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在本文开头我个人先要严肃地说明，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要回答“二阶俊博（为行文方便，本文涉及人名均略去敬称）是何许人”这个问题。这种评价是需要有亲近接触的人去做的，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远非我一个依赖公开资料的（自认为还）年轻的研究者所能为。个人感情上认为，给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贴一个情感化的标签是不太礼貌的，哪怕是一个高度正面意义的标签（比如“平民首相”这种）。所以本文只是尝试粗浅地通过梳理公开资料，来勾勒一个看似“传统型”的日本政治家的小像，观看其中的“典型性”和“独特性”，以及这样的“传统”对当代日本的意义。

　　换句话说，这会是一篇枯燥的文章，一个感叹号都不会有。

　　当然，二阶俊博为我国公众所知，应该大多因为他有比较突出的“亲华”色彩。比如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展现过积极的合作态度，比如在新冠疫情初期对中国表达善意，比如担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还曾担任“支援北京奥林匹克议员会”副会长和“日本武术太极拳联盟”会长，参与“日中绿化推进议员联盟”，等等。

　　二阶俊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疫情，就是我们的亲戚生病了。”

　　2020年7月，曾有“冷战思想库”之称的美国保守派智库重镇“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发表题为《中国在日影响力》的报告，将二阶和安倍的内阁官房参议金井尚哉定性为“对中融洽派”。无疑，在当前日本的政治空气中，要坚持对中日合作和东亚合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二阶这样被打上“亲中派”标签的政治家，日常都会受到来自网络右翼的“炎上”——指负面评价的堆积，乃至谩骂和诽谤中伤等——待遇。这种“亲中”姿态除了感情之外，也显著地反映了对日本当前发展道路的又一种分析和认识。这点后文会进一步谈到。

　　从一个公开资料阅读者的角度，个人认为有两点很值得一谈。第一点，二阶俊博目前是自民党史上任期最长的干事长，就职位而言是自民党的二号人物。这还是建立在曾经退（自民）党又复归的基础上，大概就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性格与这个体制的契合。第二点，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二阶俊博是“国土强韧化计划”的坚定支持者，这也是他认为日中可以加强合作的一个关键结合点。换言之，“亲中”与他对日本发展道路的理解相联系。

　　关于第一点，首先看二阶俊博个人的政治经历。生于1939年，也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出生于和歌山县。比安倍晋三大15岁，比菅义伟大9岁。和歌山县地形复杂，渔业、林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经济占比较高，有著名旅游胜地高野山，重要的历史文化演义人物真田幸村曾被流放于此，也有相传为徐福墓之所在。总的来说，就是在日本当代青年眼中，属于“乡下”范畴的地方。

　　这次新冠疫情中，和歌山比较早受到波及，出现院内感染，很多日本人包括中国网络上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觉得这种“乡下”的医疗条件限制，估计要糟。结果和歌山后来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控制效果还不错。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在日本看待政治家的性格和主张时，了解他所处的选区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

　　二阶俊博出生于一个可以称为“乡绅”的家庭，父亲是县议会议员——现任首相菅义伟的父亲也是县议会议员——母亲是当时非常罕见的女性医生。从中央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担任国会议员远藤三郎（曾任建设大臣）的秘书而进入政界。1975年开始连续两届当选和歌山县议员。1983年在自民党主流的田中派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持续至今。

　　1991年，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格局剧烈动荡、高频度分化重组、高潮迭起的时期，俗称“政界再编期”。这一时期二阶俊博的经历很能够反映这种巨变的复杂性质。1991年到1993年间，由于经济不振，民众对“金权政治”、“秘密政治”的负面情绪大爆发，连续执政38年的自民党失去政权，众多自民党议员退党。二阶也和当时被视为“革新派”明星的小泽一郎等人退党结成新生党。

　　而后在新党领袖细川护熙组织的“非自民——非共产”8党联合内阁中担任运输政务次官，据说架空了当时社会党出身、没有执政经验的运输大臣，被称为“影子运输大臣”。此后，又历经多次政党的分化重组，先后加入——或参与组织——新进党、自由党、保守党和保守新党。

　　这一时期，二阶俊博实际的工作经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政府职务上，他先后担任过影子内阁的运输•交通大臣和建设•国土大臣，以及小渊惠三内阁与森喜朗内阁的运输大臣兼北海道开发长官。请大家先记住这个经历。

　　另一方面是在管理党务和选举事务上，可谓也非常活跃。1997年追随小泽一郎建立自由党，作为自由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促进了自（民）自（由）公（明）联合政权。2000年4月和野田毅、扇千景等人组成保守党，历任保守党和改组的保守新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和干事长。

　　日本自民党大楼（资料图）

　　从这一段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点，即从自民党退出并不影响很多政治家可以持续当选议员。这正是日本政治传统的一个惯性的体现。即1993年以前，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建立在吸纳代表地方利益的精英的基础上，是一个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集团，有别于西方议会政治下的政党。退党仍能当选，表现出了地方政治关系——地方支持力度和政治家对地方的积极回应——的韧性，这种体制是自民党战后重视稳定和经济的“保守本流”思维存续的重要基础。这个也请大家先记住。

　　2003年，保守新党在众院选举中惨败，被自民党吸收，二阶也复归自民党。而与绝大多数坐冷板凳的“离党回归组”不同，二阶自2004年开始担任自民党总务局长以来，一直受到重用，这是个人在党务和选举活动上的独特才能的体现。接下来做个流水账列举，读者可用心感受。

　　2005年，任自民党总务局长兼众议院邮政民营化法案审议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不仅是让自民党邮政民营化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的重要功臣，在之后的第44回众议院选举中也为自民党的大胜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个功劳，在接下来的小泉改造内阁中被授予经济产业大臣之职。同年9月，出任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2007年开始，担任被称为自民党“党三役”之一的总务会长，并历经当时的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两任总裁。其后的福田和麻生两届内阁期间担任经济产业大臣。2009年出任自民党选举对策局长，同年因为“西松建设”政治献金事件影响而辞职，也与自民党同年的选战失利，民主党执政的大事件错开。2013年，在第二次安倍内阁就任众议院预算委员长，利用自己在朝野诸党中的人脉，在众议院以史上最快速度通过预算案。2014年，再次就任自民党总务会长。

　　2016年起，二阶俊博就任自民党干事长，在历代初任自民党干事长中最为高龄。所谓自民党干事长，是与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以及2006年才升格的选举对策委员长并称的“党四役”之一。主要负责辅佐党总裁、指挥选举活动，以及全面管理党务，同时通过众参两院的议员运营委员会和党内的国会对策委员会，对国会运营和议案审议进行指挥。从职位职权而言，是实质上的自民党第二号人物。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之前，自民党内曾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叫做“总干分离”，是说自民党的总裁和干事长不能出于同一个派系，以使权力平衡，也从侧面反映了干事长的重要意义。在自民党干事长的名簿上，我们能看到田中角荣、桥本龙太郎等众多后来成为首相的人物，其中也包括安倍晋三本人及其外祖父岸信介、父亲安倍晋太郎。

　　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晋三延长总裁任期的修订党章过程，以及连续三次当选党总裁，都离不开二阶的助力。2020年9月8日，二阶俊博打破了由其政治上的老师田中角荣保持的干事长总任期记录（1497天），其后率先支持菅义伟出任自民党新总裁，并在新的人事安排下留任干事长。

　　田中角荣（1918—1993）

　　从这样的党务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尽管自小泉纯一郎时期以来的“国政改革”，对派阀政治传统形成了一定冲击，但日本政治重视在水面下协调的传统惯性仍然坚韧，而这种协调的形成是一个包含利益交换、情感交流、气氛制造、谨慎思量等多种复杂元素交融的复合结构。因此，敏锐的观察、和不同人物都能建立良好关系的性格、灵活的手段，以及构筑共识基础的能力大概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二阶俊博并非大派领袖，他所领导的“二阶派（志帅会）”规模颇小，个人的能力和稳定性就更为重要。

　　有一个关于二阶俊博的逸闻是说他在高中时被推举竞选学生会长，虽然本人毫无干劲，但却压倒性地当选。还有一个掌故是，在担任自由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时，在1999年定期国会期间，与自民党、公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不时见面交流。这种非公开场合私下交流的姿态被媒体讽刺为“谈合三兄弟”（音同日本当年单曲CD销量第一名的大热儿童歌曲《丸子三兄弟》，“谈合”原本指垄断经济卡特尔下的事前商议，后用于批判日本政治过程的不透明）。而二阶立刻反其道而用之，召开了三人公开讨论国政的“团子的会”，既回应了大众舆论，又联络了三党感情，促进了自自公联合政权的形成。这些虽然都是逸闻，但由此或可见一斑。

　　第二点，就是在经济上力主“国土强韧化”路线，是日本政界积极财政思维的代表人物。这其中反映出的是，一方面，前述的二阶俊博在党务上的成就，并不只是限于建构人脉的能力，也在于能够代表一条实在的发展路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二阶的“亲华”情感也是建立在对日中优势互补合作的理性认识基础上。

　　所谓“国土强韧化”，是日本在吸取311地震教训的基础上推行的一项计划。其主旨比较庞大，大致的意思是，指针对日本多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建设和完善有利于事先预防、灾后修复以及复兴的相关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等，并在此为渠道，加强国家和地方的全面建设。2013年12月通过实施《国土强韧化基本法》，内阁亦成立“国土强韧化推进本部”。

　　与安倍经济学试图更多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提升债务和增税等方式来解决通胀问题不同，二阶主张“速度”和“量”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求公共投资流向基础设施和地方建设。“国土强韧化计划”就是这一主张的关键抓手。

　　二阶俊博与安倍晋三（资料图）

　　积极的公共投资体现的是一种似乎较为“传统”的发展思维。如同我们前面说过，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是一个吸纳了各地精英的发展集团，那么能否“合理”和“公正”地分配地方利益，是自民党团结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个问题上，田中角荣的风格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田中力主“日本列岛改造”，大力发展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发展路线带来的后果是混合性的。一方面，国家对地方的公共投资大增，地方民众也通过获得高速公路、铁路、桥梁、水坝、通讯和电视台等设施，分享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收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乡差异。这点国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应该能有所感受。但另一方面，“改造”过程的利益分配必然不可能全是透明公开，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产业也由此成为贪腐和寻租的重灾区，也成为后来动摇自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同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带来的征地纠纷、环保等负面问题也是比较深刻的，也成为很多现实向文艺作品创作的源泉。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自民党内所谓“革新派”——如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打击下，前述这种传统的“保守本流”路线有所衰落，后来的政治家都提倡经济结构转型，抛弃旧有的重视“水泥”的发展美学。

　　这种情况下，二阶就表现出看似“传统”的一面。2009年，自民党选战败于民主党。当时力唱“革新”的民主党提出了“从水泥到人”的经济转型口号，而二阶俊博则针锋相对，提出了“水泥由人来守护”的口号。同一时期，自民党内成立国土强韧化综合调查会（国土强韧化推进本部的前身），二阶俊博担任会长。二阶长期致力于为国土强韧化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增加预算，以应对地方设施不断老化的现状。为此也多次与财务省官僚发生冲突，这点日本媒体也多有报道。这样的财政主张，其出发点也必然是多元的，这也是传统型日本政治家的复杂性所在。

　　去年，日本台风“海贝思”肆虐，10列新干线被淹受损。

　　首先，对地方利益需求进行“合理”对待，是自民党执政的传统基础，参政基盘在和歌山“乡下”，又曾师从真正的平民首相田中角荣的二阶俊博追随这样的传统是自然的。其次，如前文提到的，二阶在内阁内多次负责运输、交通、国土等事务，无疑有深入的了解和交往，在理性和感性上自然也偏向于这一领域。最后，应该说传统型的日本政治家在平衡城乡关系和“公平”发展的情感态度上，比新一代的“革新”人物有更强的执着。

　　二阶对积极财政政策和“国土强韧”的重视，应该说也影响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发展上的潜力，对于日本的“国土强韧计划”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中日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合作基础，两国之间应该从“互惠”发展到“共创”关系。这应该也代表了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对东亚经济秩序的思考。

　　早在2005年，二阶俊博担任第三次小泉改造内阁任经济产业大臣，就提出了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东亚版经合组织（OECD）和亚洲人才资金项目组成的“二阶倡议”。尽管CEPEA（“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有与中韩提倡的“东盟+中日韩（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相对抗的意思，但也共同构成了通向当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协议的前置步骤。

　　综合以上这些庞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日本政坛“政治化”的声音更加的高亢鲜明，但从社会稳定和经济理性的角度对中日关系和东亚经济秩序进行思考的行动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媒体和网络上不够突出而已。用比较粗俗的语言打个比方，新冠疫情期间，生活在城市的“网右”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骂各地知事“媚中”，但对很多地方知事而言，物资上的交流互助，以及疫情之后经济与民生发展才是思考双方关系的坚实基础。一些政治家看似“传统”，一些政治家标榜“革新”，但话语上的标签，最终应该还是落脚到实事求是上罢了。

　　p.s。 一下，二阶俊博虽然是“传统”型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传统政治家，在涉及夫妇别姓的问题上，表示的是“一定要说的话是赞成”的态度。同时他也一直积极致力于解决日本对部落民的歧视问题。这其实比一些时髦的“革新”政治家都要革新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