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百年前的中日变革，清朝的同治中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各自国家通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革道路，我甲午惨败即为印证。历史上曾有评述认为此败为李鸿章一人误国所为，然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请政府的决策失误，既与某个决策者的自身分析、判断能力有关，但追根溯源，历史昭示清王朝的落后的战略决策机制才是问题的“要害”。战略决策是军事领域最高层次的决策，关乎军事斗争的成败，甚至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决策机制“弊病”之一：缺乏科学民主

　　据史料显示，危机面前，庞大的大清帝国却将战略决策、外交大权、战略部署、军事部署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交付于年逾七旬的李鸿章一肩独挑，可谓既危险、又缺乏民主。反观日本，早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就颁布了《五条誓文》，要求“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此两点为日本日后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日坚定学习西方模式，逐渐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并于1878年效仿德国进行统帅制度改革，创建了近代国家武装力量的决策部门——参谋本部，也逐步形成了现代战略决策机制。战略决策是对有关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的重大问题所作的决定，现代的战略决策与过去相比，其重大变化在于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活动，是需要借助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从多种可行性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并要求个体决策与集体决策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和多元化日趋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战略决策者不仅自身素质要过硬，具备通观全局、统筹规划、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的决策素质，更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精干、智能、科学的战略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弊病”之二：缺乏战略调控

　　战略决策是国家维护主权和利益意志和决心的集中反映，其正确与否、周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主权利益的得失。1873年，西方著名军事家西里哈的《防海新论》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派往敌对国家海口，封锁其口岸；另一种就是守住本国要塞及重要海港的消极防御。日发动侵华战争野心蓄谋已久，为打败清军，日在甲午战前就已基本确定了海陆兼顾全面进攻的总体战略以及服务于总体战略的海军战略。对此，为有效实施海军进攻战略，日一方面积极加强物质辎重准备，另一方面对舰队的编制体制和海军主要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做出了重大调整。反观大清，在朝鲜作战期间，其战略调控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已大大落后于日本。清廷指出：“大同江为平壤运路，关系要紧，应令海军各舰梭巡固守，偶有倭船前来，即行奋击，不得稍有疏失”(《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但清海军战略思想受以李鸿章为代表个人因素影响，基本属于传统防守战略，简单追求发展军事装备，并过多倚重于外交。尤其是在“和”和“战”问题上，清政府将主观希望寄托在列强通过外交渠道干涉并牵制日本，并非立足于“早打、真打、打打仗”准备，整个清廷的战争动员、后勤装备、兵力部署等战略调控更是杂乱无序，最终自食战败苦果。

　　决策机制“弊病”之三：缺乏坚定信念

　　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政府的决策者自始至终从未释放出敢于“亮剑”和战之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斗志。军队官兵的斗志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见敌即逃，虽有坚船，亦将予敌。遇敌奋击，虽非坚船，亦能自固”，丰岛海战的济远舰即为证明。总的来看，当年清廷的北洋舰队的官兵技战术和斗志丝毫不亚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但差距就在于清廷政府官员们身上缺乏一种日本战略决策者的果敢、坚韧、信念和意志。战争前期，正是鉴于慈禧和李鸿章保守观念，消极应战，积极保船，不仅放弃了黄海制海权，且葬送了整个北洋舰队。1894年9月9日，李曾指出：“海军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消极应战是表面，实质为清政府决策者考虑的不是持久作战问题，而是清王朝被颠覆的危险。战争后期，尽管日本在表明上所向披靡，但实则已至顶峰，受地缘地理和国家战略实力影响，其人力、物力和财力已消耗殆尽，但依然凭借坚定的意志和信念，逼迫清廷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外，从国家意志层面看，甲午战争名义上为中日之战，但实则是由李鸿章控制的北洋军阀派系局部军事力量与日本“现代民族”整个国家之间的军事较量，两者的国家意志和战争信念较量早已在战前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方。

　　甲午战前，在中日两国战略决策的博弈较量中，日本招招在先，积聚了比清王朝更加强大的战争能量和必胜信心，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只是在外交、军事、技术上进行有限的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战略决策机制，尚未完成古代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启示和现实召唤表明，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正确、科学、有效的战略决策以及周密的战略计划和精心的战略运筹，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负，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共同面向未来。(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