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让甲午的悲剧重演

　　——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答本报记者问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5个主要战场有3个在沈阳战区，其中辽东陆战是日军首次大规模入侵我本土，在甲午战争期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辽东陆战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军在战斗力建设上的巨大差距。深入研究甲午战争特别是辽东陆战的教训，对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上将。

　　军不思战、麻痹懈怠 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

　　记者：褚政委您好！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习主席指出：“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发展进程，加深了民族苦难，也激励了民族觉醒。我们要用这段历史警示国人，教育官兵，勿忘国耻。”沈阳军区处在当年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您对于这场战争一定有很多思考。请您跟我们谈谈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褚益民：很多人都在思考当年那场战争。在我看来，甲午战争之败，首先败在军不思战、麻痹懈怠，缺乏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精神支撑。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队的主体实践活动，是军人的天职。分析甲午战争清军的备战情况，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和平积习”充斥着清军上下。

　　不思战，看不到战争危险。30多年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军对国家安全形势产生严重误判。李鸿章本来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1874年就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但随着北洋海军成军，李鸿章开始盲目乐观，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殊不知，强军备战就像龟兔赛跑，我们在进步，敌人也没有睡大觉。日军对这场战争蓄谋已久，先后8次扩充军备，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刺探情报。对这样一个磨刀霍霍的恶邻，清军一些高层却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不务战，不谋打仗的事。多数清军都是操练废弛、精神萎靡，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搞“创收”。平时不想打仗的事，战时就绷不紧打仗这根弦。大连庄河市的花园口地区这样一个海防要地，清军竟没有设防，日军24000多人、2700多匹军马，登陆时间长达14天，驻守辽东半岛的7万多清军没有任何反应。鸭绿江防之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之战，日军在丹东九连城段用了一晚上时间架设浮桥，清军竟毫无察觉，致使日军大部队渡江。

　　不知道为谁而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任何一支军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精神无源、精神无魂，再靠物质激励也无济于事，甚至会起反作用。应当说，清军的生活待遇是比较高的。国家花了大笔银钱养着军队，军队应该更多想的是如何报效，但多数清军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平时为了发财，打起仗来就是为了保命，朝鲜牙山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一些清军望风而逃。保国安民是军队和军人的本分，而清军却不知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战场上各自逃命就不足为奇了。

　　一盘散沙、各自为战 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

　　记者：的确，和平积习下的清军缺乏保国安民的理念，就难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按理说当时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不输于日本，最终却溃不成军。这支军队究竟是怎么了？

　　褚益民：这正是我要说的甲午战败的第二个原因：军队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统一的组织指挥是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发挥军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有力保证。没有统一的号令，再多的军队也是乌合之众。

　　从清军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派系林立，兵为将有。晚清兴办洋务运动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和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海军，曾国荃、左宗棠的湘军，还有八旗兵、绿营兵、练军等，就连李鸿章的淮军也分为毅军、铭军、盛军、庆军等十多种，“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战场上有时不仅坐视不救，反而相互掣肘。海军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相互间没有任何策应，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激战时，其他几个舰队都以没有铁甲舰为借口不肯增援。在他们眼里，小团体的利益总是至高无上，国家和民族大义却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是互不协同，各自为战。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坚如铁，指头再硬也敌不过攥起来的拳头。清军海陆之间、陆陆之间，经常出现孤军奋战的场景。金州与大连湾地理上连为一体，可以说是唇亡齿寒，日军进攻金州前，金州的守将连顺跪下来求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出兵，但赵怀业按兵不动。旅顺要塞花费几千万两白银，经营十几年，号称“东亚第一要塞”，每座炮台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当时驻守在旅顺口的清军达33个营15000多人，有7个统领，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二龙山炮台首先遭到日军一个旅团3000多人攻击情况下，附近的多处炮台既不以火力支援，也不出动兵力策应，20多座炮台一天时间就被日军占领。侵略者的屠刀能够高高举起，正是因为军队打不了仗。

　　作战理念落后、训练水平低下 缺乏应对近代战争的制胜之道

　　记者：除了派系林立、各自为战，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褚益民：是的。这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就是作战理念落后、训练水平低下，缺乏应对近代战争的制胜之道。甲午战争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的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战思想和训练滞后，可以说是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军队。

　　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都是建立在“守”字上。北洋水师被称为山寨版的海军，铁甲舰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移动炮台，海军不过是陆军的海岸警备队，海防建设不过是在海岸线“修长城”。陆军一味龟缩在城池中、工事里，分兵把口、守株待兔。战争法则就是这样，主动出击则处处主动，被动挨打则处处挨打。在整个甲午战场上，清军主动寻找战机的例子少之又少。

　　战法训法普遍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据资料记载，清军同日军交锋，总喜欢打堂堂之阵，进攻时基本上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式战术，在日军步枪阵前损失惨重；防守时只注意正面防御，没有防御纵深，也没有预备队。鸭绿江防之战、田庄台保卫战，日军都是从翼侧率先突破的。在武器的使用上也是如此，清军在射击时从不用跪射、卧射，而且基本不瞄准，子弹多从日军头上飞过。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仅仅靠先进的武器装备是解决不了的。

　　操练演习流于形式。古人讲：“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实，与不练同。”旅顺地区清军虽有15000多人，但其中近万人是几乎未经训练的新兵，还有3000多老兵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北洋舰队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李鸿章要看实弹射击，“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就派人藏在靶船上，专等舰炮一响，便点燃船上的炸药以示命中。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但唯一无法欺骗的是敌人，当由操场走向战场时，“花架子”就会被打出原形。清军5次反攻海城，投入兵力超过6万，而日军仅7800多人，但每次反攻都以失败告终。

　　治军不严、畏战怯战 缺乏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军纪军风

　　记者：“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军队！”光是想象一下，就让人为那样一支军队扼腕叹息。您刚才讲到了清军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这样一支军队，其军纪军风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褚益民：是的。甲午战败的第四个原因正是这支军队治军不严、畏战怯战，缺乏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军纪军风。战场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意志的较量。一支没有严明纪律、英勇精神的军队，未上战场，胜负已决。甲午战争中，日军哪一仗都没有十足的胜算，但清军却常常是一触即溃，充分印证了这一战争铁律。

　　军纪废弛。“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管理松懈，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有的官兵违规违纪，从上到下不是严加惩处，而是层层庇护。纪律松一尺，作风就会散一丈。北洋海军兵勇在舰炮上晾晒衣服，炮筒上一摸一把黑灰。鸭绿江防线失守后，清军逃兵沿途烧杀掠抢，搞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甚至谎报军情这种军之大忌，在清军中也司空见惯。黄海海战，北洋海军损失四艘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上报“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贪腐成风。在清军内部，腐败行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上行下效，毫无顾忌。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用于慈禧修颐和园，导致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许多管带以权谋私，侵吞训练和保养船械等款项，致使战斗技术性能严重受损。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对军队来讲，腐和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旦贪腐成风，就离打败仗不远了。

　　贪生怕死。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在甲午战场上，舍生取义的将士不少，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养兵千日，用时一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许多将领带头逃跑，经常致使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甚至发展到集体投降。平壤战役，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狂奔五百里退过鸭绿江，把堆积如山的枪弹物资留给日军，其中仅粮食一项就足够进攻平壤的14000多名日军吃一个多月。拿破仑有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战斗精神对战争胜负的作用显而易见。战场呼唤军人血性的回归，如果清军多几个左宝贵、邓世昌，少几个叶志超、赵怀业，恐怕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任人唯亲、将帅无能 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

　　记者：军纪松弛，军风不正，凭什么打造一支钢铁部队？您刚才的介绍再一次证明一个道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当时清军中多一些英勇善战的将领，也许甲午之战的结果就会改写？

　　褚益民：可惜历史是没有“也许”的。甲午战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任人唯亲、将帅无能，缺乏有勇有谋、敢战能战的优秀将领。战场本来是造就英雄的舞台，甲午战争却成了清军庸官败将亮丑的“哈哈镜”，集中反映了清军在选将用将、练官练将上的种种弊端。

　　选将不公。特别是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当时李鸿章掌握军政大权，在将领的选拔上重视门生、重用淮军出身和安徽同乡。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打仗打的就是人。如果在选将上搞不正之风，搞小山头，就会严重阻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个问题也为清军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祸根。

　　用将不当。主要是在调兵遣将上缺少章法，没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鸭绿江防之战，李鸿章拆东墙补西墙，把经营旅顺12年、熟悉要塞攻防作战、74岁高龄的旅顺主帅宋庆和所属的毅字军急调到九连城，一方面造成旅顺地区有将无帅、防守空虚，另一方面又导致鸭绿江防两个主帅，加上宋庆仓促上任，一不熟悉部队、二不熟悉地形、三不熟悉敌情，像虎山要塞这么重要的地方才部署了600多人，加上驻在山边的也就不到2000人，使鸭绿江防仅3天就全线失守。做不到量才用将，既误人，又误战，更误国。

　　练将不力。毛泽东说过，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甲午战争的清军参战将领，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但他们更多的是固守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那套做法，对近代战争谋略和技战术的学习却不屑一顾。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就以枪炮操作为例批评说，中国将领对于“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速率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等枪炮的技术性能没有多少人能说得上。在作战中日军经常采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暗度陈仓等计谋，从李鸿章到各级将领多次上当。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善用谋略本是我们的强项，却成了日军的取胜之道，确实需要引起深思。

　　毋忘甲午之耻，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记者：如今，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又笼罩在亚太上空。对此，您有什么想告诉您的官兵的？

　　褚益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会重复规律和教训。今逢甲午，狼烟犹存。我们回望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镜鉴甲午；我们反思甲午，就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不让甲午的悲剧再现。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许多战场遗迹都成了休闲观光的场所。包括日俄战争修建的所谓战绩碑、表忠塔，现在也成了景点，游览的人群熙熙攘攘。有多少人在想这是国耻军耻？侵略者的战绩碑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耻辱碑。现在伤口虽然愈合，但伤痕犹在，当前最需要唤起的就是强烈的耻辱意识，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而后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我们就是要做那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如果还不警醒起来，难保那段屈辱的历史不会重演。

　　沈阳战区镇守东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甲午战争，清军入朝作战一溃千里，国门上几个口子都没守住，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让中华民族背上了从未有过的灾难和奇耻大辱；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气吞山河，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最终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为新中国带来了60多年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是当千古骂名的清军，还是效仿流芳百世的人民志愿军？答案毋庸置疑。能打仗打胜仗，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军队必须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

　　特别是作为高层党委和高级干部，有一些问题要深入思考。第一，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到底强不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有没有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使命任务，有没有看到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潜在威胁，有没有认清我们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第二，战备、训练、保障以及指挥能力与打仗要求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对打什么仗、同谁打仗、怎么打仗心中有没有数，像甲午之前的“和平积习”还有没有，研究的战法训法是不是管用，训风演风考风改得怎么样，一旦有事部队能不能完成好任务？第三，工作重心到底聚焦到打仗上没有？心思精力集中不集中，工作落实到位不到位，能力素质适应不适应，尤其是打仗的导向有没有鲜明确立起来？这些问题，都是各级党委在领导部队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要通过重温甲午历史，反思甲午教训，把昨天的教训变成今天的财富，运用于工作指导，把部队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强军兴军的实践上，凝聚到能打仗打胜仗上，凝聚到履行肩负的神圣使命上，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