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江：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新趋向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的覆亡，政界和社会上嘲弄与攻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不绝于耳。而且，每有引进或仿造西方新事物之举，必有顽固派极力阻挠，乘机扩大事端，成为社会变革的绊脚石。
例如，洋务运动初期，大学士倭仁纠集顽固势力，处处于与洋务派作对，并乘机利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小题大作，极力宣称学习西方的结果必然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上倭仁折》，《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1页)他们排斥一切新事物而梦想恢复昔日闭关自守的局面，成为洋务运动的极大障碍。又如，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由汉口经河南至北京的两条铁路，引起政界一场大争论。顽固派接连上奏极力反对，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有的指斥铁路有“五害”，有的断言铁路有“九不利”，或断言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就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以铁路妨碍民生和厘金收入为理由而反对修筑铁路。然而，虽然每次争论的结果多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也给修筑铁路制造了莫大的障碍和延误时机。
特别是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和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突然袭击而毁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没的悲惨结局，成为守旧势力恣意抨击洋务派的把柄，更加猛烈地攻击洋务派和全然否定洋务运动，甚至幸灾乐祸，把洋务运动一概视为“彻底破产”了。甲午败绩后，“洋务运动破产”之类的论调弥漫朝野。从此，“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论几成“定论”。直到清朝覆亡后，这种论调才淡薄下来。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全面否定洋务运动、进一步地夸大“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等言论，又应时泛起，尽管其出发点与昔日守旧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彻底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并无多少区别。20世纪80年代重评洋务运动，逐渐纠正了此类极端偏面的论点，对洋务运动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仍有必要进一步地解读“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论的实质，探讨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发展趋向等问题。因此，笔者不揣冒昧，仅就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作了什么？战争中被毁了什么？战后洋务运动大发展的铮铮业绩说明了什么？总之，旨在辨明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进而证明：落后学习先进，是历史的必然！善于学习国外之长者，是智慧和能力的升华、国富强兵的资源。
一、甲午战前洋务运动的业绩概览
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已相当可观，其中犹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和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在近30座军工企业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的规模最大，供应全国各地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轮船、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和制造铁甲船，舰船供沿海数省使用。此外，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军工厂。虽然这些大小军工厂存在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经费不足和衙门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毕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为近代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十多年的军民两用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其成效犹为显著。其中，犹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近代化企业的规模最为宏伟，成绩犹佳，不仅收益显著，还同洋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特别是三洋海军的创立，当是中国军事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谓三洋海军是指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1875年(光绪六年)开始创办，1884年初具规模。其中的粤洋海军又称“福建海军”。三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共计22124吨。虽然福建海军建立不久即遭法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但是北洋海军则加速建设，仅在4年之内就从英、德等国购进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共14艘，还用巨款修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官教练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舰队，当时被人视为“世界第四大舰队”。近代化海军及其庞大舰队的建成，当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洋务派还大力制造轮船、修筑铁路等新式交通、创办电报与新式邮政，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为国造就新学和各类技术人才。新知人才的涌现，当时洋务事业的根本。
以上各类洋务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尽管出现不少营私舞弊、糜饷玩公和产品质量差等腐败现象与弊端，但其显著的成绩则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它不仅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外国侵略，还主动地与洋商争夺利权，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大开，并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仅就这些成就即可足以说明：洋务运动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他们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旋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之别”的陈腐教条，发愤图强，以谋求自强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务企业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讯的引进、近代海军的创建、新知人才的培养、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等，充分显示了洋务运动的业绩及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景。
然而，顽固守旧势力睁眼不看事实，却把洋务事业视为祸害国家的巨患，即所谓：“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学士麟书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51页。)他们处处攻击和讥讽洋务事业，宣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学习西方就是“丧失国体”、“以夷变夏”之类的陈词滥调。正如左宗棠所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战争败绩，更成为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及其洋务事业的把柄。甚而对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幸灾乐祸，把洋务事业的部分失败夸大为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任凭顽固势力随心所欲地摆布的。
二、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新发展
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舰队遭到毁灭之外，其它洋务企业不但未遭破坏，还有了较快的发展。甲午战后，社会上要求“设厂自救”的呼声高涨，就连“中外臣工”也纷纷条陈时务，谋求自救之策。光绪皇帝也锐意推行新政，以求富国强兵。其新政的中心内容不外是“修铁路、铸钱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十一日。)这同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宗旨及其内容和路径是一致的。由于外国资本大量入侵中国，洋务企业和民族企业因缺乏资金而热衷于招徕商股，因而形成洋务企业和民族企业并行发展，或互相渗透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举办铁路、轮舶、电报、矿冶等大型企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重点正是集中在筑铁路、开矿藏、发展工商、编练新军和广兴学堂等方面。用时人的说：“目前之急，尚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戊戌变法》第2册，第281页。)这说明，甲午战后洋务运动正向纵深发展，洋务派不但要“强兵”，更要“富国”和造就近代化的各类人才，因此，洋务派把“恤商惠工”和“广兴学堂”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筹饷练兵”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和旗帜，实质上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和路径。直至清朝覆亡，洋务派也不曾放弃这条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富国强兵”和“保国保权”之路。只是在甲午战后，洋务派把“筹饷”的重点用在修铁路、建工厂、开矿产、造机器和“恤商惠工”等方面；把“练兵”的重点放在建立新式陆军及其先进装备方面。因此，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不但没有破产(个别厂矿例外)，还都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北洋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今其制造，略有扩充，制造制铁机、制铜机、火药炮弹、铳炮、铜铁诸器，并铸造银货，其分厂极多……战后颇有扩张，其业之兴盛有可望也”。(《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七日。)南洋最大的军工企业——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进一步扩大规模，分设了江南船坞等十多所新式企业。湖北枪炮厂(即汉阳枪炮厂)扩大其规模，更新机器，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最精的产品 ，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各省建立的兵工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充。这说明，洋务运动的核心“筹饷练兵和制器”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彻底破产”。不仅如此，曾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军偷袭而炸毁的福建船政局，也在甲午战后进行修复(《船政可虑》，《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北洋舰队也着手重建，每年支出180万两，作为订购军舰的经费。
甲午战后，洋务派把编练新式陆军作为洋务事业的“重中之重”。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败北，促使清政府不惜代价而加紧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从1894年冬开始在小站编练，次年改派袁世凯接办，扩大规模，建立各种兵种。署江南总督张之洞亦在江南聘德国教官编练自强军。1902年各省相继编练新军，直到清朝覆亡前夕，全国已编练新军13镇(一说14镇)、18混成协、4标和一个近卫军。新式海军和新式陆军相继建立，及其营制饷章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当是中国军队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也是洋务运动开辟近代“强兵”之路的成功模式。
洋务运动初期举办的民用企业，在甲午战后也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种类繁多，规模较大。其中，湖北机器织布局最有代表性。该局于1896年大力整顿后，“竟赢余十八万金，除以十五万金还清旧债外，仍余三万金”。(《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六日。)不但其产品畅销，还把厂中九名外国技师裁去八名，“所余一人，因开局时一切皆彼经手，其安装机器等细碎情节，尚须随时备顾问，故未撤去，一年之后，可以全用中国人矣”。(同上)该厂整顿成功，使洋务派增强了信心：“人存政举，天下固无不可办之事也”。(同上)在洋务企业带动下，商办企业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发展很快。从1895到1898年间，各省由商股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共80个，其中矿业24个，金属加工1个，纺织44个，其它企业4个。商办厂矿的总数，在甲午战后4年间，比战后增加了一半以上。犹以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中国自办纱厂的纱锭总数，在18999年时已多达336，722万枚。缫丝业在甲午战前只有56家，战后4年之间共增开34家，超过总和的一半以上。商办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很迅速，上海成为轮船运输的中心。此外，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两湖、天津等地也相继发展起来。
