自缚于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如何才能投入理性辩论,听进不同的声音?——支持难民入境的人一上来就把反对者叫做新纳粹,反对的人把支持者视为叛国的祸害。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获得了充分的言论自由,但失去交流和理解意愿的各说各话、相互攻击,其价值何在?
由“阿拉伯之春”导致的难民问题及其后续演变,暴露出欧洲政治和社会内部的诸多问题,也增加了人们对民主制度前途的担忧。遗憾的是,在这种忧虑情绪支配下,对具体事务的讨论却被进一步政治化:面对内部危机和外来竞争,主流精英太希望展示西方民主的普适和优越性了,以至于如今,许多问题都被生硬地套进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分框架下去审视和评判。
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欧洲主流媒体和政客迫不及待地将其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入春以来,病毒在全球扩散,他们又强调千万不能学习中国经验,否则就是西方民主向东方“专制”叩头。
在这种上纲上线的舆论氛围中,戴口罩竟也一度成为政治站队的象征,搞得防疫专家们面对媒体镜头竟顾左右而言他,迟迟不肯承认口罩有助于阻断病毒传播。当前欧美疫情每况愈下,媒体和政客们又加大力度宣扬“台湾抗疫模式”的成功,以证明民主自由和疫情防控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图源:BBC)
过去,我们常用政治僵化一词来形容苏联。今天发生在西欧舆论场上的种种怪现象是不是也可以被看作思维僵化的表现呢?尽管“阿拉伯之春”为欧洲带来多重负面经验和反噬效力,但依照当下的情形来看,似乎还是客观反思不足,主观强化有余。
我相信如果类似2010年末的情形在今天重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依然会前赴后继地投身外部干涉与制度输出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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